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摘要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几千年文明孕育出来的中国文学更是光彩夺目。

既然选择了古代文学，当有自己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对于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类型，都当有清醒的认识。

回到文学本位，不避冷门或热门，选定适合自己的方法扎实做出有益的研究。

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思考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日新月异，成绩卓著。

新的领域、新的资料、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结论不断出现。

既然选择了古代文学，当有自己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对于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类型，都当有清醒的认识。

回到文学本位，不避冷门或热门，选定适合自己的方法扎实做出有益的研究。

一、研究范围的框定和研究类型之分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几千年文明孕育出来的中国文学更是光彩夺目。

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无论是诗骚、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莫不灿烂夺目。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面对如山的古人著作，今人研究首先当选定范围。

选定范围有必得有些标准。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一、必须是个人兴趣之所在。

倘不是个人兴趣之所在，那么研究起来必是索然无味，硬着头皮做事情那肯定做不出什么好成果。

二、必须是有研究价值。

这个标准看起来是笼统一些。

所谓价值的衡量本身就需要标准。

可能你认为有价值而他人认为没有价值。

个人看来有价值，对当下社会却不一定有价值。

价值又有大有小。

研究某些作品可能有裨益社会的大价值，研究某些作品也可能正符合社会的需要，
这种研究就是把个人研究纳入社会需要之中。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可能对社会没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价值。

但是它对研究者本人来说却是十分有意义的。

可以陶冶身心，培养性情、完善人格。

这样一种研究就可以说是为了个人自适的需要。

这样的研究无疑也是可取的。

第一种研究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

所谓儒家的诗教观在我国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就没有断绝，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类似的观点后世多有提出并且大部分儒家知识分子身体力行。

这样一种观点下看文学最容易把文学当成工具，发展到新中国就出现了文学附属政治、图解政治的现代变种。

这也就走火入魔了。

文学当然有其社会功能，有其政治性的一面，但是完全把文学看做是政治的附庸，抹杀文学的特性，这样的研究只会是走入歧途。

再看以个人自适自足的个人性研究。

清代一些学者在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后，较多的倾心于个人性的研究。

20 世纪初，与梁启超走着不同道路的王国维，就强调“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追求学术的独立品格。

他们潜心学术，不计势利，辛勤耕耘，成绩斐然。

对于这类纯学术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有用与否作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衡量。

哪怕他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相去太远，哪怕他研究的内容过于琐碎，只要他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也应该予以肯定，不应该用一句毫无价值而彻底否定。

因为有的研究的价值不是直接显示而是间接产生的，不是立时见效而是慢慢显现的。

但是，世界上真正不计功利，与世无关而作纯粹个人性研究毕竟是很少的。

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上保持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但陈寅恪说这句话是否就是从纯学术出发？诸如《柳如是别传》之类的著作，是否就是一种纯个人性的学术著作？是否没有寄寓一点对于现实、对于政治的深意？这也是一个问题。

应该说，个人性研究与社会性研究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绝对地作肯定或否定。

人生活在社会中，学术研究毕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

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个人性的研究，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极端的结论：学者离时代、社会、政治越远越好。

二、回到文学本位
第二个要说的问题便是要回到文学本位。

回归文学本位，意思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作品本身，树立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格局。

作家研究、时代背景研究等等，都处于辅助的地位。

世上不存在没有作品的作家，离开作品就谈不到作家研究，离开作品也谈不到文学背景的研究。

以作品为中心，也就是以文本为中心，就要
抛开先入为主的某些提法，实事求是地踏踏实实地钻研文本，首先是读懂文本、读通文本，并将文本做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这是近三十年来相当重要的一个转变。

当然，作品研究并非孤立的，必须顾及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某些研究者就把相当的精力放在这些方面。

回归文学本位并不排斥综合研究，恰恰相反，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亮点。

三、热门与冷门的选择
第三个要说的问题是关于热门与冷门。

其实，没有永远的热门，也没有永远的冷门。

关键是看自己的发掘。

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没人研究可以说它是冷门，但是某人一旦做出研究成果，如果做得很好，那就是填补了学术空白。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当年，作为不入流的戏曲没人研究，王国维先生独具慧眼，研究之后那就是轰动学界泽惠后代的经典。

人们的眼光往往集中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个个热点。

一些大作家、大名著、某一朝代的代表性文体及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等等，往往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在这里反复耕耘搞得又深又细，乃至又烦又滥。

扎堆研究虽然可以广泛占有资料，但是也由于众人研究之后，反倒不容易出新的成果。

研究热点的一大问题就是容易出现重复研究。

这样无疑是对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对个人时间、精力的浪费。

当然，出现研究热点，也有其合理性，那就是那些被视为热点的研究对象确实的成就高的大作家、大作品。

这样影响大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四、研究方法的选择
第四个要说的是研究方法的问题。

搞研究必有方法，没有方法就是无头苍蝇。

研究方法可以说是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方法不对，白费功力。

因此，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西方各种文艺理论思想的不断翻译介绍，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也能借鉴使用。

各种方法可以说是丰富的。

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个水土服不服的问题。

产生于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土壤，如果生搬硬套，那就是东施效颦、削足适履了。

因此，采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必须要慎重。

产生于中国本土的诗话、词话、小说戏曲评点等等也是十分丰富的理论资源。

现代研究古代文学更需要接续下来的是产生于本土的资源。

如果能把中国古已有之的零
散的文学理论梳理清楚，系统运用，发扬光大，那也可谓功德无量。

关于方法还有一点要说的便是实证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数，实际上与研究目的与追求大有关系。

实证性研究是努力求证文本的原貌、本义、本事，以及与文本相关的时代、作者与接受者等具体的本来面貌，注重客观性，追求其成果的学术性、科学性：而阐释性研究一般只是就文本而力求多方面地阐发、引伸其意义与精神，带有主观性，追求其阐释的当世性、有用性。

早在我国古代，就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数，一种往往与古文经学有关，可称之为我注六经：另一种一般与今文经学有关，被说成是六经注我。

20 世纪的实证性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

其主要的成绩是使实证性研究走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

20 世纪以前，从注经证史，到对一些子部、集部著作的研究，基本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是脱钩的。

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特别是小说，很少有真正自觉、认真的实证性研究。

20 世纪初，有些学者沿着乾嘉学术的路子，吸取了一些西学的理路与方法，并真正把研究对象当作文学来加以研究，从而发展了传统的实证性研究。

胡适当年倡导实证主义并对一系列通俗小说进行了考证，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后来如闻一多、郑振铎等的成绩都有目共睹。

八、九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与所谓国学热，都对实证性研究以有力的推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关于阐释性的研究就不消多说了。

在20 世纪中, 不论是把文学研究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好, 还是用它来诠释西方某种理论也好, 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 这就是重大道而轻实证, 重宏观而轻微观。

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点来阐释古代文学, 始终是占着主导地位。

特别是为了迎合一时的某种主流社会的意见或政治需要, 常常可以看到一股股不小的风潮。

不是说这种研究不可取，而是如前面已经提到了，千万不要走到附庸政治图解政治的歧路上去。

结语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我个人可以说是还未入门径，只是作为一个学生，必须要对自己将研究的东西有个清醒的认识，免得误入歧途。

想出以上几点，未免有所疏漏。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
[2]罗宗强.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J].北京：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3]莫砺锋.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J].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54卷第5期
[4]黄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J].上海：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
[5]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J].北京：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