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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译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一、引言传统泽学通常把翻泽研究局限在语言范围内，强调原文与泽文的对等，片面强调绝对的翻译标准。
而描写译学把译语文化、译语读者以及译语社会的政治和历史等因素都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拓宽了翻泽研究的途径和范围。
本文介绍描写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分析描写译学理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评价其对译学理论发展的贡献与不足，希望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描写翻译研究起到借鉴和推动作用。
二、描写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前，翻译理论研究一直属于规范性的研究。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特点是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执行，它注重的是译文如何与原文相等，回答的是“如何翻译”的问题因此有人将翻译研究等同于对比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
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涉及语言问题，“翻译标准和翻译作品的属性跟译者、译语、译语文化、译语读者以及泽语社会的经济、政治、心理、历史和现状有关”(何元建、卫志强，1998:17)。
描写译学的产生就是对传统译学中翻译绝对标准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后翻译学者开始考虑译语文化、译语读者以及译语社会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霍姆斯(James S. Holmes)1972年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从此开始了描写译学研究。
在该文中霍姆斯描绘出翻译学科的架构，论述了翻译学的性质、范围和结构，并且把翻译学定位为经验科学(empirical discipline)。
汉普尔(Hempel，1967: 1)认为经验科学通常有两个目标:一是描写我们身处的世界中的特殊现象，二是建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
霍姆斯据此确定了翻译学研究的两个目标:(1)描写翻泽过程中和翻泽作品中存在的一切现象;(2)建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
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分为两个方面:纯理论研究(包括翻译理论研究和描写翻泽研究两个分支)和应用翻译研究。
只能是一句空话。
许钧，穆雷（2009：80）对30年（1978—2007）间国内出版的翻译研究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30年来，翻译研究方法论严重缺失，相关论著数量为零，仅在部分作品集中收有少量与翻译研究方法论相关的研究论文，该领域研究亟待加强。
所以，在认真评价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翻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构建翻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翻译学研究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2翻译研究的描写转向C h e s t e r m a n（1988：20-230）把21世纪翻译研究的趋向概述为三种：“一种是研究兴趣上的转变，从注重翻译本身扩展到注重译员及其决定；另一种是研究方式上的转变，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还有一种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哲学的概念分析转向验证式的研究”。
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由规范转向描写，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起是翻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①刘绍龙 浙江工业大学方法体系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82(2011)01-0090-07描写翻译学始于H o l m e s 1972年提出的翻译研究图谱。
H o l m e s（1988：67-80）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描写学派的阵营不断扩大，他们在翻译界的影响也不断加深。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Toury是Holmes译学构想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
Toury（1995：7-10）对Holmes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
1980年T o u r y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标志着描写译学理论已初步形成系统。
在T o u r y（1995）发表了系统勾画描写翻译研究方法论和研究重点及框架的《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之后，描写性翻译研究逐渐替代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中心地位的规范性研究，成为翻译研究中的新趋势。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
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
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公示语英译规范性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公示语作为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国际形象和外国友人的体验。
本文旨在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对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公示语翻译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二、生态翻译学概述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以生态整体观为指导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过程中的生态平衡和多元共生。
该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体现。
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翻译活动被视为一个由译者、文本、语言、文化、社会等多个因素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三、公示语英译的现状与问题公示语是指公共场所中用于指示、提示、警示等目的的文字信息。
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公示语英译的普及率逐渐提高，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翻译不准确、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外国友人对城市的认知，也损害了城市的国际形象。
四、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英译规范性研究（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进行研究。
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文献，了解公示语英译的研究现状和理论依据；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公示语英译的实际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法，对收集到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翻译规范性和生态性。
（二）研究内容1. 公示语英译的生态性分析：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公示语英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文化差异和语言特点等因素，探讨其生态性表现。
2. 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研究：结合公示语的功能和特点，从语法、词汇、句式、文化等方面出发，研究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要求，提出翻译策略和方法。
3. 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公示语英译的实际案例，分析其规范性和生态性表现，验证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三）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受到生态环境、文化差异和语言特点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评价作者：秦文杰来源：《速读·中旬》2016年第01期摘要：吉迪恩·图里是低地国家翻译理论界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的描述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
他的研究成就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描写翻译研究与翻译规范，个案研究和母语译者与译者的培训，翻译规范是图里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核心。
本文主要通过探讨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指出翻译规范理论为翻译学科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该翻译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力图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图里;描写翻译研究;翻译规范吉迪恩·图里（Giden Toury）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是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图里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另一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创立了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理论，在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译规范研究，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的论述和译入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构成了图里描写翻译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规范霍姆斯于1972年提出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将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
“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但历来的翻译研究未能给描写研究以应有的重视。
图里看到了这种不足，他指出了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描写翻译研究的目标¬——找出制约翻译抉择的文化规律，即翻译规范。
（一）描写翻译研究传统的翻译研究关注“规范性”，以原文为中心，试图指定一系列的规范，使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去遵守。
而图里研究译者在文化环境中实际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去规定应该怎么做，不评价译著的优劣，只做客观的描写。
图里指出，经验科学的产生是为了对世界的某些现实进行系统的规定的描述。
因此，任何经验学科如果没有描写分支的存在，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学科。
翻译规范视角下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以《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为例罗瑞【摘要】Translation ,being a complex activity ,is constrained by certain translation norms in two culture systems . Thus ,by analyzing ZHA Liangzheng’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ove Song of J .Alf red Pruf ro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norms ,it is found that both ZHA’s choice of foreignization and the usage of colloquial language display the influ-ence of certain translation norms .%翻译作为涉及两种社会文化的复杂活动，必然受到两种不同规范的制约。
从翻译规范视角研究查良铮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翻译，可发现在特定时期翻译规范的左右下，译者择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来保留原语文本的异质色彩，其译诗语言的选用也体现了五四时期以白话入诗这一诗学规范的制约。
【期刊名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4页(P69-72)【关键词】翻译规范;查良铮;诗歌翻译【作者】罗瑞【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周口466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理论认为，译者要使自己的译作被接受就需遵循一定的规则。
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更关注于描述既成的翻译活动、普遍原则的形成及其实际应用。
描述性翻译研究突破了单纯的文本研究，将翻译视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并放在社会文化这个大环境中去研究、考察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1]。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公示语英译规范性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成为了翻译领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公示语作为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国际形象和外国友人的体验。
本文旨在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对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提高公示语翻译质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新兴的翻译理论，它强调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和生态环境的适应。
因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探讨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
三、公示语英译现状及问题目前，公示语英译在许多城市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部分公示语的翻译不准确、不地道，甚至出现错译、漏译等现象。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公示语的信息传递效果，还可能引起外国友人的误解和困惑。
因此，研究公示语英译的规范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英译规范性研究4.1 语言规范性的研究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语言规范性的研究应关注语言的准确性和地道性。
对于公示语英译而言，译者应准确理解原文含义，并选择恰当的英语表达方式，使译文符合英语语言习惯。
此外，还应注重词汇的选择和句式的运用，使译文更加地道自然。
4.2 文化规范性的研究文化规范性是生态翻译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公示语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其翻译应充分考虑文化因素。
译者应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避免因文化误解而导致的错译、漏译现象。
同时，还应注重文化元素的传达，使译文更好地反映城市的文化特色。
4.3 交际规范性的研究交际规范性是衡量公示语英译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应关注公示语的交际功能，使译文符合英语国家的交际习惯。
此外，还应注重公示语的可见性和可读性，确保外国友人能够轻松理解并获取信息。
对从规范走向描写的翻译研究 作者：未知 www.wybylw.com 毕业论文 2010-11-16 0:39:12
关键词：规范；描写；翻译研究 摘 要：本文介绍了当今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派——描写学派的起源、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以及这个学派的特点。文章论述了描写翻译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描写学派可以为各种各样的翻译定位、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丰富翻译实践的手段。
关键词：规范；描写；翻译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today. Follow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dwells on the school’s relevan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descriptiv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orientat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field of study and enrich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escriptiv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研究，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如严复的信、达、雅，即用自己从翻译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浓缩成警句式的“标准”，传授给后人，让别人照着去做；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即利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对翻译过程进行严格（rigorous）的描述，对翻译的终极产品进行严格的鉴定，用四个语义单位、七个核心句、五个逆转换步骤，细细地规定出翻译的全过程，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这种种研究翻译的方法，都是“规范性”（prescriptive）的。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定出一个规范（norm），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timeless），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读者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若有违反便叱之为“不忠实”或“结构笨重”（heavy structure）、“误导读者”（misleading）等等。美国知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zko认为，规范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作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①[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翻译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时间（或译成“永远有效”）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这种做法造成了理论研究中的规范倾向）]。 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译界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人们似乎认为理论的作用就是规范行为，统一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了那些规范性标准，翻译界岂不要天下大乱。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翻译界早就已经是“乱”得可以。且不说直译意译之争，时断时续，绵延不断，且不说林纾的翻译到底是译文还是“译写”、庞德翻译的汉诗到底是不是翻译，就拿翻译的核心问题“忠实”来说，也是众说纷纭。夏济安翻译霍桑的“古屋杂忆”，故意把“母牛”翻成“乌鸦”，以衬托凄凉氛围，有人说译者与原作用“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契合”，②有人则嗤之以鼻，认为译文连最起码的“忠实”都没做到，③再举古爱尔兰英雄史诗厄尔斯特故事Ulster cycle的翻译为例，更是朴朔迷离。古爱尔兰语早已失传，“原文”已几乎无人可以读懂，“忠实”根本无从谈起，加上后世的译者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添枝加叶或削足适履。或增或删可以说把“原文”弄得面貌全非。但是，这些译作在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确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④说它是翻译吧。连个原文都找不到；要说不是翻译吧，它同纯粹的创作还是有点不一样。面对这些并不罕见的翻译实例，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翻译的实践在呼唤新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描写翻译理论，用Maria Tymoczko的话来说，就是：“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n they attend to process, product, and function—se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ime and, thus by extension, in politics, ideology, economics, culture.）⑤相对于规范性的翻译理论，描写性翻译理论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它的宽容。正如描写学派代表人物图瑞（Gideon Toury）指出的：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当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的语文本，不管所根据的理由是什么。”（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⑥
描写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他们关心的是把翻译语境化（to contexualize translation），也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写派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举一个最新的例子。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两个中译本。我们的评论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分析哪个是直译，哪个是意译，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描写翻译学派却说，出了两个译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中国真的开放了。⑦我们不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好，而是说，规范性的翻译研究不够全面。翻译研究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宏观的角度。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样的翻译研究才能揭示翻译的全部。Maria Tymoczko教授把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分别比作望远镜与显微镜式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年代。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 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发表论文“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否认翻译的作用，剥夺某些译法所自己叫做翻译的权利，仅仅因为译文没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对等，这是一种胡批滥评，简单易行，然而又是随处可见。”⑧麦克法兰引用理查兹（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评重要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的话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时有不同的读法。由此可以推断，“我们决不可以认为有唯一的翻译；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从中产生出不同的翻译，这些翻译也许都是翻译，但没有一个翻译是‘理想的’
或‘真实的’翻译”。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意义既然如此复杂、如此不可琢磨，我们便不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翻译的绝对标准。他争辩道“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⑨遗憾的是，麦克法兰的话当时没有引起译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麦克法兰的观点才终于有了响应者。他们是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国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其中包括列维（Jiri Levy）、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与米科（Frantisek Miko）。他们感兴趣的课题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翻译在学史中的地位、从风格与题材角度对翻译与原文的区别进行描写的方法，翻译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维（1967）、波波维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学派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不过，这些学者在生前与后来成为描写学派主力的以色列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莱芒语学者、卢纹（Leuven）大学的何塞·兰博特（Jose Lambert），当时正在安特卫普一所翻译学院任职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有过接触。他们的观点，多多少少影响了这批后起的学者。
描写翻译学派理论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小型的系列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年在卢纹（Leuven），1978年在特拉维夫与1980年在安特卫普举行。这三次会议的论文集奠定了描写翻译学派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一批骨干分子。这些学者都是大学教师，有文学研究的背景，对比较文学与文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描写学派在8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翻译研究》，（1980年版，1990再版），《对文学的摆布》（1985，论文集），以及斯奈尔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1988）都是这个时期有影响的理论著作。90年代，兰博特与图瑞创办了Target杂志，借助于这个阵地，描写翻译学派的文章大量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学派的队伍中来。同时，这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界扩大翻译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与列夫维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明显标志，翻译描写学派出现了文化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