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20080211
- 格式:pdf
- 大小:688.32 KB
- 文档页数:22
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调查【摘要】本文主要调查了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通过对流转土地的现状、影响、问题、原因和对策的分析,揭示了当前华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一系列挑战和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已经在华北地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受损、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
在对问题和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后,我们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包括建立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扶持政策等。
针对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未来发展的建议,希望通过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关键词】华北农村、土地流转、调查、现状、影响、问题、原因、对策、分析、建议、发展、农村土地1. 引言1.1 背景介绍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而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深入调研分析,希望可以为解决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华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对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探讨土地流转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可行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通过对土地流转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
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实施,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福祉。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为相关部门和农民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不断改善。
近代华北农产品商品化研究
张瑞静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9(009)003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逐渐向近代农业经济转变,最明显的就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具体到华北地区,由于北方口岸城市的兴起,铁路运输网的形成和近代农业的改进等一系列的变化,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得农业与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总页数】6页(P76-81)
【作者】张瑞静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河北,石家庄,0500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
【相关文献】
1.近代华北农产品商品化与乡村社会研究 [J], 张瑞静
2.近代华北泰山信仰研究的新成果——评《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 [J], 宋永林
3.中国近代铁路的修建与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 [J], 张明艳
4.近代华北乡村农产品商品化与农业生产变迁研究 [J], 张瑞静
5.近代华北乡村农产品商品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述论 [J], 张瑞静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摘要:本文采取文献史料利用与亲身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农耕结合的角度去关照近代中国农村家庭的生产样态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变迁等问题,进而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性格进行考察。
华北的旱作农业条件决定了近代华北的农家必须与他人相互结合起来,以解决农繁期畜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近代华北农村存在着多种农家间的农耕结合,相当多的农耕结合形式以其合理的、对等的原则及灵便性逐渐成为华北农家农耕结合的主流。
关键词:华北农村、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所谓农耕结合在本文中是指农家之间在耕作、收获等农业生产作业中所结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结合或关系,包括:①劳动力•役畜•农具的相互融通和共同使用(例如,近代华北农村的搭套、搭伙具、合具、插犋等);②劳动力•畜力的各种形式的交换(如中国北方各地农村的换工、伴工、变工、拨工、串换,以及跟套、跟具带地、日本农村的“结”、朝鲜半岛农村的“契”、泰国农村的“阿奥•莲Ao Laeng”、爪哇农村的“卢昆”等);③役畜•农具的借用;④无偿的劳动援助(在华北农村有帮工、帮忙、代耕等);⑤役畜的共同饲养和利用(在华北一些农村称作伙养)、共同租种土地、共同雇工以及灌溉水井的共同开凿和使用乃至雇佣和租佃关系中的“干活带地”与“伙种”等等。
与治安防卫、作物看护、防灾救济、祭祀庆祝等村落社会中的大规模集团性行动相比,历史上的农耕结合作为一种日常的、广泛进行的生产协作行为,长期以来难得受到史学家的重视。
究其原因,可能是出于如下情况: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农耕结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组织上过于简单,在规模上极不发达。
然而,既然农耕结合与农民家庭实际的、具体的生活紧密相关,那么关于农耕结合的史的研究,便属于考察农村家庭史乃至农村社会生活史的一项基础作业,或可以从中获得在土地和家族制度研究以及那些轰轰烈烈的大规模集团性活动研究中所得不到的最具普遍意义的知识。
此外,如果说近代中国农村的农耕结合存在着在组织上较简单、规模上欠发达的特征的话,这正说明在其背后隐藏着旧中国农村的一些重要特质,恰恰也是一个有待解答的课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 本文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一文的姊妹篇。
文内使用的数据,仍主要是1958年第二次无锡、保定调查后由负责保定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汇总编辑的《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的东顾庄、何桥、固上和李罗侯4村部分(1958年7月油印本),以及保存下来的当年调查的4村分户卡片。
同时,写作中还参考了历次调查的村概况报告及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河北省统计局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年-1957年》等公开、未公开发表的文献。
一、租佃关系1、土地租佃的一般情况表1 1930年清苑县4村各类人户租入、租出耕地情况人户类别|租入———租出——|户数|%|数量(亩)|%|户数|%|数量(亩)|%地主|2|4.17|31.0|7.32|7|35.00|570.3|77.86富农|4|8.33|89.5|21.13|1|5.00|30.0|4.10贫农|28|58.33|171.6|40.51|2|10.00|8.0|1.09其他|-|-|-|-|2|10.00|28.0|3.82表2 1936年清苑县4村各类人户租入、租出耕地情况人户类别|租入———租出——|户数|%|数量(亩)|%|户数|%|数量(亩)|%合计|29|100|341.9|100|15|100|634.85|100富农|1|3.45|53.0|15.50|2|13.33|33.75|5.32贫农|17|58.62|164.6|48.14|2|13.33|15.0|2.36雇农|-|-|-|-|2|13.33|3.3|0.52表3 1946年清苑县4村各类人户租入、租出耕地情况人户类别|租入———租出——|户数|%|数量(亩)|%|户数|%|数量(亩)|%合计|35|100|177.8|100|16|100|333.75|100富农|-|-|-|-|8|50.00|57.0|17.08贫农|24|68.57|109.0|61.30|-|-|-|-清苑县多数地主不将土地出租,而是雇工经营,除了这里素来缺乏租佃传统外,主要经济原因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天灾频繁,出租土地对地主来说地租难有保证,对一般贫穷农户来说也租种不起;而雇工经营,由于这里人工费用较低,比出租更为有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2)——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四、地权变动的方式旧中国农村地权变动主要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典当和分家析产来实现的。
其中土地的典当本来是以土地为抵押品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本身并不造成地权的转移,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土地买卖的先声,即由典当开始,最终形成买卖关系而完成地权的转移,故我们把它也看作地权变动的形式之一。
1、土地买卖清苑的土地买卖程序与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即一般都要通过中间人的说合,议定条件,订立契约,方能成交。
中间人可以是专以说中为业的“经纪人”或“牙纪人”,也可以是买卖双方都信任的普通“经中人”。
卖田契约俗称“死契”,意思是不能反悔。
契约上要清楚载明买卖双方姓名、田地亩数、位置、价格及年月日,最后由买卖双方和中间人画押。
买卖交易费用,除由买主承担酒席费外,还有一定佣钱(叫中佣费或牙钱),由买卖双方分摊。
分摊佣钱的方法有二:一种为“成三破二”,即买方出地价的3%,卖方出2%;另一种为买卖双方等摊:或各出地价3%(共出六分),或各出地价2.5%(共出五分)。
此种佣钱,据张培刚调查,并不完全由经中人独得,而是要分一部分给村中小学充教育经费:学校和经中人或各得一半,或学校得三分,经中人得二分[1] 。
此外,契约要经政府认证并缴纳6%的验契税,一般由买卖双方各出3%。
关于解放前清苑地区的土地买卖情况,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只有固上村做过此项调查,兹将结果列下:表23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买卖情况年份|土地变动户数|买进—————————————————————|卖出|—————|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元/亩)|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元/亩)平均数|27|126.04|3990.59|31.66|102.11|3763.61|36.861930|7|29.3|755.20|25.77 |118.8|2110.04|17.761931|12|21.4|1435.53|67.08|198.4|14278.54|71.9719 32|23|67.7|2972.07|43.90|60.0|1993.45|33.221933|14|45.04|1475.11|32.7 5|21.6|1715.00|79.401934|34|306.45|12859.81|41.96|89.75|5018.91|55.92 1935|44|375.03|18158.05|48.42|272.2|9149.09|33.611936|8|27.5|2049.43| 74.52|92.1|1638.96|17.801937|18|121.37|2071.06|17.06|169.95|9361.74|5 5.081938|33|110.30|2927.02|26.54|102.7|2431.21|23.671939|41|136.63|41 18.78|30.15|167.45|5431.79|32.441940|35|132.71|2899.52|21.85|156.4|33 99.74|21.741941|13|48.40|1581.19|32.67|20.3|755.71|37.231942|23|102.9 0|2462.01|23.93|37.0|984.84|26.621943|33|97.70|2152.09|22.03|82.8|226 5.51|27.361944|45|216.15|3907.32|18.08|59.8|1406.80|23.531945|55|220. 35|4306.32|19.54|44.5|1249.19|28.071946|22|83.69|1709.57|20.43|42.1|7 90.82|18.78从表23看出,固上村的土地买卖还是相当频繁的。
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1)]近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最大变化,实际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即外国列强入侵引发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中国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由过去封建社会的集中化转为分散化的趋势。
但是,土地分散化趋势虽然是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但并不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营规模趋向分散,并非是由于小规模经营优于大规模经营,而是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尽管经营条件不利,他们还得接受这种不利于经营条件而继续维持生产,走投无路,不生产就得挨饿。
小经营在市场面前,还缺少随市场涨落而调节其生产的机动能力,这并不是他们不知趋利避害,认识上迟钝麻木,而是由于极端贫困所致。
这种家庭经营表面上的牢固稳定,掩盖了这种经济实质上的贫弱性。
从而使人们忽略了近代农村经济的贫困化与小农经济反而有所发展这两种现象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小农经济土地分散化农业危机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发生的最大变化,实际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即由外国列强入侵引发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中国市场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变化,但变化的趋势和原因到底是什么,即是本文所研究和说明的问题。
本文试图利用20年代末至50年代的保定农村跟踪调查材料,通过对农村地权的分散趋势及其原因的研究,来说明20世纪30年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华北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化及其原因,证明土地分散化趋势虽然是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但是并不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发展。
一、研究的理论预设和数据问题一是恰亚诺夫提出的小农经济是以生存为目的,可以不计成本和利润。
二是土地出租或雇工经营者必须考虑利润,考虑农业投资和非农产业投资的利润差别。
因此,在无特殊背景下,大土地所有和经营者的减少,土地的分散,即意味着农业投资的撤出,也意味着农业收益或比较收益的下降。
三是在假设农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来自兼业或非农产业收入的增加,即意味着农业收益的减少和农业的衰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一引言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资源㊂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㊂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成为统治农村㊁支配农村经济的主人㊂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远大于他们人口比例的土地,而广大农民阶层占有的土地份额远小于他们的人口比例㊂综合有关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多种调查材料估计,就当时全国总的情况而言,地主和富农掌握着农村全部耕地的60% 70%,其中地主土地占40% 50%;而这两部分人的家庭人口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仅为10%左右㊂这就是说,约占旧中国农村人口90%的直接生产者即农民各阶层,只占有全国耕地的30% 40%㊂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只有几亩,土地属于极度稀缺资源,当时农村土地分配的这种格局,无疑已属相当集中㊂由于土地集中,旧中国的农民除一部分占有土地的数量可以满足自耕生活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㊂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必须依赖或部分依赖掌握在地主㊁富农手中的土地资源,成为向其提供地租的佃户或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才能进行生产,维持生存㊂地主和富农由于掌握了土地资源,自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地主)或只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富农),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剥削直接生产者 农民,就可以生活㊂以上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基本状况和由之决定的农村剥削关系,是几千年传统封建生产关系的延续,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视土地问题为革命的核心问题,以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为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完全有道理的㊂不过,旧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中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㊂大致而言,南方的土地集中程度要比北方高一些㊂在土地肥沃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华中㊁华南的一些地方,仅地主土地就占全部耕地的60% 70%甚至更高㊂而在干旱贫瘠㊁土地生产力不高的西北农村,土地集中程度一般情况下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㊂那里的地主㊁富农土地较少,广泛地存在着自耕农和其他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有些地方甚至以自耕农为主体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满铁调查资料①显示,出在华北地区,土地分配总的来说也比较分散,许多农村都有较高比例的自耕农存在㊂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另一批珍贵资料 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对华北平原农村这一时期的土地分配状况及其变化做一考察㊂本文使用的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是195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组织实施的第二次 无锡㊁保定农村经济调查 所形成的资料的一部分㊂此次调查由于是接续1929 1930年第一次无锡㊁保定调查进行的一次追踪调查,目的是反映自第一次调查以来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故十分重视历史数据的收集,共设置了1930年㊁1936年㊁1946年和1957年4个观测年份㊂其中39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 ①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从1935年一直延续到1942年(首次正式调查始于1936年4月),主要调查地点集中在河北省东北部(冀东),少部分分布在河北中部和山东西北部,总共有33村㊂调查内容涉及村落组织和集体活动㊁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买卖㊁雇佣关系和租佃关系㊁农作物种类和产量㊁农田水利㊁肥料施用㊁劳动时间㊁农户收支㊁借贷㊁税收及贸易㊁宗族等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㊂这批资料数量庞大,但均为日文,没有翻译,至今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开发利用㊂起始年份的1930年为第一次无㊁保调查时清苑县调查实施的年份, 1936年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1946年为清苑县实行土地改革的前一年,1957年则代表清苑县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情况㊂本文所利用的,是这几个年份中前3个年份的资料㊂当时调查的村庄共有11个,事后都由具体组织实施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汇总编辑了完整的统计资料㊂11村资料总名为‘1930 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油印,每村一本,按照 地主㊁富农㊁中农㊁贫农㊁雇农㊁其他 的人户成分,将分户调查的内容分类汇总统计㊂本文只从这套资料中抽出东顾庄㊁固上㊁何桥和李罗侯4村进行考察和分析,是因为当年调查的原始分户资料卡片目前只有这4村还基本保存完好㊂利用这些分户卡片,我们可以对农户的情况进行直接的个案观察和分析,同时可以对河北省统计局的汇总资料进行校正和补充㊂不过,由于这批分户卡片毕竟仍有缺失,有的村户数不全,有的村年份不全,在使用上只能处于从属地位㊂在本文写作中,还有两份重要文献我们曾用作参考㊂一份是1936 1937年出版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①㊂这部著作是作者利用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部分农户资料(3村500户),并亲自做了补充调查以后撰写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系统利用第一次无㊁保调查资料完成的学术专著,我们在文中多处参考了这部著作㊂另一份文献是1958年调查后,由负责组织保定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编写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 1957年“②㊂这个报告首次公开了一些第二次调查的汇总数据,并作了初步分析,我们在写作时也用作参考;对该报告的某些值得商榷的论断,则提出讨论,均在文中相49史志宏集①②张书分上㊁中㊁下三部分,分别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1936年3月)㊁第二期(1936年6月)和第八卷第一期(1937年3月)上连载发表㊂这个报告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㊂首次公开是在1988年9月,发表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上㊂。
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凌 鹏提要:本文首先依据对二手文献中得到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说明近代华北地区农村地权分配状况及其分散化的趋势;接着依据陈翰笙于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保定清苑农村调查的数据,具体解释了在20年代下半叶至30年代经济危机这段时期内各种因素对于华北农户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阶层农户在面对近代农村经济商品化进程时所采取的不同行为模式;最后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对于地权分散产生复杂影响的一种可能形式,并据此对“农业技术派”和“土地分配派”针对中国近代农村的争论以及“什么形塑了中国革命”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一点回应。
关键词:农村经济商品化、地权分散、小农、市场风险一、 问题的提出在本文中,近代农村经济商品化主要是指:19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接通,国内近代工商业发展以及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农村经济商品化。
与明清时期已经相当繁荣的经济商品化相比,这一近代农村经济商品化过程所影响的范围更加广阔,影响更为深刻。
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这两方面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
而农村经济商品化及其风险的影响,其实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在生产方面包括与商品化相连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工副业生产,以及生产资料的购买;生活方面则包括在市场上用货币购买的各种生活资料。
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农户的生活水平、货币持有量和购买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户行为。
对于20世纪有关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近代经济商品化对于中国农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在可能的多重影响中,对于农村地权分配状况的影响只是其中之一,但却是最关键的影响之一。
近代中国的地权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可以说是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讨论最多的主题。
在1949年前的每一项农村调查中,这一主题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大块。
很多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一主题之上,例如阶级与阶层的划分与分析、对于租佃制与雇工的研究、不同类型农场的劳动生产率的研究等。
总而言之,土地是农村的基础,而地权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影响着农村的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变动。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意识形态宣传也是建立在一整套对于当时中国农村地权分配极不平均的判断之上。
所以,准确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地权分配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和原因,是进一步进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一系列二手数据材料的分析,初步探讨近代华北的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配状况之间的关系。
本文想说明的是,农村经济商品化给近代华北地权分配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或者市场风险导致小农户两极分化加剧、地权分配不平均加剧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还涉及到农产品和工副产品商品化给农户货币收入带来的增长,生活资料商品化给农户带来的货币支出增长(但生活资料的货币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相对下降),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即农户积累的变化,以及不同农户在面临商品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时所形成的对于土地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措施等,所有这些复杂因素结合起来,使得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给地权分配带来的影响不是进一步的分化和集中,而是慢慢转向分散化。
∗ 本文来自于作者的学士论文。
在此要特别感谢导师周飞舟老师的细致指导,刘守英老师的修改意见,此外还要感谢李康老师的关心,以及众多师兄师姐和同窗好友的批评建议。
但本文的错漏之处自然由作者承担。
除正文外,本文还有两篇附录:"20年代清苑贫农户与雇农户年平均年收支表估算方法"和" 对张培刚'清苑农家经济'中一些数据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找作者索取,Email: ernstscherzo@ 。
自然,此处的分析只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中国农村影响的一种可能性。
首先,全国各地的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千差万别,华北地区的数据和分析并不能代表其他地区的情况,即使是华北地区,其内部各区域也有着大小差异;其次,即使就华北地区而言,在农村经济商品化和地权分散化的因果关系链上,也有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诸子分家制度、国家和地方税费的增减以及内战等,各种不同的因素可能导致各种不同的结果;第三,就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材料而言,由于没有一整套的原始资料可用,这些材料都是从各种二手分析文本中收集起来的,很多时候只能以此来补彼,这必然造成数据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协调和不相配。
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取消本文分析的意义和真实性,首先,华北地区在中国社会经济分析中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区域性分析原本就是全局分析的基础,而陈翰笙精心挑选的保定清苑农村正可谓是华北地区的代表——农业生产和土壤质量中等,手工业生产虽有但并不是像高阳等地的突出发展地区;其次,其他各种因素的外部影响并不能取消农村经济商品化对于地权分配所产生的作用,这一点将在后文的分析中详细阐述;第三,对于数据的缺陷,本文尽力在重点分析上使用同一批数据材料,或者是区域相近、时间相近的材料,并在使用时格外注意各种数据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
由于讨论的是农村经济商品化对于地权分配的影响,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论述近代华北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以及地权分配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将主要利用陈翰笙于20世纪30年代初做的河北省保定清苑调查的数据,对于不同阶层农户的收入与支出状况,资金积累量进行估计,并对数个村庄在几十年中的土地买卖与流转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农村经济商品化如何影响不同阶层农户对土地的态度和买卖行为,以及分家制度、税赋、战乱等因素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由此理清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对于地权分配趋势产生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
第四部分将前文的具体讨论与“农业技术派”和“土地分配派”的争论联系起,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有关近代中国农村的重要争论,并据此尝试对“是什么形成了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以及“是什么形塑了中国革命”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一点回应。
二、近代华北农村地权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一)近代华北农村地权分配状况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对近代全国以及各地的地权分配状况进行估计。
总的来说,1949年之前,政府、各政党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地权分配状况所作的估计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国民党政府的各政府部门所做的统计与估算,这一类的调查运用政府行政能力,覆盖面较广,但缺陷在于由于真正实施统计的是地方人员,数据的可靠性不高。
例如1911—1926年间北洋政府农工商部所做的数次农商统计,其数据大多由农工商部做出调查表发至各省,再由各省发至各县,然后由各县下发至各乡村由行政人员填写而得。
最后的回收亦是按照行政层级上交,汇集成《全国农商统计》出版。
问题是,填写问卷的大多是各地的行政人员,未受过专业训练,往往漏填、错填,而且面对这样一份政府调查,不仅是农民,基层行政人员也会有各种隐瞒行为,更不用说最后总汇出版时对于政治影响的考虑。
对于这些数据,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不少人做出详细的评论(刘大钧,1929:58;马札亚尔,1930:1-13;),近人亦有论述(章有义,1988)。
而国民党政府自1933年开始的全国性农业调查也有类似问题,虽然情况稍好。
第二类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对于中国地权分配状况的估计,“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1991/1947:1251),而占乡村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其他人民则只占有20%到30%的土地。
根据章有义的分析,这样一种估计也许来自于1926—1927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报告》,毛泽东时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但章认为这一报告并没有交待所依据材料,无从核查(章有义,1988)。
陈翰笙、薛暮桥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家所作的调查研究也做过类似估算,但这批学者的估算也很大程度上属于第三类。
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类估计长期以来流行,影响甚大,到现在还有支持者;第三类是各大学、各独立的研究所进行的调查估算,较为著名的有金陵大学卜凯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等人的定县调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所的平汉沿线调查等。
这类调查专业性强,调查员都是各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数据较为可靠翔实,但往往调查规模较小。
卜凯调查可谓规模大,系统性强,但偏重生产和技术,正如陈翰笙所言“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不容忽视之雇用关系,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亦都非常忽略”(陈翰笙,1987/1930:4)。
此外,还有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所作的农村调查,虽然覆盖面不广,但异常详尽。
下面,我们将选出这三类数据中对于近代华北地区的地权分配状况的估计,进行比照分析。
表1 申报年鉴中对于华北三省地权分配状况的数据(1931年)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户% 耕地% 户% 耕地% 户% 耕地%10亩以下51.4 14.6 57.9 19.1 55.0 15.210-50亩41.1 49.6 37.8 52.2 38.4 49.050-100亩 5.8 20.3 3.9 16.9 5.0 19.2100亩以上 1.7 15.1 0.9 11.1 1.6 15.7资料来源:1936年《申报年鉴》864页,表中各组耕地合计不足100,是由于各省耕地中都有一部分公地。
此表转自史建云,1994,在这里,《申报年鉴》的主要数据来源是当年的政府公报,统计部门的数据以及民国重要报刊的报道,所以表1可以作为第一类的数据。
这类数据最大的问题是较为简单和简略,误差较大,而且没有列出无地的农户数量,也就是说,10亩以下这一栏亦包括无地的农户在内。
而且,根据估算,近代华北地区的农户土地平均占有量大约在15-20亩上下,而满足一家5-6口日常生活的土地需求量亦在20-25亩之间①,但该数据并没有在这一范围内进行划分,而是笼统地划分为10-50范围。
表2 1930年河北保定清苑县各类农户占有与使用土地比例各类农户占总数的% 各类农户所有土地占总额的% 各类农户实际耕作土地占总额的%地主 3.2 12.8 9.8富农7.3 26.8 27.9中农22.2 33.2 33.7贫农50.7 25.2 26.6雇农12.2 1.3 1.4其他 4.4 0.7 0.6 注:此表引自侯建新,2002b:71。
这一份资料是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对于1930年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清苑县农村11个村庄进行调查的统计数据进行重新统计整理得到的结果。
虽然陈的调查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但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特殊身份,这可以算作是第二类资料的代表。
这份数据的问题在于区域太小,范围不够广泛,而且分类的依据不是按照占有土地的数量,而是阶层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