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教授_当代史学平议_读后_乔松林

钱穆《国史大纲》“洪杨之乱”平议钱穆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作为一部通史，内容贯穿古今。

在这本书中，他将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评定为“洪杨之乱”。

这种评价不是对太平天国运动单纯的反对和诋毁，而是包含着一整套深刻的历史认识逻辑、历史观念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史学思想在内的。

标签：国史大纲；钱穆；洪杨之乱；太平天国运动钱穆先生及其著作《国史大纲》之巨大影响毋庸赘言。

《国史大纲》第八编“清代之部”第四十五章“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第二目为“洪杨之乱”，亦即今日常说的太平天国运动。

笔者拟根据《国史大纲》所载太平天国运动，再结合近代史实加以分析梳理。

一、“洪杨之乱”的起因钱穆先生在《乾嘉之盛极转衰》文末列举了乾隆末叶“王伦临清之乱”“甘肃回叛”“湘、贵苗变”及“川楚教匪”等数起民变。

这些变乱之后，继之有“浙、闽海寇”“山东天理教”，此后“至道光末年，乃有洪、杨之大乱”〔1〕871。

由此可见，钱先生认为洪杨之乱爆发乃是清代中叶以来数次民变的延续与发展，而这一切的根源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前，即乾隆中期社会的衰败。

他从帝王精神衰落、满族官僚贪污放肆、汉人志节日衰与吏治败坏、人口户数激增与民间经济转坏等四个主要方面，分析了乾隆至道光年间太平国运动兴起的原因。

这种看法符合布罗代尔“三时段理论”中的中时段理论（局势）〔2〕33-34，乾嘉以来清代社会的衰势及之后的民变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先导因素，亦为太平天国运动興起的历史大背景。

对于“洪杨之乱”爆发的原因，钱穆先生深刻地分析了清中叶以后数次民变的共通现象——“农民骚动主因，必由于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于饥荒”〔1〕871。

在官府政治黑暗之时，进而追溯到清初的民族旧恨，借此鼓动民众反抗清政府的统治。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此乃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此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促成于饥荒”。

罗尔纲先生说，“道光末年，中国社会再遇着了连年的大灾荒。

因为灾荒的到来，各地被灾的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于是大革命便从灾荒声中爆发起来了”〔3〕17。

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

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

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

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一、唐朝史馆的设立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

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

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

”（《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1）、政治统一。

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

为了史学的繁荣——关于近年来史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述评xx北京日报》2008年01月21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近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史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但在有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偏离乃至背离唯物史观的倾向。

这里选择近年来一些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些介绍。

●关于唯物史观，有学者指出，应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并根据现实对其进行发展，但要防止借理论创新之名行否定唯物史观之实的倾向近年来，在对唯物史观的重读中，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向，主要包括实践路向、创新路向、制度路向、方法路向。

贾英健指出，唯物史观正在人们的研究中走向立体化，但着眼点是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结合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实践，创新和丰富唯物史观。

针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学者强调，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

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针对唯物史观在史学中地位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已存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仅循而未改，反而其趋势有所增强。

其突出表现，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否定。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超越”唯物史观。

所说的“超越”，实则是彻底否定。

唯物史观被彻底否定了，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李文海认为，近年来，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受到了种种挑战，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阻碍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唯物史观，并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

李文海认为，这种观点失之武断，其实，正是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

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txt -你脚踏俩只船,你划得真漂亮。

- 每个说不想恋爱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不可能的人。

我心疼每一个不快乐却依然在笑的孩子。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看透我在隐身，知道我在等人。

【文献号】434【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20063【原刊页号】10～22【分类号】K1【分类名】历史学【复印期号】200608【标题】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英文标题】Official Historian and Official History:A Debate on Official Historian between Han Yu and Liu ZongyuanZHU Wei-z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文章日期】2006-03-03【作者】朱维铮【作者简介】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朱维铮(1936—)，男，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

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

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摘要题】史学理论【英文摘要】The debate on official historian between Han and Liu occurred in the early 9th century, Yuan He year of Tang Xianzong Reign Period. At first sight, the debate appears focused on the problems whether there can be official historians, will the historians excel in achievement, and how to do if they will? In fact, this debate has a bearing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fate of official histori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bureau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politics, etc. It could be taken as a summary and a review of a cultural system with its center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compiling for 1000 years in the earlier Middle Age. Thus it becomes an unavoidable problem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关键词】史官/官史/韩愈/柳宗元official historian/official history/Han Yu/Liu Zongyuan【正文】[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010-013(一)韩愈和柳宗元，都不以史学家著称，但他们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却引起历代学者议论纷纷，以致任何一种中国史学史著作，都非写上一笔不可。

“究天人之际”??关于《“究天人之际”??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究天人之际”??作者：未知内容提要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

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

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

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

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

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史学天人关系宇宙本体论人性论??〔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32-05?おお?21世纪以来，中国史界已在“补课”和“超越”两点上――补“实证史学”之不足，超越西方史论――达成发展共识。

（周祥林：《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但取长补短也好，后来居上也罢，源头未清，则流绪何堪！相反，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发原型、初始学性及其“元问题”和问学本旨的历代衍变，逐一检讨史学本体论的建构流变史，进而拷问并重整史学“现代化”的本体论根基，当属关键。

??一、天人相与：“巫史同源”的古风及其意义??近世以降，学者论及中国“史原”，皆已关注“巫史同源”的原始习俗。

例如，梁启超先生要将三代时期列为中国学术的“胚胎时代”，证据就是说它孕育了中华民族一切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学艺，而其学术特点，“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

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外邦交】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的透视陈尚胜[摘要]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也有着维护辽东济上因为采取"厚往薄来"而成为弊政,但在国家的安全利益上却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援救朝鲜;保藩固疆;朝贡制度[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中图分类号]l<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o1—6198(2~8)01—0116—08 一,问题的提出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的战争,在朝鲜史上通常称之为"壬辰倭乱".由于明朝曾派援军入朝抗倭,中韩日三国学术界对于"壬辰倭乱"的课题都极为关注.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围绕着"壬辰倭乱"所产生的明鲜关系,鲜日关系和明日关系.其中,明朝在壬辰倭乱中所持的立场及其行为研究,在中韩学术界中间则是一个颇有认识分歧的问题.①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意识到丰臣秀吉的侵略目标是中国,救朝鲜就是将倭朝鲜的行为视为上国对藩邦的字小表现,甚至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王尔敏先生也认为:"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及二十五年日本大举进攻朝鲜,中国两度遣兵援救……盖出兵救援朝鲜,纯为救其危亡,乃存祀主义有以使之."②其实,封贡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即藩国应服侍上国,动,是否纯然为"字小"的行为?还是实施援救朝鲜从而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战略?尚需检索原始史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关乎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研究,而且关系到对明朝的朝贡制度和明鲜之间封贡关系的性质之认识.因此,本文拟就明朝对于朝鲜壬辰倭乱的反应过程做一详细考察.二,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前后的相关反应16世纪末,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削平战国群雄后,即开始向朝鲜和明朝做扩张战争的准备. 1587年7月5日,丰臣秀吉在给其妻的复信中写道:"高丽(按:即朝鲜)方面也遣快船前往,使之服(按:指明朝)也使之成为我之一."③经过多年准备,丰臣秀吉于壬辰年四月十四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1]当鲜军兵败尚州后,朝鲜王朝即决定迁都平壤,宣祖王甚至主张"渡辽内附"[2].由于遭到朝臣的反对,内附之议未决.同时,朝鲜内部又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向明朝请求援兵."时或有请兵天朝,大臣以为辽,广之人,性甚顽暴,若天兵渡江,蹂躏我国,则沉江以西未陷诸郡,尽为赤地."[3]就在朝鲜内部①朝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刘九成:《壬乱时明兵来援考——以朝鲜受害为中心》,载于高丽大学史学会主办《史达》1976年第2O辑;崔韶子:《壬乱时明派兵论考》,载于朝国东洋史学会主办《东洋史学研究}1977年;崔韶子:《壬辰倭乱与明朝》,载于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主办《亚洲文化}1992年第8辑;柳承宙:《倭乱后明军留军案撤兵案》,载于《千宽宇回甲论丛》,正音文化社1985年;崔孝轼:《明的壬辰倭乱参与动机和实际》,载于《白山}1998年第51辑.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江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胡碟芬《十六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与明朝的参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孙文良:《明代"援明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3期.②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中国文化研究所》第l1期,转引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99页.③《丰公遗文》,转引自汪向荣,汪浩:《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n))一o_I1))一J,..对于是否向明朝请援问题争议不决的情况下,明朝么,明朝为何在朝鲜尚未请援的情况下而派遣崔世臣等人前往朝鲜了解情况呢?实际上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夕,明朝就曾通过在日本的华人以及琉球,朝鲜两国使节的渠道,得到日本即将入侵中国的情报,由此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壬辰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在日本萨摩藩行医的中国人许仪俊获知丰臣秀吉即将入侵明朝的消息后,即把有关情况告知在日经商的江西临川1人朱均仅列出了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明朝的具体计划,而且还涉及到丰臣秀吉招诱琉球和朝鲜两国协助入侵明朝的内幕."琉球遣僧入贡(日本),(丰臣秀吉)赐金四百两,嘱之日:吾欲远征大唐(按:即明朝),以汝琉球为导.……(万历十九年)五月,高丽国(按:即朝鲜)贡,驱入京,亦以嘱琉球之言嘱之,赐金四百两."①明朝在得到许仪俊的倭寇情报后曾将信将疑,所以在万历十九年八月通过辽东都司向朝鲜发送咨文以了解相关情况.《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宣祖二十四年(即万历十九年)八月,"辽东都司移咨我国,具报倭情,盖因许仪后(俊)诬奏也"[4].琉球国也曾派遣使节于万历十九年八月以前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为此专门上奏并奏请加强了福建的海防.相对来说,朝鲜对于日本的威胁利诱并让该国一起入侵明朝的阴谋却讳莫如深,一直遮遮掩掩.朝鲜政府内部曾围绕着要不要向明朝通报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发生激烈争论,大提学柳成龙主张应及时将日本侵略意图通告给明朝,而左相李山海则担心明朝指责朝鲜私通日本而主张隐瞒此事.在"汉人许仪俊在日本密报倭情,琉球国也遣使特奏"的情况下,朝鲜方面即感到压力,于是在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五月决定,"于贺节使金应南之行, 略具倭情,称以传闻为咨文于礼部".朝鲜"备边司更密戒(金)应南,行到辽东地界刺探消息,皇朝若专无听知,则便宜停止咨文,切勿宣泄"[5].但金应南在进入辽东后,却听到朝鲜人为倭寇入侵当向导的传闻,所以他只好宣称是专为奏报倭情而来. 明朝在接到朝鲜的倭寇情报后,"礼部题朝鲜供报倭奴声息,与琉球所报相同,宜奖赏激劝,(明神宗) s0cIALscIENcEJ0uRNAL从之"[6].朝鲜在收到明朝辽东都司向其了解倭寇情报的咨文后,感到自己与日本有通信使往来的情况再也不能隐瞒,于是专门派遣韩应寅作为"陈奏使暴白其曲折"[7].据明朝方面记载,韩应寅通报的倭寇情报为:"本年五月内,有倭人僧俗相杂,称关白平秀吉吞六十余州,琉球南蛮皆服,明年三月间要来侵犯,必许和方解."[8]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 明朝对于韩应寅通报倭情之举极其重视."应寅等人北京,帝出御皇极殿,引使慰谕勤恳,赏赐加厚,降敕奖谕.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9]韩应寅除了在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得到明神宗的亲自接见外,并在万历二十年三月初七日又得到明神宗赐宴,并在宴后回国,前后居北京的时间达四个月之久.[10]明神宗对于朝鲜使节韩应寅通报的倭情也专门下旨:"着兵部申饬沿海提防.该国侦报,其见忠顺,加赏以示激励."[11]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釜山不久,明朝兵部于五月就做出了加强山东,辽东防务的决定.六月,明神宗又根据兵部的奏请敕令,"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12].明朝所发的援朝先遣部队将领,为戴朝弁,史儒.七月,明朝又派遣辽东副总兵官祖承训率兵3000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对于派遣军队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之事,明朝内部给事中许弘纲为代表.他认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溃逃,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131而主张派兵援救朝鲜的意见则以兵部官员(当时的兵部尚书为石星)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蓠,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14]尤其重要的是,明神宗也坚决主张援救朝鲜,"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15].因此,一些反对援救朝鲜的意见也因明神宗的明确意见而未果.不过,朝鲜宣祖王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却缺乏抗日意志,准备逃居明朝境内安顿,并派人"以内附①《中外经纬传》卷4,转引自郑棵生:《明日关系史研究》,东京:雄山阁,1995年,第480页.神宗还专门用"圣旨"安慰宣祖王,希望他坚定抗日既遣,还差人宣谕彼国大臣,着他尽心护国,督集各处兵马,固守城池,扼控险隘,力图恢复,岂得坐视丧亡!"[17]由此可见,明朝在壬辰倭乱爆发后,不仅及时派遣援兵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的安全,而且援朝抗日的立场也十分坚定.三,明朝在壬辰战争期间的相关反应《明史》记载:"祖承训赴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18]明神宗还专门叮嘱宋应昌,对于入侵朝鲜的倭寇,要"相机剿除,以绝后患"(19].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明朝军队在平壤重创日本军队,取得平壤大捷.但提督李如松却由此产生轻敌思想,役失利后,朝鲜经略宋应昌遂有与日本议和以促成日本撤军的思想.本来,在明朝派遣军队援救朝鲜之初,兵部尚书石星曾招募浙江平民沈惟敬前往朝鲜的日本军军受挫后,即开始任用沈惟敬作为使节与日军前线将领小西行长进行和谈.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沈惟敬被宋应昌派遣前往日军营中议和.临行前,宋应昌在派遣沈惟敬前往日本军营时向其交待:"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你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奏,请旨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20]由此可见,宋应昌在军事上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主观上却把日军撤离朝鲜的目标寄希望于和谈,甚至要求沈惟敬通过和谈使丰臣秀吉向明朝送来投降书.作为明朝回报的条件,则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同时准许日本向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嘉靖年间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被断绝).宋应昌的这种借封贡劝退日军的主意,也被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所认同,甚至还影响到内阁要员赵志皋(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二年为内阁次辅, 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九年为内阁首辅).《明冀无事,相与应和"[21].同时,明朝内部原来反对出兵援助朝鲜的声音,随着碧蹄馆之战的失利,又有了新的言论环境,首辅王锡爵就在一份题奏中称,在朝鲜的明朝士兵若是猛追穷打日本南撤军队,"抑恐远追穷寇,全胜难期"[22].即感到明朝能否取得胜利没有把握,言一,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也在题奏中提出了弃战议和的主张:"我师出境,无敢谓百全必克者.……诚不忍属国之剪覆,特为勤数道之师,拿两都而手授之. 朝鲜存亡兴灭,义声赫于海表,我之为朝鲜者亦足矣.而复为之,若战以横挑已讲和之倭,恐非完策也.朝鲜谊不与倭共戴天,则五合六聚而挠之,以贸首为快,不惜其他势也.倭欲归费得计,大创追朝鲜以闻假,朝鲜推大国以为锋,而我又欲先用朝鲜之众,以为尝两军争便.倭得张疑,以持我而并战,致毒必深,何可不虑害也?王者之师,不趋小利,不徼小胜.我以德植,朝鲜以信闻,倭奴全归而数千百级,不足以称武;而厮舆有一不备,适足以损重而贻羞,乌容不审权也.伏念倭不能殄之,而除本则莫若以比值之以成信.朝鲜不可轻动,亦不可谕东征文武诸臣,毋狃敌,毋信降,毋妄希奇捷,毋不虑隐患,朝廷以完师为功,不以深入多杀为右,要以早休士马,速纡东顾而已."[23]明神宗对于侯庆远的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敕令"朝鲜王还都王京, 整兵自守.我各镇兵久疲海外,以次撤归"[24].不十一年十二月,明朝撤回朝鲜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并任用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军务.在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所上的《慎留撤酌经权疏》中指出:日本丰臣秀吉派兵攻破朝鲜,"已知朝鲜形胜接近中国……欲据之以睥睨内地耳".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实为准备侵略中国."盖朝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蓠也.故臣尝谓朝鲜为蓟辽保东吃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吃紧门户……守全庆则朝鲜可保无事,失全庆则朝鲜危矣;守朝鲜则四镇可保无事,失朝鲜则四镇危矣.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而一旦从朝鲜撤兵,"是谓半途而废,尽弃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后矣".因此,他认为应至少保留16000士兵驻防朝鲜,与朝鲜军队协守,"复借封贡羁縻日本".对于朝内不少人指责他与日本议和时开出封贡条件均属失策的意见,他在疏中辩解:自议和以来,请封倭众已南撤甚至过海回国.而封贡之事,只是羁縻之术."彼止欲请封即与之封,封后二三年无事,可与贡."在他看来,"留守(按:指不从朝鲜撤军)经也,封贡权也,守经方可行权,无经则无权矣"[25]. 就是说,他认为只有明朝在朝鲜保持军队给日本以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方面才有可能接受和谈与受封.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明神宗基本接受了宋应昌的部分建议,在朝鲜继续保留驻军.顾养谦从宋应昌手中接管经略朝鲜事务后,也坚持对日本采取议和与封贡政策,并具体提出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本进贡贡道为宁波反对,如御史杨绍程,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元,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人交章反对封贡.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赵参鲁还着有《东封三议》,以自己对日本情况的熟悉而辩驳对日本封贡的失策.[26]对此,顾养谦上奏特别强调,有些官员主张对日议和只许册封丰臣秀吉而不许日本通贡,并不可能,"今惟有许则并许,绝则并绝而已", "如用臣议而并许之,则择才辩武臣为正使,惟敬赍诏册随至大丘,令惟敬先谕诸酋,率兵渡海,然后使封贡,而欲保朝鲜,臣必不能任也."[27]为了在自己任上实现与日本议和目标,顾养谦还曾运动朝鲜国王遣使人明为日本请贡,由此影响到明神宗对于日本封贡问题的态度变化.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朝等殊扬扬,过阙不下.既集多官面译,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东;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从,以闻".在日本使节小西飞接受明朝提S0ClALSClENCEJ0URNAL出的条件后,明朝即决定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 "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O"[28]不料,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却于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三日从釜山微服潜逃,①迫使明朝改任杨方亨为正使,沈惟敬八月,明朝册封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九月二日,丰臣秀吉接见明朝使团,杨方亨,沈惟敬即把明神宗的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冕服转授给秀吉.次日,秀吉宴待明使,并令人译读明朝的诰命和谕书.当译读至"特封尔为日本王"时, 秀吉即面红耳赤,极其愤怒:"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岂有此理!我自然是日本王,何由明之来许."②于是,丰臣秀吉下令驱逐明朝,朝鲜两国使节,并且命令各将领率兵再伐朝鲜,由此丁酉倭乱又起,明日议和完全失败.面对日军的转土重来和朝鲜使节的再次求援,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间专门召集廷臣会议倭情.在会议上,大小九卿科道官员多数认为,"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管,石星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29].兵部尚书石星因此不得不为明朝与日本议和的失败而承担责任,明神宗改任邢玢为兵部尚书,并令邢蚧总督援朝御倭全局军务,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统率在御倭战争的胜利大局,明神宗专门向邢玢承诺:"朕外各该衙门都要协心共济,以图成功."[30]在明朝大多数官员一心主张援朝御倭的政治舆论氛围下,此时个别反对援救朝鲜的官员,也被科道官员论罪.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吏科左给事中杨廷兰,兵科给事中自谕,刑科右给事中罗栋就上奏神宗,要求处罚倡议弃救朝鲜的侍郎周思敬.[31]而原来认同石星观点坚持和议的内阁首辅①关于李宗城从釜山逃跑的原因,明朝和朝鲜文献自来有多种说法.如《明神宗实录》卷296"万历二十四年四月壬戌,乙丑"等条记载,李宗城因听信谣言,担心被日本扣留.同书卷297"7Y~-"十四年五月壬申"条记载,李宗城回国后揭告:"关白执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为封."《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记载,李宗城潜逃则是缘于与谢隆的矛盾,担心谢隆雇日本人对其行刺.《明史》卷320(朝鲜传》中则记载,"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朝鲜《宣祖实录》卷74"二十九年四月乙巳"条记载,据正使管家李恕云,"前月二十二日倭通事浙江人自日本出来,言倭情不好,又军门及察院皆以为封事若未易成,趁速出来,故正使以此动心,决意出来."而据同月"丙午"条记载,是由于"册使到营而四件(指纳质,通商,割地,通婚)之事不成"之故.据同月"戊申"条记载,"正使向庆州云,其间事情难测".同月"辛亥"条记载,"正使之心固已疑危,细作之言入耳,心骇志动,乘夜挺出".据同月"癸丑"条记载,副使杨方亨的谕帖也称,"正府因惑讹言,妄有举动."据同月"丙辰"条记载,朝鲜宣祖会见李宗城,李宗城告诉他,"关白绑缚责以七件事,奴才(指惟敬也)弄其油嘴,无所不至,俺闻来惊惧,俺之一死有不足惜,恐辱国命,决意跳出,罪合万死."上述诸书,我以为尤应重视《明实录》和《朝鲜王朝实录》.我认为,造成李宗城出逃的主要原因,应是他到釜山后得悉丰臣秀吉还有讲和的七个条件,使他感到难以完成册封的使命,于是采取出逃的下策.②堀可巷:《朝鲜征伐记》,转引自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另外,关于明朝与日本议和失败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有丰臣秀吉怒朝鲜不派王子之说,有加藤清正揭露小西行长欺骗之说.此处从张庆洲的考证结论,即明朝册封他为"日本王"而不是他原先.1月所上的一份奏疏中提出:"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惟隋朝鲜全,庆二道为我卫耳.全,庆亡,朝鲜必亡.朝鲜一亡,则倭不能从陆犯辽,必从东汉,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兵四出,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此目今一大患也.故全,庆必当屯兵,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32]不过,赵志皋也认为本朝已经"兵疲饷竭,结局无期",不能期望速战速决,而要"坚守要害,互为声援"[33].此前,朝鲜方面也建议:"若于庆尚要害设险屯积兵饷,时以轻兵相机攻剿,从陆路以蹙其势,而又以利舰锐卒出没海上,邀截其后,庶几有济."[34]从后来明朝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来看,总督邢玢,朝鲜从解除朝鲜王京之危开始用兵,明朝军队于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取得稷山大捷.接着,明朝援军兵分四路:麻贵统率骑兵东攻庆尚道所属的蔚山等城,刘铤统率四川步兵主攻西路的全罗道,董一元领兵中路主攻庆尚道的泗川,陈磷则统率广东水军专从海路截击日军,从而形成四路相互犄角的攻守平衡之势,日军被明军钳制在朝鲜南端的沿海狭窄地带.四,明朝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对明鲜,鲜日关系的反应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8月18日,丰臣秀吉病亡,日军开始撤离朝鲜半岛.至此,首尾七载的在战争期间的明日议和过程中,朝鲜君臣就一直担救朝鲜时,朝鲜对于明朝方面在平壤,开城两地屯田以就地解决军饷的建议也十分担忧,害怕明朝就此吞并朝鲜.对此,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五年就设朝鲜经略一事,曾明确告知朝鲜国王:"设官经理朝土."[35]就在明朝与朝鲜上下庆祝倭寇荡平之时, 明朝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即上奏:"乞敕兵部亟咨督抚二臣,速议班师及留兵善后长策,永杜后艰,庶不负抚危字小之仁矣0"[36]于是,明神宗将奏章交兵五月,御倭经略邢蚧向明神宗条陈朝鲜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戌兵.议留步兵一万五千,水兵一万,马兵五千;而抚臣标下选兵三千,杂员四千一百人,分一东,天津,山东向朝鲜运米豆十三万石.四,留司府.裁东西二监军,独留中路海防道.五,裁饷司. 六,重将领.七,添巡抚.八,分汛地.九,议操练.戍,乞天语叮咛彼国君臣,亟图绸缪,一二年后殚力自完,使东征士卒早慰室家之思."[37]应该说,邢玢关于朝鲜倭患平定后的善后策是一份比较全面的维护藩邦安全和自主权力的方案. 明朝在朝鲜留兵戍守,目的是为了避免倭寇卷土重来;而第二至第六,第八,第九诸条,也是为了朝鲜国防.第七条添巡抚,则是为了维护朝鲜在倭患战后的社会秩序;第十条不仅是向朝鲜君臣表明明朝而,要在朝鲜驻扎34000余人的守军防备倭军卷土重来,军饷供应却成了明朝在战后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户科给事中李应策在疏中论驳:"据拟留兵三万余,岁费饷银几百万,米豆十三万石,马三千,此在全盛之时尚不能尽给,而况今日匮乏之际乎?"[38]户部官员则提出:"查得朝鲜当壬辰倭患之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而亦苦我之扰.……也,我宾也,故宜量彼饷之赢绌而后可酌我兵之去留."[39]显然,户部官员完全是从财政角度来考虑明朝在朝鲜留兵问题,他们甚至希望留朝守备士兵的军饷由朝鲜方面提供.不过,明神宗却考虑到朝鲜的困难局面,先后向户部官员指出:"东氛既靖, 本宜振旅悉还.念该国凋残,留兵协守,宜简实精确."[4o]''留兵非难,处饷为难.该国若能供给,多留亦所不惜,必资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请定夺."[41]由此可见,明神宗对于在朝鲜留兵问题首先考虑到要听取朝鲜王朝的意见,指示由兵部与朝鲜协商定夺.十月,朝鲜通知明朝,"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乞驻扎辽阳,有警听。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第一篇：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内容提要：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 历史心性”；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

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二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

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历史事实：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

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

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

基本上，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客观反映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

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

如此的史学研究，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

然而也就在20世纪之末，许多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建构的历史知识产生怀疑；“解构”此历史知识成为一时风尚。

究竟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有何问题？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结合各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历史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