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清代贾宝玉形象阐释史研究

【课外阅读】清代贾宝玉形象阐释史研究《红楼梦》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最奇特的莫过于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两百多年来,这个形象在读者中引起的困惑和思考也最多。

考察读者对贾宝玉形象的阐释历史,对了解民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梳理清代的读者对贾宝玉形象的理解和阐释状况,并对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脂砚斋:多情与偏僻《红楼梦》问世以后,以脂砚斋为代表的亲友集团是《红楼梦》最早的读者,他们对《红楼梦》提出许多有见识的看法,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物评论方面,脂砚斋对贾宝玉的评点尤为惹人注目,对后世极具启发意义。

1、多情脂砚斋对贾宝玉评论的中心词汇是“情”。

“情痴”、“情种”、“多情人”的定评贯穿着脂批的前前后后。

第9回描写贾宝玉和秦钟交好,书中概括他的性情是“天生成惯能作小伏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

”脂批云:“真正写尽古今情种人也。

”第35回玉钏端汤、宝玉问烫,脂批评论说:“多情人每于苦恼时不自觉,反说彼家苦恼,爱之至、惜之深之故也。

”在此回的回末总评中又继续阐发道:“宝玉千曲万折,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并忘其性情。

”诸如此类的评语,在脂批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这些评语和书中的描写、评论相互生发,准确地揭示出贾宝玉“多情”的种种情态和特征。

2、泛爱在揭示贾宝玉“多情”的特性时,脂砚斋更强调其“泛爱”的特点。

他一方面对宝黛爱情给予很大的关注,认为黛玉是贾宝玉的人生“知己”,宝黛之间“气味暗合”,“呼吸相关”,精要地阐发了宝黛之间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的爱情特征。

另一方面,他更关注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其他姐妹以及秦钟等朋友的“多情”,论述的篇幅和深刻程度超过了对宝黛爱情的评论。

如第22回论述宝玉和宝钗的关系道:“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反生远心哉?”这段话最为清晰地阐发出宝玉对于女子“泛爱”的性情特征。

由此可见,脂砚斋对贾宝玉“多情”特征的把握,不仅仅局限于婚姻爱情的狭窄范畴,更是把他当作普遍意义上的“情种”的典范来认定的。

3、情不情脂砚斋还强调贾宝玉“情不情”的特点。

所谓“情不情”是和“情情”相对应的,是脂砚斋区别宝玉之“多情”与黛玉之“多情”时所用的两个特定的概念。

从脂批看,“情情”和“情不情”的界定,似乎是在原著中就有的,但是将具体内涵阐发清楚,却是脂砚斋的功劳。

第8回宝玉心疼枫露茶,脂批说:“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段痴情去体贴。

”第31回晴雯撕扇,脂批又说: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娇嗔不知情之人一笑,所谓“情不情’。

”第19回宝玉体贴画中人,第23回宝玉怜惜满地落花,脂批都说他是“情不情”。

综合脂批这些评价,可以看出脂批所理解的“情不情”的内涵是:不仅对有知有识之“人”用情,对无知无识之“物”也用情。

这可以说是脂砚斋所揭示的贾宝玉这个“情种”最为独特的一点。

4、偏僻脂批对贾宝玉评论的另一个重要的词汇是“偏僻”。

所谓的“偏僻”,是指“奇特”、“独特”,这种定评也贯穿于整个评批的过程中。

在脂砚斋看来,贾宝玉对女性的体贴,对世俗的厌恶,以及“情不情”的特性,都是异于常人之处;他还特别提到了宝玉有另外一种奇特之处——“情极之毒”。

第21回评在点明宝玉日后出家为僧的结局后又云:“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

”在对比中揭示出贾宝玉对传统观念的离弃。

关于贾宝玉形象的独特陛,脂批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这里既精辟地揭示贾宝玉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高度评价他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同时还表达了自己不能透彻理解贾宝玉形象的困惑和苦恼。

这种困惑和苦恼,正是由于贾宝玉种种“偏僻”的特性超出了脂砚斋的思想视野而造成的。

评点派:情圣、君子、色魔、义夫及其他1791年120回《红楼梦》刊刻以后,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许多人对《红楼梦》进行圈点、评批和专门论述,从乾隆末年到民国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各种评批刊本和评“红”专著纷纷涌现,蔚为大观,形成了所谓的红学“评点派”。

“评点派”侧重于人物的道德价值评判,“钗黛优劣”的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形成“拥林派”和“拥薛派”等不同的阵营。

相比之下,评论家们对贾宝玉形象的争论相对平静,但是阐释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对钗黛形象的评论。

1、涂瀛的“情圣”论涂瀛为“拥林派”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评点家当中,他的观点最为深刻。

在《贾宝玉论赞》中他热烈赞颂贾宝玉之“情”: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

……圣人为能尽性,为宝玉为能尽情。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仁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读花人曰:“宝玉圣之情者也。

”在这里,涂瀛所强调的“情”,不是一般的男女爱情,而是人类所具有的本性,是与封建礼教所倡扬的“性”相对而言的,更带有本体论意味。

这种观点一反理学贬斥“情”的教义,将“情”和“性”相提并论,虽然无意于否定“性命”之说,却极力抬高“情”,客观上又具有反礼教、反传统观念的异端色彩。

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涂瀛肯定了贾宝玉所从事“儿女事业”。

他说:“自有天地以来,……开天明道有人,主治立极有人,扶持世教有人,羽翼经史有人,独闺阁无传心之谛,作养之人”,造物主于是生下一“不道不德、不功不业、不雅不俗、不顽不灵”的贾宝玉,来“主持巾帼”,“护法裙钗”,使闺阁众美都能达到“若其本性,各畅其情,各忘其形,各尽本心,各尊其位”的美好境界。

在这里,他把贾宝玉所钟爱的“养护闺阁”的事业与古来圣人君子所从事的“明道立极”、“扶持世教”、“羽翼经史”相提并论,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其胆识魄力非同寻常。

2、陈其泰的“狂狷”论陈其泰也是“拥林派”的干将,他对贾宝玉的赞赏,着眼点并不在“情”,而是在其秉持天真、洁身自好的“君子”品性。

他在第三回评中论述道:《红楼梦》中所传宝玉、黛玉、晴雯、妙玉之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嚼然泥而不滓,所谓不屑不洁之士者非耶。

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不可谓非圣贤之徒也。

若宝钗、袭人则乡愿之尤,而厚于宝钗、袭人者无非悦乡愿、毁狂狷之庸众耳。

这段论述总会唤起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某些记忆。

传统儒家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两种形态,一种是正统的庙堂文化,强调礼教纲常对人的约束,主张为了事功利害而委曲人的本性;另一种是山林文化,它不谋求事功却重视人格的自由独立,强调为保持纯真本性而不惜安贫守贱。

这两种文化形态中的群体和个人常处于对立状态,后者往往处于失意境地,或功名淹蹇,或屈沉下僚;感叹怀才不遇、愤恨社会流俗、自许清高自持就成为他们的普遍心态。

陈其泰在这里称扬宝玉、黛玉,贬斥宝钗、袭人,正是把这几个形象当成失意士人和庙堂权贵的代表来加以褒扬,他本人的价值取向也由此可以看出。

但陈其泰只是用传统文化的一种形态去对抗另一种形态,赞颂“圣贤”之德的人生理想仍然在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之内,其思想的异端性上来说,反不如涂瀛卓越。

3、哈斯宝和洪秋藩的“守义”论在“拥林派”的评点家当中,还有一些人用正统的礼教观念来解读《红楼梦》,由此引发对贾宝玉形象的另一种阐释。

蒙古族的红学家哈斯宝热烈称赞林黛玉是个“德、言、工、容具佳”的“绝代佳人”和“玉洁冰澈”、“毫发不违礼教”的“才女”。

对贾宝玉,他的态度却是复杂的。

一方面赞赏他“是个神童,是个才子”,他爱黛玉是“出于真诚”;一方面又贬斥其“性情怪僻”,“在当学之年,深耽酒色、蔽于情欲”,做出种种有违礼教的事情来。

最后他认为:贾宝玉在林黛玉的影响下,他们的爱情也是渐趋于纯洁,符合礼教,才子变成“忠臣义士”。

另外一位评点家洪秋藩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虽然也看到贾宝玉曾经走过“情迷之路”,但更强调贾宝玉对爱情的忠贞。

他认为:无论宝钗等人怎样谋夺,贾宝玉对林黛玉始终是“心坚金石,百折不磨”;最后他们一个是“守节而死”,一个是“守义而亡”;其事迹“可歌可泣”,“发人思慕,动人感叹”。

很显然,这两位评点家褒扬林黛玉和贾宝玉,都是用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阐发小说人物的,没有真正领会宝黛爱情反礼教、反现实社会规范的本质特征,他的褒扬实际上是对宝黛形象的一种误解。

4、王希廉和张新之的“情蔽”论另外一些评点家如王希廉和张新之,则是站在维护传统礼教的立场上来批判贾宝玉的。

王希廉是典型的“扬钗”派的评点家,他的《红楼梦回评》处处赞扬宝钗“有德有才”,贬斥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狭”。

他对贾宝玉明显地持否定态度,认为宝玉一生的种种偏僻行为、言论和思想,都是因为“缠绵于色魔”、为情所“蔽”,为情所“迷”;虽然有“才德”,却“另是一种,于事业无补”。

很明显他是从正统礼教观念和价值观念的角度否定贾宝玉的。

张新之是典型的道学家,处处从理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

在第二回评中他概括说,全书“以宝玉演‘明德’,以黛玉演‘物染’”,宝玉黛玉“一红一黑,分合一心,天人性道,无所不包”。

很明显,他在这里借这两个人物形象阐发理学的“理欲之辨”,将贾宝玉看作是人人都可能有但又不能尽有的“性”(“理”)的外化物,将林黛玉看成是罪恶丑陋的“情”(“欲”)的外化物,完全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调。

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贾宝玉,张新之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第34回贾宝玉“因情感妹妹”,他感叹“通灵之既溺”;第89回中宝玉怀念晴雯而填词,他认为是“不能诚意”,“不能正心”,“遂陷溺情欲,至死而不觉”。

总之,凡是小说中那表现贾宝玉“多情”性情的章节,他都基本上予以否定,维护风化礼教的用心非常明显,理学家的立场很是坚定。

5、姚燮、西园主人、朱作霖等人的困惑和忽略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评论家当中,有很多人在阐释贾宝玉形象时感到力不从心,表现出极大的困惑和不解。

如嘉庆时期的诸联,在钗黛问题上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对贾宝玉却只有空泛的感叹;属于“拥林派”的姚燮,在钗黛问题上的观点接近于涂瀛,属于主情论者。

他论述宝玉的篇幅并不少,却总给人隔靴搔痒、抓不住要害的感觉,比起涂瀛、陈其泰的论述,要肤浅得多;比他对钗黛形象的见解,也要肤浅得多。

而另外一些“拥林派”的评论家,如朱作霖、西园主人、许叶芬等等,对钗黛形象和其他人物形象都作了专门论述,独对贾宝玉置而不论;如西园主人的《红楼梦辩论》,有长篇的《林黛玉论》、《晴雯论》、《薛宝钗论》、《袭人论》和《探春辨》,却没有关于贾宝玉形象的专门论述,只有在《探春辨》当中以“痴顽”两字概括而已。

三、题咏派:富贵、情爱与色空《红楼梦》诞生以后,就有很多人用诗歌的形式对之作评论,被红学家们称为“题红派”或“题咏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