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失权规则的价值分析(眭鸿明)

股东失权制度在立法上的意义摘要：一、股东失权制度的定义与立法背景二、股东失权制度在立法上的意义1.维护公司治理结构2.保护股东权益3.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三、我国股东失权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建议1.现行法律法规框架2.实践中存在的问题3.完善措施及改革方向正文：股东失权制度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公司股东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导致其丧失在公司中的股东权益的制度。

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逐渐重视股东失权制度的研究与完善，旨在维护公司治理结构、保护股东权益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一、股东失权制度的定义与立法背景股东失权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规范股东行为，确保公司正常运营。

在国际上，股东失权制度已有较长历史，我国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东失权制度。

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东失权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实施股东失权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股东失权制度在立法上的意义1.维护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失权制度有助于维护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康稳定。

通过规范股东行为，防止股东滥用权利、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内部关系的和谐。

2.保护股东权益股东失权制度有助于保护股东权益。

当股东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时，失权制度可以使其他股东免受损失，维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股东失权制度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通过规范股东行为，降低市场风险，提高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股东失权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建议1.现行法律法规框架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股东失权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包括股东失权的情形、失权股东权益的处理等。

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还出台了涉及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等方面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了股东失权制度。

2.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股东失权制度，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如失权情形认定标准不明确，执行程序繁琐，失权股东权益处理不当等。

合同编司法解释 65条恶意违约的定义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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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关系中，恶意违约是一种严重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对受益方造成严重损失。

江苏法院2018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3日）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线上消费逐渐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目前消费市场总体呈现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巨大的消费潜力。

然而，消费市场悄然变化的消费形态和日益丰富的消费选择在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消费纠纷。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房屋、车辆等大额交易消费数量稳步增长，经营者欺诈现象屡禁不止,“互联网+”背景下新型消费纠纷呈现新形态，健身、美容等领域预付卡纠纷频发，涉职业打假人案件层出不穷，公益维权力度明显加强等。

总体而言，当前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和尚未健全的消费市场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尚未得到全面有力保护，既有的法律规范面临新的挑战。

江苏法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五年来，不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审判与调研，办理了一大批疑难复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出台了一批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审判指导意见。

在每年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引导人民群众积极维护自身权益，为促进我省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是注重团队建设。

省法院专门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审判调研团队，负责收集问题、调查研究和审理案件，统一执法尺度。

二是关注新型消费纠纷。

调研团队每年选取本年度急需解决的新类型消费纠纷作为重点调研课题，厘清法律关系，提前预判风险，引导消费者采取防范措施，维护消费市场秩序。

三是注重联动化解。

省法院加强与省检察院、省消保委、省市场监管局等有关单位的沟通交流，形成合力，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动机制，及时收集和反馈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信息，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省法院筛选出2018年度全省法院审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并邀请南京大学李友根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眭鸿明教授予以专家点评，现予发布。

论我国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立法权利爱惜缺点及其价值选择【摘要】我国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的规定，关于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是若是一种法律的规定缺乏权利的精神，那么这种法律的规定确实是贫瘠的、先天不足的。

而我国现行刑法对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的立法规定，过于强调社会治理秩序的稳固，轻忽了对个人权利的爱惜，而该罪立法的终极价值目标应是个人权利爱惜，即在追求社会治理秩序价值的同时，同时重视对个人权利的爱惜。

【关键词】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立法；权利爱惜；缺点；价值选择【正文】一、我国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立法权利爱惜缺点（一）我国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罪刑非法定隐现罪刑法定，是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实现民权皈依的途径。

它具有：可预测性、稳固性、组成要件明确性。

笔者试从我国现行刑法第291条增加的两个罪名，即：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起源提及。

“911”的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与恐慌，中国也受其阻碍，恐怖组织、恐怖人物、恐怖信息等，成为最时兴的话语和信息[1]。

关于该二罪本无可厚非，但在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立法中存在权利爱惜先天不足之缺点，其罪刑法定不是以个人本位为主题的权利保障，而是旨在社会防卫。

现今社会提倡罪刑法定的理念，不仅应在形式上确信罪刑法定（不考虑合法性），更应该从排除国家刑罚权的非正义的恣意行为方面来保护包括犯法人在内的公民的权利，显然，我国刑法在妨害社会治理秩序罪立法中权利爱惜的价值与此产生了冲突。

因此，要适时从立法上化解这种不该有的冲突，而第一就要对权利从头凝视。

1．权利的最终来源权利观念最初的萌生，应当说与国家法（公法）并无亲缘关系，反而是一种抗争关系。

[2]因远古平等观念沿袭而来的权威体制和公法体制，确实与权利观念很难相容。

但时期的转变、生存条件的变迁，权利观念一点一滴慢慢渗入法律的领地，即日趋强调爱惜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包括个人的隐私和价值偏好。

[3]（1）权利是被承认的意志或被爱惜的利益及其法律理由现象的法律性质，不是用感官能够触摸到的。

民法上的善意、恶意及其运用汪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上传时间:2001-8-29浏览次数:8410字体大小：大中小内容提要: 善意和恶意作为表示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民法学范畴，国内论著少有涉及。

本文从分析善意和恶意的概念入手，提出自己关于善意、恶意的概念，并初步确立了善意和恶意的认定标准。

在对善意与无过错、恶意和过错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善意和无过错本质是一致的，但存在细微差别：故意和重大过失可以构成恶意，轻过失和轻微过失不构成恶意，其中也试图对过失进一步区分并提出区分标准。

最后，本文对善意和恶意在民法上的具体运用作了一些列举，诸如：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善意添附和恶意添附、善意第三人和恶意第三人，善意出卖人和恶意出卖人、善意侵害名誉权和恶意侵害名誉权等。

As a couple categories in the science of civil law,Bona fides and Mala files are used to demonsorate the actor,s subjective state of mind.the domestic works are short of diseussing about it. This essay begins with analysing the concept of Bona files and Mala files, puts forward its opinion about it and cirterion of judgement.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Bona fides and No fault. Mala fides and fault,this essay holds that Bona fides and No fault are consistent in essence with a few fine distinction; Aolus and culpa lata can form Mala fides, but culpa levis and culpa levissima can,t.At last, author lists several applicationsof Bona fides and Mala fides in civil law. such as Bona fides third party and Mala fides third party.Bona fides possession and Mala fides possession.在民法上，过错是用以表示行为人主观状态的最常见的民法学范畴，但除此之外，善意和恶意也是用以表示行为人主观状态的术语。

股东失权的制度价值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股东失权是指股东在公司经营决策中无法有效行使其管理、监督和参与权利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造成了许多问题，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发展良好的治理机制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股东失权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强调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应该在公司决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由于股东失去了有效的参与和监督机制，公司的决策常常被一些强势的管理层所主导，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股东利益受损、公司治理不透明等。

因此，加强股东权益保护，提高股东的参与和监督能力，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股东失权制度的借鉴意义在于促进了公司治理的法制化。

在中国，由于缺乏有效的股东保护制度，导致了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如股东被强制出售股权、公司盈利被侵吞等。

因此，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股东权益，完善公司治理的法制化，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是必要的。

同时，加强对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也是促进公司治理法制化的重要途径。

第三，股东失权制度的借鉴意义在于促进了公司治理的透明化。

在中国，许多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不透明、财务报表造假等问题，导致股东无法准确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因此，加强对于公司信息的披露要求，建立透明的信息管理制度和监管机制，对于保护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治理透明化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股东失权制度的借鉴意义在于强调了公司治理的多元化。

在中国，由于在上市公司中有相对较大比例的国有股东，导致了公司治理中受到政府干预的问题。

因此，建立多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吸引更多的民营和外资股东参与，能够减轻政府的干预，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综上所述，股东失权的制度价值体现在对公司治理重要性的强调、促进公司治理的法制化和透明化、以及强调公司治理的多元化。

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借鉴股东失权制度的相关经验和教训，可以推动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促进中国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论债权人撤销权中受让人主观恶意构成要件-最新年文档论债权人撤销权中受让人主观恶意构成要件一、引言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74条第1款）旨在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保持在合理的偿债状态，进而保护一般债权人的利益。

通过撤销债务人的积极交易行为来保护债权人利益可能会有贬损契约自由，此乃该制度不能回避的方面。

对此，不少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努力。

本文从主观恶意方面就此进行讨论。

主观恶意需以客观行为来体现。

无偿行为和有偿行为均因为债务人而产生。

债务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债权人债权而从事交易行为，其主观恶意十分明显。

同时，法律没有对受益人的主观恶意进行规定。

基于此，本文仅讨论受让人的主观恶意。

本文仅讨论受让人主观恶意标准。

有种观点赞成受让人主观恶意标准的确定应服务于债权人的举证困难。

本文认为，受让人主观恶意采用“意思主义”标准不但不会影响债权人举证，而且还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自由。

二、?恼?权人举证的难以程度角度分析受让人的主观恶意标准有“观念主义”与“意思主义”之分。

我国大陆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受让人对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之行为是明知的，就可以认定受让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债权人就可以据此请求行使撤销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其基础上，还需要受让人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债权债务的内容知晓，即对其受让行为有害于债权人债权的事实明知才可以认定受让人主观上具有恶意。

债权人主张撤销权，必须要对有害于自身债权的行为进行举证。

诚然，债权人举证证明受让人对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进行举证相对比较容易。

但是，债权人要举证证明受让人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交易内容也是可能的。

债具有非公开性，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私人行为，第三人对债权债务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也无了解的必要。

但，法律关系是复杂多变的，法律关系网不仅由债组成，债的关系也并非仅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

为了其他民事计划，债权人与债务人已经形成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还可能分别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

第 45 卷第 6 期2023 年 11 月Vol.45 No.6Nov. 2023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及规制研究廖丽环，俞程（福州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摘要：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争议较大。

从二者的价值、功能、目的等法理基础上分析，应准许原告在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请求。

由于该制度能够起到私益救济的作用但同时具备惩罚性质，因此应当谨慎适用。

为了防止泛化适用该项制度，应在构成要件、数额确定的考量因素、遵循过罚相当原则方面对其进行制约。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具备侵权行为人主观故意、信息处理行为的不法性、造成严重结果等构成要件。

该项制度应定位为公法规制的补充手段，若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已经能够实现惩戒目的，那么惩罚性赔偿就不应当适用。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私人执法；过罚相当中图分类号：D922.16；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23）06-0138-08一　问题的提出2021年8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条款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为规制不法处理不特定多数人的信息从而侵犯权利的行为提供了公益诉讼的支撑［1］。

但该条文只是比较粗糙的规定，与当下其他领域如环境公益诉讼、消费者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相比而言略显简陋，在司法实务中易产生不同方面的制度适用争议。

如在“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基于不法的信息处理行为判被告人李某支付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就引得学界轩然大波，从而导致个人信息公益诉讼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一度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恶意失权:物权行为理论瑕疵之补正眭鸿明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关键词: 恶意失权/物权行为理论/制度补正内容提要: 物权的变动只有经过公示程式,才具有对社会的公信效力,交易安全方可得到确实保障。

而现行的“善意保护”规则虽然可以暂时性地弥补公信力的不足,但终究不是法治国家之恰当选择。

当然,采纳能够有效保证物权变动公示和公信力的物权行为理论,并非没有限度。

不过缺憾的存在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造就“恶意失权”制度,补正物权行为理论的缺陷。

物权行为理论对我国现行立法尚无直接影响,但未来的民法典是否采用,这涉及到立法的价值取向和我国民法制度的体系构造。

我们注意到,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事实上无法解释和调整诸多法律现象。

[1]当然,确立体现物权变动公示力、公信力的物权行为理论,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该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抽象基础上的理论构造。

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同时,通过其他制度对其进行矫正,以弥补该理论之弊端,使其具备更丰厚的法律价值。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一、物权行为理论的价值重拾物权行为理论实质上是基于交易安全之目的和政策上之考量,强化了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的法律地位。

作为该理论基本内涵的“物权行为无因性”规则表明,物权行为不以债权行为这一“原因”之欠缺或不存在而受到影响。

[2]债权行为从物权行为中被抽离,“原因”超然独立于物权行为之外,只要经过物权变动之法定公示程式,即可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3](一)物权变动公示力、法律权威与物权行为理论之采信价值支撑物权行为理论最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该理论最终解释了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

[4]可以这样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表达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由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力、公信力所蕴含的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所在。

新闻前哨2016年第5期实际恶意原则来源于美国,在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确立,是美国法院用来规范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准则之一。

实际恶意又称为真正恶意、真实恶意、实质恶意,这个原则规范了政府官员,或是政治人物,后来扩大到所有公众人物,只有在他们举证,证实新闻媒体具有“真实恶意”的前提下,才能对新闻媒体的报道提出诽谤诉讼。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所谓的“真实恶意”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明知这个资讯是错误不实的;第二,完全漠视,不去查证它是不是错误的。

这一原则从法理上保障了媒介的采访权和报道权。

一、实际恶意原则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沙利文案虽发生在美国,但对我国来说也不无启发与借鉴意义。

我国法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不少人对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实际恶意”原则非常感兴趣,早有学者提议引进这一原则,其主要依据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不得捏造和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批评权的限制性规定。

他们据此推理国家工作人员只能对故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批评才可以追究批评人的法律责任。

国内最先运用到“实际恶意”原则相关概念的是2002年12月18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范志毅起诉《东方体育日报》的官司,判决书中有如下言语:“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这份判决书首次使用了“公众人物”概念,清晰简短而有力地阐述了一个重要观念,即在涉及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时,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应当被特殊对待,公共人物比一般非公共人物公民更有义务忍受轻微伤害,这就是公共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反向倾斜规则。

这在中国的司法史上是首开先河,没有先例可循的。

因此,《东方体育日报》的胜诉,对中国新闻司法来说是具有跨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媒体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当媒体的报道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时,都要服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