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婚恋武侠的合流与《儿女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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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婚恋武侠的合流与《儿女英雄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公案》中总结晚清武侠小说的特点及演变时说,清代的侠义小说虽发源于《三国》、《水浒》、《西游》、《金瓶》、《红楼》、“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正是晚清武侠小说的代表作,而且一个代表了晚清武侠小说与儿女婚恋故事的合流,一个代表了晚清武侠小说与公案故事的合流,是晚清武侠小说发展的两大走向。
《儿女英雄传》,又有多个异名,其正文首回“缘起”云:“这部评话„„初名《金玉缘》,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又名《日下新书》。篇中立旨立言虽然无当于文,却还一洗秽语淫词,不乖于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后经东海吾了翁重订,题曰《儿女英雄传评话》。相传是太平盛世一个燕北闲人所作。”所谓“燕北闲人”,据马从善序,实即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文襄公大学士勒保次孙,约生于嘉庆初年,卒于同治四年(1865)以前,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马从善序云:“先生少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然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可知文康与曹雪芹经历颇相似,享受过富贵,而后堕入困穷,经历坎坷,晚年穷愁,此书有“观鉴我斋”(题为作者自拟)雍正甲寅年序,又有乾隆甲寅“东海吾了翁”弁言,皆属伪托,其成书当不早于咸丰初年1。原本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现存最早抄本为光绪四年(1878)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另有光绪六年(1880)“还读我出室”主人评点本,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馆石印本等,光绪二十四年(1889)上海苏报报馆铅印本,改题《侠女奇缘》。
《儿女英雄传》叙的是康熙末年,雍正初年“京都一桩公案”(首回语),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勇绝伦,因其父被权贵纪献唐所害,便奉母避居山林,变姓名为十三妹,后出没市井,广交豪杰,伺机报仇。偶于旅途逢孝子李骥携银救父,其脚夫欲图财害命,寺中和尚也是一帮强贼,亦欲劫财,十三妹尽行诛杀,救了李公子。后又于能仁寺中救了被困民女张金凤,十三妹并促成李公子与张金凤配为夫妻。李骥救得其父李学海出狱后,李学海无心仕宦,携家寻访十三妹,终于江湖豪侠邓九公庄上探得踪迹,告之纪献唐恶贯满盈,已为朝廷所诛。仇人已死,十三妹欲出家,在众人百般规劝之下,也嫁了李公子。李公子一夫二妇,甚是和美,在金玉二凤激励下,攻读诗书,科举中神灵有助,探花及第,官至输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其他善恶人等,皆各有报,如邓九公九十高龄喜得双胞胎,而李学海前任上司曾贪赃枉法,沦为乞丐,金玉二凤则各生一子,李门子贵孙荣,书香传家。
《儿女英雄传》是晚清侠义小说中艺术性较强的一部。作品以生动的语言,曲折变幻的情节,塑造了一个侠女十三妹的形象。十三妹的形象与过去小说中一般女性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儿女”而兼“英雄”约特异性格,作者努力调和“儿女”“英雄”两种似乎对立的性格元素,力图在十三妹身上统一起来。作者认为:“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他对什么是“儿女”,什么是“英雄”,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世人:“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油余桃的认做儿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英雄事业。”十三妹就是作者理想的“儿女英雄”,“原来这人天生的英雄气壮,儿女情深,是个脂粉队里的豪杰,侠烈场中的领袖。她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弥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虽然是个女孩儿,激成了个抑强扶弱的性格,好作些杀人挥金的事业。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沥胆订交;见个败类,纵然势焰熏天,她看看也同泥猪瓦狗;遇见正人,任是贫寒求乞,她看得也同威风祥麟。”十三妹的形象在实际描写中并非“儿女”“英雄”的简单叠加,而是有其自身的独特际遇经历,因而显得丰富复杂。她出身名门,本是大家闺秀,又学成高强武艺,身怀绝技,智勇双全,因而气度高迈,非寻常小女子可比。她遁迹山林,来往江湖,熟谙黑道,出没市井,潜伏民间,胸怀深仇大恨,使她蔑视王法,见义勇为,养成侠肝义胆,一腔不平之气。她豪爽天真,心性高傲,言词锐利,甚至有几分野性粗蛮,但又没有完全丧失儿女情愫,因而极富同情心,锄强扶弱,柔性如水,不失其秀美可人的一面。这个“儿女英雄”的侠女形象在中国小说史女性形象的画廊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可惜作品结局转为迂腐,十三妹被安公子纳为妻妾,一个侠女英豪,终成了孝顺贤德的安家媳妇,野性驯服使侠女的光彩也顿然丧失,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正是作者文康理想的“儿女英雄”。
作品的迂腐表现了作者的迂腐,文康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越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指导其创作的还是那时代的正统文化观念。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曾正确指出:“依我个人看来,《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文康在最穷愁无聊的时候虚构一个美满的家庭,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凡实际上他家最缺乏的东西,在那幻想的境地里都齐全了。”胡适甚至说,作者“是一个迂陋的学究,没有高尚的见解,没有深刻的经验”。确实,以文康“作善降祥”的观念来构思小说,是不可能写出像《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那样有思想有诗意的作品来的,相反,在《红楼梦》里被宝玉斥责为“饵名钓誉之阶”的八股时文,在《儒林外史》里被吴敬梓冷嘲热讽的“功名富贵”,在进步小说里不断受到冲撞的纲常名教,在《儿女英雄传》里都受到了小心的呵护,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周进、范进如果进了《儿女英雄传》,必成为正面人物而受到赞美和歆羡,而安公子高中探花郎时安家上下的欢喜若狂,如果进了《儒林外史》,却会成为充满讽刺意味的喜剧情节。
1 《菽园赘谈》有云:《品花宝鉴》行世,《儿女英雄传》书随后出。《品花宝鉴》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不过,文康的思想在那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存在,《儿女英雄传》所幻想的情景也是那时代许许多多人的梦想,所以,《儿女英雄传》倒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真实的材料,让我们去观察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真实状况。还是借胡适的话说:“《儿女英雄传》的大部分真可叫做一部不自觉的《儒林外史》。”2换一种眼光去读这些作者虔诚描摹的生活,作品就有了别样的价值。
2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473页,上海书店197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