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带来的五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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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新论 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国却感受到其巨大负面影响，采取了经济刺激措 施。这些措施虽然使我们渡过难关，但也导致国内 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中国虽然成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班 列车，但正是全球化带来的即时好处，使我们在一 段时间里忽略了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国内市场的 开发，而且巨额出口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大量被集 中在政府手中，民间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远远滞 后于国家财富的积累速度，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 内需的长期赢弱就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对外 依赖性。 尽管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任何 一个经济体快速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一旦这 条道路走上了极端，经济的不协调性就很容易暴 露在全球化的风险之下。 新的十年，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 国的背景下，中国难以继续依赖增加出口来拉动 经济增长，而是应该努力培育和开发具有１３亿人 口的国内市场。由于长期的对内管制和对外封闭， 中国的金融业一直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 中国巨大的外贸出口催生了世界最大的外汇盈 余，但因为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 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中国国民财富的保值和增 值只能依靠他国。缺乏成熟、开放的外汇市场和金 融市场，使得中国一方面用非常低廉的利率将巨 额资金储备在美国的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另一方 面又以高利率引进外国资金。而美国却通过来自 中国的持续性资金供应，一步一步地缓解国内的 危机。这也正是中国必须成长为金融大国的迫切 性所在。 尽管由于中国自身的资源和要素禀赋决定，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不可能走向美国 和英国那样的“金融立国”之路，但是在现代经济 环境下，全面提升金融产业，增加资本流动和使用 效率，已经迫在眉睫。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世界上仅次 于纽约、伦敦的金融中心，这是中国成长为金融大 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否有效利用香港发达的金 融产业，并培育上海和深圳作为两个金融中心，充 当大国金融竞争的桥头堡，是中国下一个十年最 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 走资源节约型之路 中国过去参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资 源优势，一是极为廉价而充沛的人力资源，二是包 括土地和矿藏在内的大量自然资源。正是因为这 两大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仅次于美国的 外商直接投资，得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长为“世 界工厂”。 但是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两大 优势都将面临衰竭。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刘易 斯拐点”的（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提前 到来，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加强，依 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中国产品吸引力已经难以为 继，近两年不断蔓延的“农民工荒”就是警示。另一 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土地资源也 面临紧缺，自从１９９３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 后，对外能源依赖日益加深，这意味着中国日益从 资源优势转变为资源劣势；同时，由于长期依赖自 然资源发展经济，其中的过度开采和过度排放，正 使中国承受着日益沉重的 生态环境成本”。如何 走资源节约型之路，提升产业结构，真正实现“技 术崛起”，改变过去拼人力、拼资源的低端经济发 展模式，改变就业市场上出现的“农民工荒”和“大 学生就业难”这种畸形现象，是政府必须认真思考 的问题。
（汤摘自《中国国情国力｝２Ｏｌ１年第４期高峰／文） 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带来的五大问题 许成钢在《中国改革））２０１１年４月号中刊文 指出： 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广义地说是土地权益的 控制权问题。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这一基本问题 不仅与农民有关，同时与全体公民、整个国家的经 济、政治利益都密切相关。最基本的一点是，保护 土地私有产权，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关乎所有公民的巨 大权益。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当有巨大利益相关 时，有权有势的人侵犯普通公民权益的动机就会 强烈，引发严重后果。在任何社会里，最有权最有 势的机构是国家，是国家的各级政府，包括地方政 府；最有权最有势的人是政府官员。当有巨大的利 益可获得时，他们就有可能、有兴趣去侵犯公民的
利益。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国家对土地拥有最终 社科新论 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的控制权，这给了各级政府不受束缚的巨大的侵 犯公民利益的权力，是造成社会经济根本问题的 根源。 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权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即 是，这使得政府可以“依法”剥夺农民和市民对土 地的权利。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强制拆迁。最近这 些年，恶性社会问题大都涉及强制拆迁。有人会以 为，强制拆迁只是某个地方政府的不恰当行为。实 际上，强拆有其基本的法律和体制根源，即不承认 公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强制拆迁显然是最重要 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国家剥夺农民和市民对土地的权利产生的第 二个问题是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原因非 常简单，因为政府有法律的依据来剥夺农民和市 民的时候，就会挤压他们的利益。当有人在剥夺过 程中致富的时候，就有人由于利益被严重挤压，变 得更加贫穷。这一问题对农民尤其严重。由于农民 没有对土地的处置权，农民不可能在对他有利的 出让方式下自主自救。基本权益被剥夺导致许多 农民的贫困，也严重阻碍了农民变成企业家。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严重扭曲 土地市场，土地的严重供给不足是造成城市房价 飞涨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个问题，政府限制土地供给造成的高房 价，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是导致 内需不足及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基本原因。世界所 有工业化国家的内需的很大部分都是同住房紧密 相关的。随着住房的扩大和改善，消费水平稳定大 幅上升（例如，美国从１９世纪以来的长期发展）。 当住房的扩大和改善缓慢时，内需发展就会受严 重影响（例如，日本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经历）。 同时，城市住房又直接影响城市工人的生活质量 及生活成本。因此，城市住房的高度短缺和高价会 大大推高城市劳动力价格。即土地的问题引发劳 动力供给不足。 第五个问题，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制度是制造 腐败的温床。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权不仅给了官僚 很大的机会在土地交易中贪污腐败，而且给了他 们以国家的名义侵吞公民权益的法律保护伞。与 土地相关的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之一，这是影 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遇到 的许多严重问题的体制根源所在。土地私有化是 中国经济改革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此问题同时 又深刻影响其他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 改革。
（李摘） 以“财改＂推动“政改＂正成为公识 预算不透明、考虑民众意愿不多、支出科目太 笼统、人大代表专业知识缺乏等，是现行财政体制 的核心弊端。据记者调查，目前国内大部分地方的 各级政府还没有推行财务公开，主要原因有三：一 是“不想公开”。部分官员担心职务消费利益受损， 腐败空间压缩；二是“不愿先公开”。大家都处于观 望状态，不做出头鸟。三是“不能公开”。然而，无财 不政，“财”“政”攸关。把财政体制改革当作政治体 制改革的稳妥切口的思路正成为共识。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 国可以通过推进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首先 是相关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然后是这方面一系列 相关制度建设，包括人大审议预算制度权力的落 实，从而通过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动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他认为，这就 是中国今后“打开渐进改革潜力空间的具体路 径”。 以“财改”推动“政改”的“共识”主要支撑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民主的核心不仅仅是 直接选举，还在于“预算民主”，即国家的钱怎么 花。政改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财政 体制改革正可以“牵一发动全身”，对解决助长高 房价的“土地财政”、各利益阶层分配不公、腐败问 题等当今社会的难点问题，都能起到牵制作用，因 为这些问题背后都隐藏着财政体制的根源。此外， 财政改革不会造成社会动荡。有人比喻，财政改革 可称作“要钱不要命”的温和式改革。 贾康等学者向记者介绍，１８８０年前，美国虽 然建立了直接选举和三权分立制度，但政府机关 腐败满天飞的现象突出存在。１８８０到１９２０年，美 国经历了一个所谓“进步时代”，期间美国并没有 正面展开看起来很激进的政改，而是主要从建立 精细的预算制度、严格约束政府支出人手，并配以 舆论监督等表达机制，走过了这个混沌时期。
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