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号中旬刊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在这种严酷事实的考验面前，中国高等教育人并没有退缩，西南联大的成功建立与整
合就是他们挑战恶劣环境的例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
学校成功联合，组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意义非凡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然而北大是洋务派创办的国立大学，清华是赔款兴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南开是不折不扣的私
立学校，三校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它们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成功整合并在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究
竟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关键词：西南联大成功整合原因四个方面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国立
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先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
失陷，武汉告急，开学仅一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
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
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三校复原北归，西南联大在昆明整
整八年。在办学设施异常简陋、师生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
下，西南联大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造就出了像诺贝尔
奖获得者、两弹一星研制专家等一代海内外知名学者及
大批优秀建国人才，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因此，西南联大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
上的一个奇迹。①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为成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功整合的原因历来是教育史和高等教育领域
探讨的热点。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一、爱国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首先，这一点我们从西南联大的校歌中便可窥见一
斑。1938年三校迁到昆明之后组成正式的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随即由专业委员会制定了校歌。校歌名为《满江
红》，是罗庸教授于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委托而
写的，并于1938年10月30日被该委员会开会接受。一曲
《满江红》不但阐述了西南联大产生的艰辛历程，而且抒
发了联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其次，三校都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著名的五四运
动就是在北大发端的；清华则是“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首
脑机关；南开则因爱国抗日行动引起日军仇视而导致校
园遭到轰炸。“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就是三
校师生爱国精神的共同写照。面对日寇入侵，共同的爱国
精神传统使三校联合在一起，树立了共同的目标：为了保
全中华文化，为了抗战建国培养人才而坚持办学。②
最后，绝大多数师生是怀着家国之恨离开沦陷区逃到大西南的。他们既同仇敌忾，又对抗战前途充满希望，因而都有高度的觉悟，教师能自觉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便为国家培养人材：学生能自觉地刻苦读书，以便学好
本领为中兴大业贡献力量。二、校长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西南联大正式成立后，正确恰当地处理北大校长蒋
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者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意义重大。当时的教育部规定联大常委会实行
合议制，并由一名常委具体负责，如担心偏向，可轮流担
任。然而如果施行常委轮任制，学校政策就有可能朝令夕
改，对学校发展不利。但在事实上，三位校长却各尽其责、配合默契。这一
方面得益于他们之间坚韧的人事纽带：梅贻琦是张伯苓
的学生，蒋梦麟很长时间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这在无形中
为联合办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减少了磨擦，缩短了联办磨
合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三位校长深受中国传统的“和
合”文化熏陶。和合文化成了合作的凝固剂。三位校校长中，张伯苓
最长，梅贻琦年纪最轻，蒋梦麟属中档。根据教育部电文
规定，常委会为合议制度，由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如担心
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实际上，走马灯似的重
推轮任于学校发展不利。蒋、张两校长采取了较为明智的
做法，在重大问题上，三人合议，此外，则由梅一人管理。后来，为使梅放开手脚工作，张长期在重庆，尽力为联大
的办学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梅的责任则放在处理学校
校务上，这种责任，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尽力维护
三校的团结合作，即使清华方面“吃点亏”也在所不惜。其
二，尽自己所能，使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让左与右、新与旧的观点，在联大都有表现的机会，让三校的优良校
风和传统在联大都能得到发扬。他尽力稳定西南联大的
教师队伍，并努力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到联大任教使学
术观点百花齐放。其三，为联大在云南的生存和发展创造
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凡是云南省政府、国民政府需要帮
助时，他都批示事关国计民生，自当鼎力支持。对于不利
于学校发展的电文、训令，则设法变通和抵制。联大最高层领导的通力配合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起到
了稳定人心、率先示范的作用。正是在联大领导者“内外
兼顾”、“分工明确”的领导之下，学校很快度过了艰难的
磨合期，教学、科研、行政都步入了正轨。三、合理的领导体制和科学的行政组织系统为合作
提供机制保障
联大实行的是民主管理其民主管理的主要标志和基
本原则就是“教授治校”。教师的意见，以及对大学办学目
标的共同热情是办好大学唯一有效的保证。西南联大的
常务委员、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甚至各处处长、各专门
委员会召集人，都由教授担任。国立西南联大三校整合成功原因探析
英国爱丁堡大学赵显通○哲学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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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体制看，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下设有校
务委员会、教授会。根据其组织大纲，校务委员会由常委
委员、教务、总务长，五院院长和全校教授推选的11位代
表共同组成。教授代表每年轮选一次，每学院至少要有
教授代表一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实权机构，决定学
校的大政方针。它审议学校的预算决策，院系的设立废
止，学校各种规程的审定，建筑和重要设备的立项、采
购，校务改进事项的建议，等等。教授会由学校全体教
授、副教授组成，常委委员是当然会员。教授会议的主席
和校务会议的主席一样，均由常委主席担任。这样既有
利于学校事宜的上下贯通，学校领导又可以听到教师的
意见，发扬民主作用，有利于学校的决策。教授会的职能
主要是审议教学与研究的改进方案，学生的导育问题，学生的毕业成绩和学位的授予，对常委会和校务会提出
建议，审议常委会或校务会交议的事项。教授会虽属咨询
性质的机构，但它对于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
学习，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学校遇到对内或
对外重大事件的时候，教授会就更显出了权威的作用。西
南联大还设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办理各种专项问题。如
校舍委员会，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等
等。这种委员会在学校先后设置不下70个，只要事情需
要，经常委会讨论决定，就聘请一些教授组成，指定负责
召集人，办理某项事情。③
由于上述机构都由教授充任，因此在作出各种决策
时，大都能体现学术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体现教
授们的民主意愿，这不仅使决策更合乎大学办学规律，而
且能使教授们普遍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
儿”；这样，校长也可以避免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腾出时
间来思考大事，集中精力抓好大事，可谓一举两得。著名
经济学家陈岱孙曾撰文高度评价梅贻琦校长建立教授会
制度之举，称其：“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
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
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四、三校的优良传统孕育了联大兼容并包、独立自主
的办学风格
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到美国讲学，美国
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
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
字：自由。对于一个学校办学特色的包容与尊重可以说是对其
最根本的尊重。西南联大能够成功整合并取得办学的成
功，恰恰在于尊重并保持、发扬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优
秀传统并形成为西南联大的特色。北京大学一直保持蔡
元培先生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推行蔡
元培“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各种学派和具有各种观点
的学者都受到尊重，较早提出“教授治校”的理念，学生的
学习也比较自由。清华大学秉承欧美“自由教育”的思想，提倡“通才教育”，主张全面加强基础，对学生要求严格，一贯重视体育。南开大学由于是私立学校，以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为特色，又比较注重研究社会实际。由于张伯
苓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南开学生对体育、演剧等活动
有强烈的兴趣。三校的这些特点在联大都得到了继承和
发扬。作为学校的灵魂，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
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
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故联大始终坚持了学术自由的传
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西南联大的教师中有
不少知名学者，他们具有各种学术专长、各派学术观点，各就所长开设课程，因而开出的课程名目繁多，涉及各个
学术领域，在“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下，由于多数教师能
把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因而在讲坛上、科学研究和指
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出现了“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局
面。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自由的研究，把研
究的心得充分运用于教学之中，其教学思想、学术观点不
受任何限制。一个院系可以有多种学术流派，相互存在，兼容并包。纵有观点不同，也不碍合作共事。西南联大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同样适用于政治观点
上。联大容忍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它在政治上包容各党各
派的教授与学生，……是联大的容忍精神，使各种纠纷减
少到最低限度。在学术上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政
治上的不同意见，并没有影响他们尊重别人的学术成果
和人格。④
在办学上，联大坚持办学的自主性和办学方式的独
特性，捍卫学校的基本原则立场。1939－1940年国民政府教
育部屡次颁布训令，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
容、教授聘任及学生成绩考核强加干涉。这一政策当即遭
到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强烈抵制，联大专门召开学校教务会
议并拟定了义正辞严的“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
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指出：“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
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
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
臻进步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
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似不必轻易更张。”这充分体现
出西南联大面对外界压力，仍坚持自主办学，以教授治校
为指导思想，保持了自身的相对独立与完整。
1940年，国民政府为控制西南联大，下达了“逐步迁
川”的命令，完全不顾学校刚在云南立足的实情，要联大
再次迁移。为既不违抗最高当局的命令，又不让学校再伤
元气，在梅贻琦的主持下，联大仅将当年新生和先修班学
生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上课。一学期后，以远离学校办学
不便为由，将一年级新生撤回昆明，只留先修班在川办
理，然而几月后，又以同样理由将先修班迁回，“逐步迁
川”遂成为一纸空文。⑤
总之，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成功整合，其主要原因
就在于上述四点。联大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办出了自
己的特色，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中国的高
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篇章。我们在为西南
联大的成功叹为观止的同时，也应当重新审视我国高等
教育的现实，借鉴联大的宝贵经验，以办好我们当今的
高等教育。
注释：
①邵明峰.西南联大办学奇迹背后的原因探析［J］.现
代教育科学，2007，（1）.
②罗海鸥，刘志文.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与启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
（2）.
③封海清，黄海涛.论西南联大人文主义教育管理［J］.学术探索，2004，（1）.
④谢泳.西南联大的启示［J］，读书，1994，（12）.○哲学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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