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觏、王安石经济思想概述与比较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读书笔记《宋代李觏、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概述与比较》年级：大学三年级学号：***********姓名：***专业：经济学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宋代李觏、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概述与比较与唐代国势强盛经济思想却比较沉寂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积贫积弱的宋王朝，经济思想却是颇为丰富多彩的。

宋初承五代分裂割据的残局，不得不首先致力于削平群雄，恢复一统的活动，接着又同契丹展开了几次大战，在这种局面下，宋王朝在经济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一时尚未能充分显露，因而未能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

这种局面直到宋中叶仁宗时期开始改变。

初期不断的战争使得宋王朝不得不组建庞大的军队，此时尾大不掉，军费支出十分庞大，加上严重的土地兼并，当权者又一味地增加苛捐杂税，致使民不聊生。

也许正是由于国力日渐衰退，才开始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忍宋王朝重蹈隋唐的覆辙而积极寻求救国治邦的良方利药的思考者，这也无形中决定了宋代的经济思想将贯穿在这些思考者寻求改革的道路中。

经济思想往往依托于人的言论著作或者具体手段而得以体现。

本文便是从宋代的两位在经济思想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著述以及社会活动中，总结归纳了指导宋代经济生活的具有宋代特色的经济思想。

一、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觏李觏一生命途多舛，且虽有满腹经纶，却无仕途之命。

刚满十四岁父亲即去世，从此家业凋零，“乞钱为食，来往江湖，孤苦伶仃”。

在29岁和34岁时均应试不第，从此便在家乡创办书院，以教授为业。

同时潜心著述，并结交了一些当时颇有地位和声望的人，其中包括北宋名臣范仲淹以及王安石。

后得范仲淹举荐，举为太学助教，却只挂虚衔，仍旧在家讲学著述。

后又启用为“海门县主簿”，此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1059年6月请假返乡迁葬祖母，旅途劳累，在家便一病不起，八月即离开人世。

李觏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很值得人去探讨研究，是因为他一生官场失意，穷困潦倒，远离官场，从而较一般的士大夫能更多的更直接地观察到民生疾苦，时政积弊，从而产生出强烈的想要改革的思想来扭转宋王朝的颓势。

因此，他参与并支持了范仲淹“庆历变法”，对于后来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也起到了思想先驱的作用。

宋朝中期，农业工具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手工业与商业也有了更为兴旺的发展，特别是商业。

宋朝中期首都开封已经不像唐朝长安城那样有固定的交易地点和交易时间，而是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可以进行交易。

全国贸易活动也相当活跃，因此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宋朝南方的经济发展已然超过北方，并且有粮食等生活物资可以通过水路运到北方。

然而这也是一个宋王朝积贫积弱开始形成的时期。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得全国官僚豪绅大肆兼并土地，膨胀田产，占有了全国耕地的70%，而少地的半自耕农和无地的佃农则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

农业生产力由于农民被无情地剥削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同时财政状况也空前恶化，臃肿的官僚机构、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奢靡以及对辽和西夏缴纳的大量银绢，使得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加剧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搜刮和横征暴敛，国家整体贫困程度加大。

李觏的思想便是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

他对于经济问题的成就，主要反映在其《平土书》以及《富国策》等著作中，形成了以利欲论为理论基础，以富国论为中心，包括平土论、去冗论、轻重论在内的经济思想体系。

1、利欲论义与利究竟孰轻孰重，一直是古代经济思想界争论不断的一个问题。

而贵义贱利自从西汉中叶以来就一直处在支配地位，强调财利必须严格遵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

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以及实行的“不抑兼并”的政策，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因而在全国范围中形成了一个势力极为雄厚的大土地集团，成为了反对改革的社会基础。

他们并且利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罕言利”等话语，将贵义贱利论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反对改革。

然而，对于一心追求改革以求富强的李觏却对其不以为然。

为了给其改革制造舆论，他便以其自身经历与观察论证了求利的合理性以及利与义的统一性，对传统的贵义贱利思想展开了猛烈攻击。

首先，李觏认为人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自然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进行的社会经济活动以求财利，是礼义产生的基础。

“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

失去了物质利益这个前提，礼义也就不可能存在。

李觏继承了荀况的思想，阐述了利欲作为礼义的基础的地位，人们为了解决饮食布帛、饥渴寒暑等物质生活的需要，进行各种社会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礼义的应运而生。

并且他指出，没有利欲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礼义的起源，伦理纲常也就不能赖以生存，从而有利地论证了利于的合理性。

李觏认为，礼包含了很广泛的内容，他突破性地将经济生活纳入了礼的内涵，认为物质财富本身也是礼义，的组成部分。

他同时认为不该将仁、智等伦理规范空洞化、神秘化，而必须赋予实实在在的经济内容。

把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衣食等物质条件与封建时期视为神圣的纲常伦理共同作为礼的内容，将利与义统一起来，重视现实，发展经济就成为礼义本身的内在要求。

后期的李觏的利欲论更加深刻，直接与富国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国家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财用，治国就必须把取得财用以实现富国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斥责反对“言利”的那些人为“小人”乃至“暴君污吏”。

另外，李觏的利欲论，在批判“贵利贱义”的同时，还批驳“尊王贱霸”。

“尊王贱霸”自孟轲在战国时期提出来以批判兼并战争争夺霸权这一事实之后，便被历代王朝沿用，到了宋代更是被保守势力利用为其维护既得利益、对外一味卑躬屈节的遮羞布。

李觏要求的改革是要富国，而富国便要强兵，便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王道”与“霸道”的问题。

他从新的角度重新论证了“王”或“霸”，只是对人的一种称号，而不是指人所实行的那个道的名目。

人所实行的道有粹与驳的区别，但其称号却是不能改变的。

究竟怎么样的治国之道是正确的，并不看什么纯粹或者驳杂，是要从其施行结果来判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觏的利欲论提倡富国是顺民情，固国本的根本大计，提出了“先富其国”的改革目标，为他的以富国论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2、平土论李觏继承了荀况把“强本节用”作为富国的基本途径的说法，主张强国首先要强本。

在宋代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时期，发展经济，要从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入手，李觏也这么认为。

但是他不像其他强本论者关注兴修水利、减轻赋税那样从生产手段方面去看待解决问题，而是企图解决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来实现强本的目标。

李觏的平土思想，前期主要是主张土地在分配上实行均分，因为他认为土地兼并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均，是百姓饥寒的主要原因。

若是不以立法的形式实行土地均分，任由兼并，便会造成“富者日长，贫者日削。

”李觏的这一分析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基础这一制度的根本问题，对于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对土地制度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属不易。

基于上述认识，李觏强调治国要把抑制土地兼并，实行土地均分放在第一位。

然而他主张的平土方法是复井田。

这在当时宋代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李觏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的基础的认识是比价深刻和超前的，但除此之外，他的平土思想并无超越前人之处。

李觏后来的平土思想，开始摆脱从分配角度批判土地兼并的前人的思想局限，从生产角度揭示土地兼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阻碍。

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土地思想有了一个大的提升。

李觏指出，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土地的单位产量；二是扩大耕地面积。

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受到土地兼并的严重阻碍，其对农业生产力的限制、破坏十分巨大。

一方面，土地兼并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虽然有劳动力，但是却没有用武之地，富人依靠对农民的剥削，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劳动力不足便只能粗放经营，因此“地不能尽其用”；另一方面，农民被剥削了土地，肚子吃不饱，无力开荒，，即使开荒了，土地也不能归自己所有，更无兴趣开荒，这就阻碍了耕地的扩大。

而富者虽有能力开垦荒地，但是相比于剥削农民，开垦荒地成本太高，他们也不愿意去开垦。

这样李觏揭露了土地兼并造成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农业生产被极大地限制。

那么如何去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充分结合从而最大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呢？李觏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法：限田。

具体措施包括：一、“行抑末之术”，把过多的工商业者赶回农村经行农业劳动；二、限制地主占田；三、用爵位奖励开垦荒地。

李觏乐观地认为，通过前两条措施会抑制土地兼并，降低土地价格，实现劳动力跟土地的充分结合。

加上第三条措施，开荒可以得到爵位，便可促使地主雇人去开荒，从而扩大耕地面积。

虽然李觏此时的平土思想已经十分深刻和尖锐，指出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对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实际上指出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然而无疑他的这种限田主张是妥协和软弱无力的。

首先，第一条措施会使得农村过剩的生产力更加过剩，造成农民之间的竞争加大，更有利于地主的剥削；其次，第二条对土地的限制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对地主阶级构不成任何约束，只是理论上成立罢了；第三，在限田缺乏有力措施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是万万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转而去开垦荒地的。

李觏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宋代非常典型的社会矛盾的体现，即社会上提倡改革的理论和方法很多，但是真正实践起来，便有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力量拼命阻碍，他们不允许自己的既得利益有任何的侵犯，因此使得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案显得空洞无物、软弱无力。

这也正是后来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3、去冗论李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使得农业生产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在农业生产中重新结合起来，来改进农业生产的状况。

因此，一方面就要在土地制度上想办法，他提出了平土论；另一方面就要从劳动力方面想办法，他提出“抑末”和“去冗”。

首先，李觏认为，冗食是指“无事而食”，是指不能尽自己的劳动能力而食。

他认为冗食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工商之众。

李觏虽然认可工商业的必要性，指出工商业从从事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必需的，但是人数不能太多。

他这儿所指的“工商之众”，是指从事奢侈品生产交易的富商大贾以及从无地农民转来的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二、缁黄之多，即僧、道太多。

北宋中期，佛教和道教十分兴盛，因此寺庙以及和尚尼姑众多。

李觏认为僧道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他们剥削农民，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是十足的冗食；三、官府之奸。

他认为官府之中吏役太多，并且“交相赞助，招权为奸”，贪婪地剥削农民；四、方术之滥。

他认为巫、医、卜、相之类，装神弄鬼，靠迷信诈取钱财，应列为“冗食”之人；五、声妓之贱。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李觏进一步指出，土地兼并是造成“冗食”的主要原因：由于农民没有土地耕种，只好舍本而逐末以资生活。

对于以上提出的“冗食之众”，李觏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一、对于多于的工商业者，加重赋役，，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使这些人无利可图，只好回归农业；二、对于僧道，提出禁止度人，禁止兴修寺院，控制住僧道的数量，数年之后便可毁于自然；三、对于官府之奸，要“法严而吏察”，使其无法贪污腐败，迫使他们回归农业生产；四、对巫、医、卜、相，提出“论之如法”，即对迷信欺骗者严加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