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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探索、困境及改进建议——基于广东省深圳市的调研作者：卢文刚郑薇来源：《社会治理》 2021年第3期卢文刚郑薇 ** 卢文刚，暨南大学副教授、研究员，暨南大学粵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教育促进会会长；郑薇，暨南大学公共事业管理2018级学生。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基于灾变场景的应急社会学体系研究”(项目号：2020SKZD152)、深圳市政府2020年重大研究课题“提升特大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研究”阶段研究成果。
【摘要】社会组织因其灵活性、专业性和多样性可以补充政府公共安全治理的不足。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深圳市社会组织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管理的现状，发现社会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都面临与深圳先行示范地位不相适应的发展短板和困境。
增强财政支持、健全激励机制、优化程序制度等，对提升深圳市强化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能力、提高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水平、创建全国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超大城市一、问题的提出伴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理念的兴起和多元主体的发展，强调各主体基于利益趋同性相互配合、共同进步的协同治理思想得到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各国完善公共管理的趋势①。
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要及时转变治理理念，处理好自身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②。
由于突发事件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耦合性等特征，应急管理作为非常态乃至极端情况下的社会治理，更需要形成完善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格局。
近年，在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社会组织逐渐成长为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中的重要力量，与军队、政府救援力量一起参与到地震、洪水、山火、新冠疫情防控等一系列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了社会组织灵活、多元、专业、多样的优势，成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有益和高效补充。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对上级对口科室的意见和建议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管理工作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对上级对口科室的意见和建议，关系到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也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应当加强规范化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存在一些组织管理混乱、规范不足的情况。
建议上级对口科室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管理等各项工作，加强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向规范化发展方向推进。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应当加强专业化培训。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运行效果和服务质量。
建议上级对口科室通过组织开展培训班、讲座等形式，提升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应当注重信息化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已成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议上级对口科室积极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社会组织的全程监管和数据共享，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应当重视社会责任和公益性。
社会组织是为了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发展而存在的，其管理工作应当体现社会责任和公益性。
建议上级对口科室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公益性评估，引导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推动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市民等各方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对上级对口科室的意见和建议是尤为重要的。
只有不断加强规范化建设、专业化培训、信息化建设，注重社会责任和公益性，才能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均衡性及政府因应之策【摘要】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这种情况引发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问题意识。
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原因主要有地区经济差异、政策支持不到位等方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引导，建立统一的标准和制度，促进社会组织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强公众参与和监督。
应该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步伐，积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
通过政府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社会组织发展、不均衡性、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合作交流、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建立、发展环境。
1. 引言1.1 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分析社会组织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形式也日益多样化。
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从最初的慈善机构到现在的NGO组织，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些积极的态势。
社会组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各类社会组织如民间慈善组织、行业协会、文化团体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持。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间的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甚至存在社会组织稀缺的情况。
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能力较为有限，部分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和运作水平有待提升，举办的公益活动和项目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作者：谢庆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5期【摘要】有效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要命题。
本文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概念，归纳整理了社区社会组织当前亟待解决的政府人员管理、党建引领、供需信息渠道、分类培育、资金拨付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营造宽松发展环境、完善资金扶持政策、整合资源强化支持、有效监管科学评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有效培育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问题与对策社区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有效的社区治理是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作为新时代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对提升社区治理的作用明显。
作为社会组织末端的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自愿性和自治性等社会组织的一般特征，能弥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缺陷，有益于形成社会高度协同、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概念1、社区社会组织的由来社区社会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社区社会组织的原型，如先秦时期的“闾里”、“族党”等聚落共同体，秦汉时期的“乡里”，封建社会中农民生产互助的组织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社区”作为一个陌生概念被引入国内，2000年我国推进社区建设，逐步代替“院落”。
2002年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多地社区中介组织改称为社区社会组织。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以及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社会组织”取代“民间组织”的提法。
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民政部在全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明确阐释——社会组织是对非政府组织（NGO）、非经济组织（NPO）、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等称谓的改造。
1472019.10MEC 经营战略MODERNENTERPRISECULTURE就国家的发展自由程度来说，能够通过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评判，同时这也是公民主张权利的需求。
根据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分析出，如果将社会组织合理引入公共服务管理之内，就能够弥补当前公共服务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的情况，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管理结构，使得我国政府逐渐向服务型发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困境（一）总体积极发展，仍需厘清人民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在当前社会中，社会组织呈现出总体是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国家制定了许多政策，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发展提供了客观动力。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们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大多数的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没有进行明确的表态，这主要是由于许多部门在面对这一情况时，会更多的考虑自身利益，通常对社会组织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大约有300万个，并且每年还在增长，但是许多社会组织并没有受到监管，因而这是不利于其自身成长的[1]。
（二）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公信力问题逐渐凸显大量的实践显示，社会组织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发展，能够依靠道义的力量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缓和了社会矛盾。
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已经构建起一个合作的关系，从一些事件中可以发现，许多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严重不足，民众甚至对其公信力出现了严重的质疑，例如尚德诈捐门事件等等，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且给公益组织信誉带来极大的损害。
（三）对社会组织寄予很大期待，但发展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从权利配置来分析，社会组织中的“能人”效应比较严重，并且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影响政府的部分空间，因而许多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组织的鼓励力度不大，并且大部分仍然是由政府发起的，更多地是代表政府的利益，从这种层面来讲，是很难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这样其自身的行动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出现了行动力不足的情况。
2022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调研报告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调研报告1一、党建工作的基本状况广东新社会组织数量多，涉及领域广，已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气。
据统计，截止到XX年3月，全省共有新社会组织23261个，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员65.6万多人，其中党员61561名，占总数的9.3%;已建立党组织6085个。
近年来，我省在加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是抓党组织组建。
坚持“支部建在行业”与“支部建在协会”、“支部建在社区”相结合，以“建、联、挂、派”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二是抓制度规范。
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看法，对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隶属关系、工作分工、党员教化管理等进行规范指导。
三是抓群团建设。
坚持党组织与群团组织建设相结合，普遍推行“党群工作一体化”党建模式，实行党、工、青、妇组织对应设置、人员交叉任职、工作互动。
四是抓投入保障。
主动探究社区党建、园区党建与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相结合的途径，实现党建资源共享。
有些地方实行将党建经费纳入财政年度预算，将收缴的党费全额返还，对基层党务工作者赐予适当补贴，对困难党员赐予补助等形式，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供应了物质保障。
二、目前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党员难找。
有些党员由于种种缘由不情愿亮出身份，这给党组织开展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而且，发展党员不简单，党建工作的影响力有待提高。
二是党组织难组建。
目前全省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组建率只有26%。
已建立党组织的，也主要集中在会计师、律师等行业。
三是活动难开展。
由于部分业主、合伙人对党建工作相识不到位，加上活动场所等条件限制，一些新社会组织党组织难以正常开展活动，无法发挥作用。
有的党员对传统的“三会一课”、读书读报等活动爱好不大，参加主动性不高。
三、加强和改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对策与建议第一，进一步提高思想相识。
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相识加强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按部就班、改革创新、注意实效的原则，树立服务的理念、引导的理念、促进和谐的理念。
广东省社科类社会组织的现状和进一步扶持发展的对策建议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1年7月8日）一、广东省社科联所辖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一）社科类社会组织的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4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决定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广东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加大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力度，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支持社科事业的发展，为广东社科事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推动了社科联工作和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大繁荣大发展，广东社科类社会组织进入建国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在这样的政务、政策环境下，社科类社会组织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据统计，目前我会共有团体会员184个，其中地级以上市社科联21个，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163个（省级学术社团139个，民办社科研究机构23个，基金会1个）。
在163个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中，69个由我会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其余为各省直有关部门主管，会员人数共约17万左右；21个地级以上市社科联所辖社团有800多个，会员人数约42万。
上述社会组织分布于高校、党校行政学院、社科研究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企业基层单位，覆盖了社会科学主要学科门类，基本形成了全省纵横的社科工作网络。
在我会管辖的139个省级学术社团中，哲学类11个，政治·法律·社会·行政类34个，理论经济·综合经济·产业经济·管理·金融·财税·会计·审计类41个，语言文学·教育·文化·艺术·历史类44个。
在“十一五”期间，我会所辖的省级社会组织由121个增加到163个，共增加42个，增长率为35％。
（二）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功能分类。
我会所联系的社科类社会组织，按功能来分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为基础性学术社团，占39%；第二类为应用性学术社团，占42%；第三类为行业性社团，占5%；第四类为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占14%。
从所在系统方面看，主要分布于普通高校、党校、社科研究院所、党政部门、企业、社会团体、民办社科研究机构；从所处地域方面看，分布在广州的近15万人，在其他各市的近2万人；从研究领域方面看，研究哲学法学科学的约有8.48万人，研究经济管理科学的约有5.16万人，研究教育科学的约有1.37万人，研究文学艺术的约有0.75万人，研究历史科学的约有1.24万人。
以上情况说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队伍大，分布广泛，专业性强，侧重理论研究和应用；同时也表明省社科联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界的联合体，是社会科学活动重要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三）社科类社会组织人才基本情况。
据初步统计，我会所辖的163个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中，专职人员总数约680人。
平均每个社会组织有专职人员4人。
其中：本科以上学历有580人，占在职人员的85%；具有中级职称（技能）以上人员有650人，占在职人员的96%，平均年龄40岁；具有高级职称（技能）人员有210人，占在职人员的31%，平均年龄65岁；退休返聘人员（从党政事业单位中退休的人员）占90%，年龄在60-70岁的有190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省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异军突起，截止到目前，全省在民政厅注册，业务受省社科联指导的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23家，专职从业人员达到200多人。
与当前我省2.8万个社会组织，专职人员数35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3.1万相比，我省平均每个社科类社会组织专职人数远低于全省的12.5，但本科以上学历所占的比率比全省高76.2个百分点。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省社科联所辖的社会组织都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申报成立时就要求具备高级职称（技能）的专职人员达4人以上，另要配备若干秘书、财务工作人员；对省级学术社团专职人员的要求，要求会长具有高级职称，但可兼职；秘书长要求专职，大部分是从事文、史、哲、法、教、经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其他专职人员主要从事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工作。
从我会所辖社科类社会组织内部专职人员的年龄、技能、性别情况看，年青人、中级职称（技能）人员居多。
具有中级职称（技能）人员有440人，平均年龄28岁，女性比男性多，而高级职称（技能）人员年龄相对较大，且退休返聘人员占大多数。
从这一结构可以看出，社科类社会组织吸引、吸纳人才的能力十分有限。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发展起步较晚有关，但同时与我们当前对社会组织发展、人才培养、经费扶持等体制机制不到位也有较大的关系。
（四）社科类社会组织的思想状况。
总体来看，广大社科工作者包括体制外社科组织的优秀人才，都能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密切配合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拿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理论成果。
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我省广大社科工作者“不唯上、不唯书”，能实事求是认识、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律，在遵循学术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理论、提出对策，因此，“十一五”期间，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较好地体现了坚持正确政治导向与遵循学术创新规律相结合的特点。
但近年来也有个别人员，由于受社会风气和目前一些不科学考核制度的影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践、理论创新以及学术争鸣和批评欠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科理论界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个别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和法制观念淡薄，受经济利益驱动，违规活动时有发生。
社科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社科联和学会组织是开展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省社科联对此高度重视，不断加强管理和指导，进一步增强各级社科联和学会组织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为加强和改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会所辖的社科类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中有中共党员1536名，其中：405名为社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大部分人员组织关系在人才市场、街道办；1131名为社会组织的兼职人员，是从党政事业单位中退休后返聘过来的，其组织关系在原单位。
尽管社会组织中总的党员人数不少，但符合条件成立党组织的却很少，因为党员的组织关系绝大部分都在原单位，这些党员都愿意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
为贯彻中央、省委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精神，经过努力，我们已在广东省营销学会成立了首个党支部，共有4名党员；华南经济研究院也正在筹备成立党支部。
（五）开展社科活动的情况。
2010年，我会所辖的社科类社会组织继续开展各种活动，主要情况为：一是开展各类学术研讨、交流和宣传活动共687项。
其中举办学术年会68场，参加人数6748人；专题研讨会58场，参加人数12343人；学术论坛56个，参加人数18261人；专题报告会32场，参加人数14230人；专题讲座194场，参加人数20724人；举办科普活动12场，参加人数5490人；举办培训班235期，参加人数11444人；展览会32个；国内外考察活动参加者301人次。
二是向政府、人大、政协提交题议案或建议、决策咨询65项，其中被采纳26项；向企业、事业单位提供决策咨询168项，被采纳125项；为会员单位提供决策咨询128项，被采纳104项；完成政府职能部门授权委托事项85项，其它相关调研课题168项，组织科研成果的鉴定和推广应用10项。
三是撰写学术论文1241篇，出版论文集48册、专著66本、调研报告54份，出版会刊或内部资料共83份。
四是有21个会员单位（16个省级社团和5个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参加“2010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近70位社科专家在社科知识现场咨询21个场点上为群众释疑解惑，宣传社科知识，诠释政策法规，解答社会疑点。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会所辖社科类社会组织都能积极开展活动，较好地发挥了“智囊团”、“思想库”作用。
（六）社科类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
社会组织的生命在于开展活动，但各社会组织因发展不平衡，开展活动能力也不尽相同。
社科类社会组织按活动是否正常来分也有三类：第一类为组织健全，活动正常，良性发展的社团。
这类社团大部分依托在省直厅局单位，且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提供较为充分的活动条件；也有一部分无单位可以依靠，完全融入市场经济之中，独立生存，以自主开展活动获得较多的活动资金。
这类社团有专兼职人员组成的领导班子，有较为稳定和充足的经费来源，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研讨成果多属对策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深受实际工作部门的欢迎，社会影响较大。
前者如法学会、反邪教协会等，后者如玩具协会、房地产业协会、体制改革研究会等。
这类社团占社团总数的10.1％。
第二类为活动尚属正常的社团。
这类社团有的也依托在省直厅局，有一定的经费来源和人员保证；也有的虽无固定经费来源，依托业务主管单位提供办公会所和少量经费，但领导班子热心奉献，凡有重大活动，都能积极争取到有关单位或企业的支持和赞助。
这类社团虽然活动不多，但发展还算正常，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但学会作用的发挥有限。
这类社团占社团总数的51.9％。
第三类为活动不正常，运作困难的社团。
这类社团多为基础学科的社团，无政府的拨款和其他固定经费来源。
由于研究面较窄，开拓性不强，无法筹集足够的经费维持社团正常的运作，又因社团负责人不能及时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的要求，因而活动极少，面临“停摆”的重重压力。
这类社团占社团总数的38％。
（七）地市社科联工作有新局面几年来，省社科联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和整体意识，加强全系统的联系和互动，召开了各地级以上市社科联主席会议和研修班，组织了广东社科界代表团赴台参加孙中山思想研讨会，编发《社科交流》通报各地先进经验，以及继续推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科普周协作，这些举措进一步促进了全省社科联系统的信息交流和工作互动。
各地社科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思路更加开阔，事业得到新拓展。
如广州市社科联围绕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以《城市观察》为依托，构建了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研究智库；深圳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还承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2010年深圳国际大会；茂名、湛江、阳江三市联合在湛江召开了首届粤西合作发展理论研讨会，加强了地市社科联的合作；茂名、清远、潮州、阳江、汕头、梅州、中山等市社科联组织了“传承岭南优秀文化，建设广东文化强省”主题巡讲；珠海、江门、肇庆等市社科联积极开展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进展情况的调研工作；东莞、韶关等市社科联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决策咨政课题研究取得成效；惠州、揭阳、云浮等市社科联举行形势教育报告会，深入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中国和广东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势；韶关、河源、潮州、湛江、肇庆等市社科联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促进我省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强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