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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还问过爷爷什么是本本主义，他说就是照搬书本。
诚然，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
1927年到1935年，共产国际内部所形成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我们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问题上，都犯了“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党和革命陷于绝境。
《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在这篇著作中，作者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
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这篇著作提出和阐明的重要思想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从事社会调查，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型，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当然，反对本本主义也同样适用于现代、适用于所有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任务跟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
而认识这些新的情况、新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
而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课本知识，古人有云：学而不思则罔，又有云：死读书、读死书。
就像前段时间热映的由新东方创业故事改编拍制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所说，中国学生十分擅长考试，我们为了学习而付出的努力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
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轨迹作者：孙金根来源：《理论观察》2013年第12期[摘要]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对若干“左”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后，摒弃“左”倾错误，在遵义会议上批评“左”倾军事路线，这主要是得益于他的自觉转变；在瓦窑堡会议上批评“左”倾关门主义，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长期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
[关键词]张闻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18 — 04近年来学界对张闻天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进展，但对于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对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对若干“左”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一）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临时中央工作时，他宣传和执行了“左”倾政策，主要表现如下：要求加紧反对中间派别的斗争、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参与领导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对此，学界进行了深度分析，不再赘述。
张闻天执行了“左”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一是受苏联教条的影响。
他留学苏联五年，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但同时对共产国际表现出盲从倾向。
同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像张闻天这样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弱点。
浅析左倾思潮在中央苏区的影响----以查田运动为例100200019 赖木斌摘要：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政府从上海签到中央苏区瑞金，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也全面贯彻到了那里，对中央苏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另外一个层面可以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也与之有着莫大的联系。
下面我将以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为例来阐述左倾错误思想对中央苏区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左倾思潮、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后而后推行了一整套不切实际的错误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表现为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又表现为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名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反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府由于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实施，加上国名党的迫害，中共临时中央政府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于是被迫将其迁入中央苏区的瑞金。
在中共临时中央政府迁入的同时，也把其左倾错误带到了那里。
直接对中央苏区发号施令。
在苏区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罗明路线”和“富农路线”。
而当时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就是在其影响下而进行的。
何谓查田运动？是指苏区在土地分配之后所进行的一次群众性运动，其目的在于清查漏划的地主和富农，并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来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
在苏联农业化道路上对富农的政策采取消灭的措施，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人则照搬苏联的经验，在土地革命路线上在中央苏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
在已经分了田的地区，将不符合土地政策的地区，重新将土地惊醒分配，即使有些分得好的地区也重新再组织进行再分田。
就这样，查田运动就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
一、查田运动口号的提出1932年2月，就任当时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一个多月的周恩来，为贯彻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首次提出了查田运动的口号。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起因是什么基本过程是什么本文导读：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
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
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
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
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
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
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1904年4月出生于小商人家。
王明资质聪颖，6岁入私塾，8岁能为乡邻写春联。
后入大王庙小学读书。
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农业学校，民国13年，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
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
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
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
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
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对“左”倾及防“左”的一点看法2009302430079法五刘江芊“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我党在面对“左”与右的问题时，立场发生根本转变的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起。
我们总体上是走着反右的路子。
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受了三次“左”倾错误带来的伤害，然而我们在纠正这些“左”倾错误后，并未从理论的高度来强调防“左”，同时，也走着左的路子。
但是，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对待“左”右的立场时，将重头戏放在了防“左”上。
从中共十四大开始，到中共十六大，我党新修订的党章中都有这样一段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也继承并保留了这一科学论断。
那么，为什么历次修改党章都要强调这一论断？怎样准确理解这一论断？今天强调这个论断有什么重要意义？我本着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结合中共历史上三次在“左”倾错误，谈一谈自己对“左”倾的一点看法。
一提到“左”倾错误，我们一般首先想起来的是陈绍禹的“左”倾错误。
正是因为这次错误，导致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长征。
然而，在此次“左”倾错误之前，还发生了两次“左”倾错误。
这三次“左”倾错误不是孤立产生的，其之间是具有必然的联系的。
为了防止“左”1《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倾错误和“左”倾错误接二连三的发生，我们必须从这三次错误中汲取教训。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势的转变。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
这次“左”倾情绪的逐步增长，与国内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外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有关。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者：刘文静来源：《学理论·上》2015年第03期摘要：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王明“左”倾错误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王明的“左”倾错误提供了重要支持和思想指导。
本文分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形成过程、“左”倾错误产生的消极影响及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纠正。
关键词：共产国际;王明;“左”倾错误中图分类号：D61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7-0037-02王明取得全党的统治地位，是经过米夫来华和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得以实现的。
在此之后，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十二次全会召开，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实现了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李德，王明、李德在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指挥军事失利，同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失去了联系，在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一、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取得全党统治地位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进行的。
会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这次到会的有37人，其中王明等非中央委员15人，占出席会议人数的40%，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会上，米夫发言说，共产国际根据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这是超越“六大”中央的方式，召开的紧急会议，召开四中全会是经过国际来电批准的，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等等。
米夫在结论讲话中强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倾的词句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他说为什么中央的一切统治都无条件地服从立三路线？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的“左”倾语句抓住了，如果我们清楚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
国际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烈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者，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
他还指责三中全会，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一方面向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路线行鞠躬礼。
指责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李立三，而是反对那反对李立三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人。
他竭力吹嘘这些同志完全坚持了在莫斯科的学习，他们所执行的是真正的国际路线。
米夫反复强调，要改造中国共产党，必须支持王明等临时中央。
虽然反对的占与会的绝对多数，但形式的多数不能算多数，赞成的虽占少数，但不能算少数。
最后，米夫又以国际代表的资格裁决，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为总书记，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等人手里。
自此，王明集团掌握领导权达四年之久[1]。
由此可见，王明上台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
共产国际对王明上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从不否认共产国际对我党和我国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我们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依靠自身的力量。
共产国际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和理论准备，但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并没有对我国革命进行正确引导。
相反，由于共产国际实际隶属于苏联共产党的原因，它们不自觉地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并强加于我国革命事业，这种集权式和教条式的领导方式，使我国革命进程受到严重破坏。
后期共产国际甚至培养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夺取别国党的领导权，干涉别国内政，这种与马列原则相悖的做法，不可避免地给各国的革命运动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二、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十二次全会召开，王明实现了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一）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以后，党的白区工作日益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而后牺牲。
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向国民党献计要把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
6月21日，四中全会后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6月24日向忠发被杀。
上述事实说明，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在上海已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种形势就决定了王明“左”倾错误必然要从白区向苏区发展，即实现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
长期以来，上海中共中央对苏区只做原则指示;而对于红军，除李立三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外，上海中共中央从未对红军实行过统一的指挥。
而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区域最大的苏区和人数最多的红军中以及其他一些苏区和红军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指导方针、建军原则和战争战略。
而且长期以来，已经成长起了一大批有建军打仗、治国安民才能的领导干部。
因此，王明等人插手苏区、红军，实现其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是不容易的。
就在四中全会以后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召开。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参加了会议。
在法西斯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下，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会议。
但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势力和一般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区别的，指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才会认为法西斯主义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有重要的区别。
”[2]一直以来，共产国际不断强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大肆夸大中国工人运动形势，认为应该尽快进行大规模城市武装暴动，相反把农村看成是“配合”和“辅助”。
共产国际在指示和决议中强调，必须而且只能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只有打硬仗的正规部队，才能称得上红军。
正因如此，共产国际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从来不使用“红军”字眼，而只是把当时的红军队伍称为“游击队”“农民军”。
可是，米夫等人在起草《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时，却一改前态，不断说明中国苏区和红军的重要性，不再强调中国大城市武装斗争的作用。
正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为王明提供了一切政策依据，使王明的“左”倾错误迅速向苏区和红军发展。
这次会议之后，1931年8月，黄平回国，向临时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
这样，王明等人便开始把“左”倾错误扩展到苏区和红军，打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向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和军队干部夺权。
1931年11月，解除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而后，王明被派到共产国际，并得到重用，他开始在莫斯科遥控指挥中国革命[3]。
（二）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同样在法西斯势力威胁下，共产国际召开执委第十二次全会。
王明代表中共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放弃了第十一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区别的错误估计，但是它所制定的决策更加强调发动世界革命和武装保卫苏联。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结束不久，1932年10月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临时中央指责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为“纯粹防御路线”。
此后，又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说“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同年5月，他们又开展反对拥护毛泽东正确领导的革命家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
这样，王明“左”倾错误，就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现了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
三、王明、李德指挥军事的失利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王明等人加紧插手对红军的指挥。
尽管王明本人身居莫斯科，但是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战略也要加以遥控。
王明的战略是扩大领土、守住中央苏区和进而争夺有新式装备的筑有工事的敌人大城市[4]。
不久后，共产国际派出驻中国苏区军事顾问李德，从而形成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李德在中央苏区遥相呼应控制红军的局面。
王明、李德的军事指挥是建立在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
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李德调动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白区据点进攻，使红军作战处于不利地位。
正在此时，发生福建事变，给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王明等人对革命形势片面乐观的态度，以及对福建事变的不重视，造成福建事变最终失败，红军面临蒋介石更紧逼的“围剿”，以致战争失利，最后被迫退出了中央苏区[6]。
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能够胜利召开并取得成功，除了国内原因外，还有特定的国际背景。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联系。
这使得党和红军能摆脱共产国际的不必要干预，并更多地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方针，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深刻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独立自主地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
其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央领导组成问题，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6]。
遵义会议不仅维护了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坚决并及时地纠正了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王明的“左”倾错误。
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我国革命事业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能够根据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
从此我们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真正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参考文献：[1]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共革命关系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J].布尔塞维克，1931，4（4）.[3]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M].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2.[4]王明.中国红军的大胜利[J].共产国际，1933，4（8）.[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共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6]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收稿日期：2015-01-04作者简介：刘文静（1990-），女，黑龙江绥芬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