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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审美”到“泛审美”：当前审美文化的走向最早提出aesthetic culture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 -1903)。
然而在中国，审美走向和文化的联姻却是近几年的事情。
这一变化和“纯审美”到“泛审美”的现代性进程有很大的关系;审美启蒙的淡出、日常审美的打造和审美消费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审美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而这一历史趋势的结果就是审美与文化的结合。
1在传统的认识里面，“审美”或“美学”一词，表示的是一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艺术活动。
“审美”创造出的是一个不同于实际世界的所谓的“第二自然”，是超然于庸俗、乏味的人生的伟大的精神体验。
因此，我们又可以将之称为“纯审美”。
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Alexander G. Baumgarten)每一次用“美学”这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的感性活动以来，“审美”就被当成是抗争理性“统治”的一块自由园地。
“理性”一直都是西方思想传统极为关注的命题。
尤其是笛卡尔确立了他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后，“理性”更是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
”[1]强大的“理性王国”建立之后，人类生活就被置于这样一种理性秩序的统治和压制下。
理性统治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统治。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世界是一种秩序化、逻辑化和象征化的世界。
理性是最终的权威。
按照理性的安排，一切都处于有条不紊的秩序之中，都必须服从理性逻辑，整个世界是一个以“理性”为核心的和谐整体。
作为理性的最高体现，人就是所谓“宇宙之精灵、万物之灵长”的“大写的人”。
这样，人和人的生活就都被置于一种严格理性的束缚之中了。
面对理性的压抑，以关注人的“感性生活”为目的的美学自然被看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对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
”[2]这个感觉和知觉领域是什么呢?爱恋和怨憎、欣慕与忏悔，“拼取一生肠断，享得几度回眸”的痴狂、“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快感……人的内心生活更加充满了这些非理性的情欲波动和细微体验。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美学困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伪命题，真正存在并值得讨论的是“日常生活非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审美与艺术的自我放逐。
它以逃向日常生活的方式重返日常生活，不但没有解决美学所面对的虚无主义的内在焦虑，反而加剧了这一焦虑。
“日常生活审美化”体现的是期望掩饰虚无灵魂的努力，误以“拟象化”为“审美化”，而且在反对“唯美为尊”的同时，也反对“以美为宗”，最终使得美学研究陷入困局。
要走出这一美学困局，则必须重构日常生活，重构审美与艺术，以审美与艺术作为日常生活的救赎。
标签：日常生活；審美化；非审美化；困局；重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Featherstong）最早在1988年提出的美学命题。
在中国，它也同样引起极大的关注。
只是，一开始学术界仅仅把这个问题称作“当代审美文化”，或者“大众文化”，而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例如，1995年，笔者曾出版《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①，2002年，笔者还出版了《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②。
这个问题引起国内学界普遍的关注，却是在2002年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大讨论之后。
这无疑与提倡者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全盘肯定密切相关。
“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倡者的内在动机固然是期望借助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推动美学与文艺学的“转型”以及美学与文艺学学科边界的重新界定。
但是，也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在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肯定与期望背后，也就隐含着一个美学与文艺学何谓、美学与文艺学何为的根本问题。
兹事体大，因此，认真的辨析无疑势在必行。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伪命题与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倡者的看法不同，在笔者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真实存在着的，恰恰是“日常生活非审美化”。
之所以会在提倡者那里出现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则是因为他们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特定语境缺乏深刻的把握。
浅析“日常生活审美化”摘要：审美化已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紧密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性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焦点。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呈现出复杂的交织状态！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有别于欧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当下具体语境做出合理地解释，正视它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审美化日常生活现代化Abstract: Esthetic already gradually became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important organization principle, the close attention daily life esthetic appreciation was immediately the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research focal point. Along with the west modernism and the latter modernism influence, the Chinese society’s daily life is esthetic also presents complex interweaves the condition! But under the China special cultural context, China “the daily life esthetic” has do not be esthetic to Europe’s and America’s “daily life”, therefore, our research must have to unify China the concret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to make immediately reasonably explained, faces up to influence which it brings.Key words: Examines the beautified， daily life ，modernization.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述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当代美育策略“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饱受批评是因为其初衷与最终结果之间的距离。
正视现实而又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重视美育，尤其要重视日常生活美育。
它要求从政府到个人，从企业到家庭，从传媒到受众，都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并认真汲取传统美育资源，真正做到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审美追求。
由此可知，正是各种生产技术、市场手段和传媒文化通过商品与符号，大规模地进入、改造和建构人们的感官、日常生活环境及其生存体验，才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面临的困境尽管我们应该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够在当代社会实现足以说明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但人们对此却没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如韦尔施就说过：“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
”[4](P6)中国更有學者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本质是向富人们投怀送抱的“食利性”，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背后是当代学者与资本家的联姻。
[5]这就难免让人感到困惑，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不是人们自古就有的吗?连最崇尚俭朴的墨家代表墨子都承认：“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6](P22)说明只要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有对美的追求。
那么，这种追求为何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批判呢?其深层原因恐怕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绕开的悖论有关，即人类行为之目的与结果之间的悖论，换句话说，人类的很多行为，其最初的目的与最终的结果之间往往不一致，会有一定距离，并由此产生悖论。
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初衷是想改变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产品粗糙、缺乏美感等现象，以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与审美水平，但我们回过头来反观，当“日常生活审美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时，大众的生活质量与审美水平真正得到提高了吗?没有。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众被极力刺激、调动起来的所谓“美”的追求，其实主要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且是以炫耀式消费为主，购买者对这些以审美方式呈现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不是为追求其审美价值，而是为了夸耀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地位。
审美日常是一种将美学、设计理念和审美元素融入进日常生活的方式。
这种理念在将艺术和日常生活完美融合的道路上走到头。
它将理念、
情感和审美融合在一起，将艺术和日常生活完美融合，使人们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使艺术更加接近现实，以实现让日常生活更有意义，
更贴近艺术。
首先，审美日常强调美学，美学是用来描述它以及它所具有的精神品
质的词语。
它旨在创造一种精神上的审美感受，从而提高一个城市的
审美氛围。
另外，审美日常强调设计理念，设计理念是一种将艺术、
审美元素和审美密码本体质地巧妙地应用到日常实践中的多元方式。
它旨在增强人的意识和生活体验，从而建立受人民欢迎的文化气氛，
也作为城市身份象征。
最后，审美日常强调审美元素，它们赋予生活
更多价值和以形象化方式表达艺术灵感，让我们体验到丰富多采的欣赏，同时又能带来实用的益处。
审美日常化是一种将艺术融入进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它也是特殊的
文化符号，旨在唤起人们的情绪，提高城市审美环境，创造出精彩绝
伦的生活气息，让人们感受到艺术和审美的价值。
审美日常化在让生
活更有意义，更贴近艺术这一方面更加重要，可以使城市营造出一种
艺术、审美、实用性的良好氛围，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当代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当代诗歌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它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当代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将日常生活赋予审美意义，这种倾向被称为“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审美取向，它试图通过艺术的方式，将日常琐碎的事物和经验进行提炼、加工，使之脱离常规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借助诗歌这种表现手段，诗人试图捕捉和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呈现出人们习以为常却又常常被忽视的美好。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在当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诗人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将其变成了自己作品的创作素材。
他们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将日常琐碎的细节和情感内核进行拓展和诠释，使之成为一幅富有美感的艺术图景。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在当代诗歌中有着多种表现形式。
诗人会借助诗歌语言，将日常琐碎的事物赋予情感色彩和意义。
他们通过诗歌的形式来捕捉生活的瞬间，将那些平凡的细节和感受转化为文字的韵律，使之具有一种美感。
一首描述家庭的诗歌中，诗人可以通过细腻的描写，表达出对家庭温暖、安稳感的追求，使之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
诗人还会运用诗歌的表现手法，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他们通过运用修辞手法、意象的比喻等手段，使得诗歌的表达更为丰富和抽象。
诗人可以通过运用象征等修辞手法，将一个简单的日常场景转化为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使之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和表现力。
日常生活审美化还表现在诗人的创作主题和题材上。
诗人们喜欢选择那些接近生活、贴近人们的日常经验作为创作的内容。
他们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又通过诗歌的表达方式将其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层次。
一首歌颂大自然的诗歌中，诗人可以通过对一棵树、一滴细雨的描写，传达出对大自然力量的敬仰和美的追求。
当代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为创作素材，通过诗歌语言和形式将其赋予艺术意义和美感的取向。
这种倾向使得当代诗歌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具有更高的观赏性和表现力。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究综述摘要：“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探讨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的历史背景与物质基础。
在此之前，传统美学多指向高雅艺术，把审美与生活截然对立开来，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反拨。
伴随国内对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一理论被更多地放在中国语境中进行考察。
在对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话语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把国内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和两派观点，探讨该话语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及其接受。
第一阶段集中于阐述理论的引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与现实语境等问题；第二阶段着眼于学者多元视角下的研究趋势，探讨对当下消费社会和审美畸形问题的深思。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综述一、绪论“日常审美化”提出之前，审美活动大多以高雅艺术为对象，关注美的本质。
传统的美学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忽视美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把艺术当做美学的对象，确立美学的鲍姆嘉通认为美是艺术的理论，他们都主张拉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
与之相对，还有一批西方学者主张日常生活和审美的结合。
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从尼采到先锋派，从布尔迪厄到费瑟斯通，“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从理论发展到正式形成的飞跃，表现出审美与生活的辩证统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
受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强调个性化和人性化等特征的影响，传统的艺术形式被消解，日常生活与审美不再对立，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逐渐消失，高雅艺术不得不走向大众，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了。
随着现代化进程持续发展，审美活动从传统的艺术领域走向日常生活。
费瑟斯通1998年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探讨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纵观以往，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即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阐释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本土话语；其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优劣问题，学者从消费文化、科技革命等角度探讨该现象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其三，“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文学、文艺学边界的冲击及影响展开讨论。
摘要:论文对中国学界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反思涉及到“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本身,重点展开则在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基本表征,以及汉语学界所谓“美学”学科两个层面。
关键词:日常生活泛艺术化;中产阶级;新型文化媒介人;审美;艺术哲学
自陶东风先生2000年在扬州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来,中国学界对其所展开的讨论已持续了八年之久。这种讨论还逻辑地引发了对中国现代美学、文艺美学学科理论的再反思。总观这些讨论与反思,笔者认为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尚需深入思考:第一,用“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来表征(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相关实践恰当吗?第二,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基本表征到底是什么?第三,对于汉语学界的所谓“美学”学科,我们到底应该从何处着手进行反思?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已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泛艺术化”符号》①一文中进行了清理,并在清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新命题。对于后面两个问题,笔者力图尝试性地在本文中作出梳理与阐释,同时由于学识所限,也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进一步思考。
一 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基本表征反思
其实,笔者在此想问的是“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及实践”这个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未曾较好解决的问题,就本节所涉论题来说,就是“日常生活泛艺术化”与中国文化结构、社会历史语境本身的纠结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较充分的清理,从而使中国本土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基本特征未彰显出来。相关论述多是对西方理论较为简单的梳理与演绎,或者化用西方理论搔痒似的谈论中国问题与实践(当然也不乏作得较好的先行者)。 提到中国本土“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基本表征,有两个问题值得再思考:第一,“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吗?第二,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一) 第一个问题不仅涉及“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西方外来概念的界定,而且关涉到上述第二个问题。 对于“中产阶级”的专业研究,主要发生在经济学界与社会学界,使用则包括文艺界。综观他们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使用的模型与评价标准很不统一,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在此,笔者无意也无力作出类似的政治学或文化学的新探讨,而在意于他们的研究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李路路、李升两学者基于“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分析框架,把中产阶级分为“内源中产阶级”与“外生中产阶级”两种类型,前者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后者则主要在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对这两种类型在“代际延续性”、“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三个方面的特征的分析,指出它们在“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表现是不一样的”,并且“这些不同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中国中产阶级不同的社会功能,暗示着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②。在文中,他们还用统计数据表明,当代中国“内源中产阶级”的比率(81. 6% )明显高于“外生中产阶级”(18.4% ),前者居于高收入层的比率也比较高。李培林、张翼两学者的分析则是问题大于结论③。他们以对中国目前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影响较大的三个指标(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作为测量指标,把符合这三个指标的人群定义为“核心中产阶级”,符合其中两个指标的定义为“半核心中产阶级”,符合一个指标的定义为“边缘中产阶级”。统计分析显示,“核心中产阶级”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2%,“半核心中产阶级”占8. 9%,“边缘中产阶级”占13.7%;如果把“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全部视为中产阶级,则整个中产阶级的比重为25.8%,而如果只把“核心中产阶级”和“半核心中产阶级”视为中产阶级,则其比重仅为12. 1%。在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方面,他们分析发现,“25岁及以下年龄组”的人群的概率超过“36-45岁年龄组”和“46-55岁年龄组”;城市体力工人阶级等反倒低于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职业白领对社会“中层”的阶级认同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最后,两位学者特别指出了他们的疑虑:第一,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表示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用以解释工薪劳动者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第二,在中国现阶段的学术研究中怎样界定中产阶级才能更符合民众对中产阶级的认知,学界根据某种理论框架和若干客观指标建构的中产阶级,会不会成为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对解释现实中人们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毫无用途;第三,中国由于缺乏严格的个人收入和资产申报制度,隐形收入的实际比重很难估算。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些分析至少表明: (1)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确实存在“中产阶级”的话,其构成也极其复杂,比例很小,自我认同复杂微妙,特征较为模糊,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远没有西方同类群体在诸多层面表征的相对明晰性; (2)中国社会诸方面的特殊性、复杂性,导致了中国社会不易产生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导致了学界对“中产阶级”作定量定性分析的极端困难,从而使“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成为持久的争论; (3)联系“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论题,可以作出以下疑问与判断:2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的各种资本都相对贫乏,但却可能制造、引领时尚、潮流,但他们能否算作“中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各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他们的内心也不再完全自卑,而可能生产、享受具有泛艺术化特征的新生事物;工人阶级和职业白领“自我认同”相较世人印象的偏低,说明他们对时尚、潮流的引领力量非我们所想象; (4)学者们在这种极端困难下作出的定量定性分析甚至抛出的疑虑,也较人文学界的印象式判断具有说服力。 跳出这里的分析,笔者倒愿意根据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切实体验从经验的角度来谈谈。笔者以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表征主要表现为:职业或者单位依然主要决定着中国绝大部分人的方方面面,人们也多以职业(单位)为身份标志,而职业几乎就等于人们的“吃饭穿衣”;社会多是部门利益,团体利益,地区利益,甚至家族利益的纷争;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是广泛意义的政治与经济的缠绕;有不少从事技术美学或工艺美术的从业者的收入或者社会地位实际上是较低的,有的就是廉价的劳动者,生活并非我们想象的“白领”;人们的内在实际与外在表现之间较之过去存在更大的欺骗性、不一致性等等。这说明,在目前中国谈论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分层的时机远未成熟。然而,笔者这样说,并非反对探讨,因为中国当代社会也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层,但必须明确的是,他们主要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综上所述,笔者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判断:学界用外延与内涵至今很不确定的“中产阶级”来表征当代中国社会“日 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特征,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认真研读学者们的相关论述,笔者发现,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原因在于对这两个概念都作了由于理想化而导致的简化处理。人们通常把“中产阶级”描述为:体面的工作(包括环境),稳定的较高收入,漂亮的房子,时尚的汽车,各种保险,消费“符号化”(品牌化、时尚化、生活方式化、身份化等),保健,旅游,休闲,文化消费,自觉引领时尚潮流等等。活脱脱一个众目所向的“白领”形象。这无疑是对“中产阶级”形象的简化与理想化。同时,这种描述实质上就是在为“日常生活泛艺术化”进行“量身定做”。而考察学者们对“日常生活泛艺术化”表征的描述,也可以完全反过来说,即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做。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这多少表明,在面对当代中国异彩纷呈的社会百态时,以学理思考作为专业的学者们很可能与社会“大众”一样,有着不自觉的“白领情结”或“成功人士情结”。这种“白领情结”表现在学理问题时,就是“精英情结”。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学术上的“精英情结”导致了社会分析时的“白领情结”。 回到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这一问题本身,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精英情结”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哪些简化呢?在第一个问题中,论者们虽然使用了“主体”一词,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基本上被置换成了“全体”。周宪先生在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时显得有些谨慎或犹豫。但这种谨慎与犹豫事实上只是相近概念之间的转换,并没有改变其论述的“精英化”与“简化”性质――他在强调中产阶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层”后说道,“或者可以使用其他相关的概念来描述,诸如‘精英阶层’、‘专业人士’、‘白领’、‘知识阶层’等”④。这种“精英”与“简化”,在他对自己所追问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究竟是谁的审美化”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异常明白,“说到底是一个中产阶级品位及其生活方式的表现”。从根本上说,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只触接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谁的品位及其生活方式,而遮蔽了另外两个非常相关的问题:谁在制造、倡导这种品位及其生活方式?谁在实践及如何实践这种品位及其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应完整包含这三个问题,且三个问题所涉及的“主体”完全可以不同一。阅读周先生的论述,明显可以看出三个主体的合一及其主体内容的合一。这种情形在中国学界极具普遍性。可问题在于,这三个“主体”在事实上是否合一呢? 另外,在“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这一命题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也非常流行的命题,即“新型文化媒介人”主体。这种提法及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发生在文艺界。学者们探讨了这一群体产生的社会语境及其职业归宿,也论析了他们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表征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对此,笔者无意对之做详细引述与分析,只想做点补充与反思。需要补充的是,就职业归宿来说,还应包括多种类型的企业与公司等各类商品生产的生产型部门,它们基本都成立了自己或强或弱的“现代传媒”机构;就群体人员构成来说,还包括对艺术或传播认知程度不一的“走穴者”。需要反思的是,与上述对“中产阶级主体说”的分析一样,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主体是“新型文化媒介人”,即上述“三合一”的主体吗?分析至此,问题就集中在:我们到底如何正面回答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实践状况这一问题?
(二) 笔者曾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泛艺术化”符号》中,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实践的状况做了符号学与传播学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几点: (1)从中国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接受主体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全民化”的,或者说涉及到绝大部分人群:你可以不是“泛艺术化”的直接生产者与传播者,但很难不作为一个接受者或间接传播者而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泛艺术化”氛围中。 人们一般容易想象或者如不少学者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新型文化媒介人”,或者“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主体”(此概念也是模糊的,应说清楚哪个层面的实践,如生产、传播、接受主体等)主要集中城市中。这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就基本与这些现象或事件无关吗?恐怕不是。理由很简单,在现代媒介、商品经济、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人口流动较为频繁,基础教育基本普及的今天,上述这一切,对中国绝大部分农民阶层来说,也不再是“天方夜谭”。问题只在于程度或方式不同。笔者长期游走于都市、小镇与乡村之间,这种体会是比较深的。流动于各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及其家眷,充斥于大街小巷的精美视听广告及商品,几乎遍地开花的旅游经济(包括设在城市之外的度假村、农家乐,普遍居于山乡之间的旅游景区等),更不要说影视、现代教育、网络等的几乎“普及化”所带来的相关影响: 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不少乡村里流行的乡里小儿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乡里人开口闭口说这人那人是帅哥靓妹,他们事实上在领受着众多的具有泛艺术化特征的公共设施、场域,商品等;诸多物质上的并非富有者对“小日子”的“时髦化”安排,等等。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于李培林、张翼两学者所作的“城市体力工人阶级等对于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反倒低于农民阶级”这一分析不感惊奇。当然,笔者这样说,主要针对的还是农村中的较年轻一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