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及战略意义

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及战略意义

作者：王曼

来源：《奋斗》2017年第03期

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几年来，我们党对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思路和规律的认识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局部推进走向全面系统建设，对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战略布局日趋科学、理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和战略，从实践层面看，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从理论层面看，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践行，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丰富、发展和开拓。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如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运动中新政权建设思想的阐述：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而走向阶级和国家都将逐渐消亡的、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征途之中。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在这一阶段，要逐步实现“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而如何把国家的政权收回社会，则是要把“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也就是说，首先要消除国家的阶级压迫性，逐步消除国家的政治统治属性，然后把之前由国家所掌管行使的、任何社会正常运转都必需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地转交或归还给社会。

社会主义新中國已经消除了国家的阶级压迫性质，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逐渐地把“旧政权的合理职能”逐步地“归还给社会”。这种“归还”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政府要与社会分享管理或治理国家及社会的权力。政府要逐步地让渡权力给社会，让社会各方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实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让社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治能力和权力。当然，首先，政府让渡权力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必须阐明的是，当前我国所倡导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以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为前提基础的，决不等同于“多元政治”。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参与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体不断增多及其能力的不断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将不断增强，国家的政治职能也将日益被社会所取代。

循此可以理解，对于治理理念，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治理”理论的要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二者一脉相通。从另一角度说，治理理念开启了一个从治理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与发展创新必将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首次使用了“国家治理”的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明确阐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路。其立意突破了现代化本身，更关注于制度的现代化，即关注贯穿于现代化各领域的众多制度的系统、全面和有效建设。这是对现代化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这种认识上的突破与创新，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社会治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前，受传统体制的惯性、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其他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几乎没有实质性区别，社会管理主要体现为以“堵”为主要方式的强制性事后管理。党的十六大以后，社会结构处于深刻变化中，单位制逐渐解体、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利益群体持续分化，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凸显。直到党的十八大，才真正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这表明，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从被动回应进入到自觉推进阶段。

而随着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社会管理运行本身产生的障碍因素的累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进行革新已经刻不容缓。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和新部署，包括对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体系、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创新。紧接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上又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部署。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按照精细、精确、精益的原则，以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思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实现社会治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监管、高效能运作、科学化评估。

从系统论角度看，创新社会治理至少可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精细化。社会化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分工问题，即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的规则问题。在利益纠纷日益复杂、矛盾问题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只有运用

法治思维才能建起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从而使社会主体之间责任界定明晰、管理过程公开、社会行为有预期；也只有善用法治方式才能把社会治理的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并最终得以解决。精细化则侧重于社会治理的手段方法，可视为技术层面的问题，实则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操作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战略的提出预示着我国社会领域必然发生深刻变革，即在党的领导下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的转变，同时意在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能力，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战略，则彰显了执政党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认知上的日渐成熟，以及对现代社会建设规律的准确掌控。

首先，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精细化治理的过程是以精细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建设和形成过程。精细化社会是在社会分工精细化推动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形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必经阶段，是形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在精细化社会里，社会有明确的分工和专业化人员，注重工作效率；人、组织之间协调合作；关注细节的同时注重整体规划。精细化社会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原则和共建共享局面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观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社会治理是对现代社会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精细化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强调要以基层为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抓手也是基层社会建设，因为基层社会是社会问题、矛盾和需求的聚集地，而且基层社会具有“试错”成本低的优势。因此，应激发民间的智慧和创造力，积极探索和创新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以此解决当前社会治理纵向深度不足、服务难以到位的问题。

可以说，创新社会治理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对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作者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王沫wang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