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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以，通过人格权独立成编来解决人格权立法问题，不仅符合一直以来的主干起草想法，而且还符合 现阶段国家政治上积极倡导加强人格权保障的趋向。
其次，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相关问题，有 学者提出在政治方面的相关担忧，我认为大可不 必。
中国人格权法相对独立。
此外，对于实践当 中出现的人格权相关争讼，中国是通过普通法院、一般民事问题进行处理的，这也从机制上保证了中国人格权相关问题的“非政治色彩”与民事权利属性。
此外，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人格权相关问题 已发展成为理论内容较为完备、实践案例较为充 足的丰富权利池，相比于过去的“禁止器官买卖”“禁止侵犯名誉权”等单薄规定外，现实中大量、丰 富的人格权问题已使得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议题呼 之欲出。
总之，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在民法分则的编纂过 程中加入人格权编，完全民法分则的相关内容，也加 强对于公民人格权的周全保护。
DOI：10. 13766/j. bhsk. 1008-2204.2017.0356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理由、最佳模式与基本功能苏永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台北11605)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一件历史大事、民法要事、学界盛事。
与修订某些具体条文不同，对于此次民 法典的编纂，应着重将目光放到为何会编纂民法典、民法典是如何一步步编纂而成以及民法典都有哪些 功能等问题上。
首先，是为何编纂。
通过体系化的编纂而形成体系效益，让我们 的民法更好用、更完备，是民法典编纂成典的一个 重要意义。
现代化的民法典是否好用，可以用四 个指标进行衡量:寻找规范的快速、储存规范的容 量、调整规范的精准与教育专业的成本。
这四个 指标是判断我们有没有创造出一个好的民法典的 重要指征。
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德国民法典的体系化，使得其变为一个只规定基础 关系的普通法，而其余的内容都放在民法典之外的 特别法之中，这就是潘德克顿所指出的民法典中“普通-特别”结构所在。
民法典的起源和发展民法典是指以个人、家庭和财产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体系，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公平正义。
民法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本文将从民法典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进行探讨，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民法典的起源民法典的概念源于古罗马法，古罗马法是欧洲大陆法系的基石。
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为了统一法律规范，统治者将法律规则编纂成册，形成了早期的民法典。
这一传统被保留至今，成为欧洲国家民法典制定的基础。
二、民法典的演变1. 中世纪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权力日益增强，法律规范开始融入宗教因素。
这导致了民法典的发展受到限制。
然而，中世纪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对后来的民法典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 欧洲大陆民法典的兴起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大陆盛行起草和制定民法典的浪潮。
其中，法国的《拿破仑法典》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民法典，为后来的民法典制定提供了范本。
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也相继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
三、民法典的发展1. 历史背景民法典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变革、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法律体系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制定现代化的民法典成为迫切需求。
2. 现代民法典的实践在现代，许多国家陆续制定或修订了自己的民法典，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
这些法典普遍涉及个人权益、家庭关系、财产权益等方面。
此外，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加，国际私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
四、民法典的影响1. 维护个人权益民法典通过规范个人合同、侵权行为等，维护了个人的权益，保障了公平正义和法治原则的实施。
2. 促进经济发展民法典的制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保护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激发了经济活力和创新精神。
3. 借鉴他国经验不同国家的民法典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互借鉴和交流，有助于促进法治建设的互通有无。
5. 指导社会行为民法典作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行为起到指导作用。
民法典的立法背景与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法律体系的改革不断深入，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
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民法典的立法背景和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本文将从立法背景和重要意义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民法典。
一、立法背景1. 反映时代发展需求民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石，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有的民法旧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因此，立法机关决定启动编纂民法典的进程，以适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1. 符合国际实践与比较法典立法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例如法典化就是反映了国际上比较法典立法的趋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积极参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合作，需要适应国际规则和标准，以提高我国法律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1.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民法典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领导层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有助于构建统一、稳定、公正、透明的法律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重要意义1. 统一民商事法律体系民法典是我国现行民商事法律体系的总纲，对于重塑、健全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多个法律之中，法律条款的交叉重复和不协调使得法律适用存在困难。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统一了民商事法律条文，消除了法律条款的冲突，提高了法律的适用效率和公正性。
1. 保护公民权益和推动社会和谐民法典对于保护公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强调公民的平等、自由和人格尊严，明确了公民在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权益保护。
同时，民法典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民法典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法典化的历史论争及当代启⽰（三）救亡图强中的法技术之争：《中华民国民法》制定过程中的论争 从渊源上看，《中华民国民法》（以下简称《民国民法》）是与清末变法中的《⼤清民律草案》和北洋政府制定的《民国民律草案》⼀脉相承的。
《民国民法》以上述两部民法典草案为基础，参考德国、⽇本、瑞⼠、法国等当时世界上的最新⽴法成果，由王宠惠、史尚宽、郑毓秀、胡长清等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学者和法官锻造⽽成。
实际上，在《民国民法》⽴法之前，法律界也存在过类似于德国、⽇本曾经存在过的涉及法典制定的形⽽上的论争，即所谓“礼法之争”。
但是，“礼法之争”主要围绕《⼤清新刑律草案》中的相关内容展开，⽽没有过多地涉及《⼤清民律草案》。
清末民初民法法典化过程中的论争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废除治外法权，挽救覆国厄运，⽴民法⽽图⾃强，其中更多地涉及法技术的争鸣，兹举隅⼀⼆以说明。
⾸先是关于民商合⼀还是民商分⽴的论争。
在最初的《⼤清民律草案》起草时，沈家本主张民商分⽴，并极⼒阻⽌朝廷延请持“民商合⼀”论的梅谦次郎来中国帮助起草民律。
因此，清末改制过程中的⽴法，采取民商分⽴的模式。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国民法》过程中，由⽴法院院长胡汉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制定民商统⼀的法典。
胡汉民等⼈拟定的民商法划⼀提案审查报告书，分别从历史沿⾰、社会进步、世界交通、⽴法趋势、⼈民平等、编订标准、编订体例及民商关系等⽅⾯详述理由。
此后，在我国民法理论及实务界，皆以民商合⼀为通说。
2019年12⽉，全国⼈⼤法⼯委公布的《中华⼈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也采民商合⼀的体例。
其次是关于“习惯”或是“习惯法”可否作为民法法源的论争。
在《⼤清民律草案》起草之前，⽴法者就⾮常注重习惯对于法律完善的作⽤。
⽐如，沈家本认为，我国地⼤物博，⼀省之内各地习惯各异，如果不予察知，“恐创定民商各法，见诸实⾏必有窒碍”。
清政府为此还专门制定“调查民事习惯章程⼗条”，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关于民事习惯的调查。
民法典的历史与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民法典作为法律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民法典的历史与发展，以期更好地了解其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民法典的起源与历史民法典作为一种法律体系，源远流长。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法，而后经历了欧洲中世纪、法国大革命及西欧现代法典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现代民法典的雏形。
在中国，最早的民法典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大清律》和《大清饬》，这两部法典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法律依据。
然而，由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民法典长期处于不完善和不健全状态。
二、民法典的发展与变革随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在民法典的构建方面也逐渐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多个阶段：1. 民法总则的确立：1986年，中国大陆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标志着中国民法制度的重要里程碑。
该通则确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为后续民法典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 民法典各分编的独立立法：在民法总则的基础上，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对于规范和保障民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3. 民法典的编纂与立法：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民法典体系，中国国家立法机关于2014年启动了民法典的编纂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广泛的社会讨论，民法典于2020年正式通过，并将在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新编的民法典将收录涉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继承、合同、侵权责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全新的框架。
三、民法典的现实意义与展望民法典的历史与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变迁，更是社会进步和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
民法典的实施对于加强民事主体的权益保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的浅议民法作为一部保障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法律，却因为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因素而发展相对较慢,故而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成文的《民法典》。
但可喜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国正在积极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
其实我国在制订民法典的探索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1954 年、1962 年、1979年曾三编民法,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均未成功。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生活难题, 我国民事立法转而求其次, 主要走单行民法系列的道路, 制定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
1985 年，我国制定了一部带有准基本法性质的《民法通则》作为民法典颁布之前的过渡法律。
并于 20XX 年 12月 23 日制定了一部民法典(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积极制定系统的民法典性质法律的同时,我国又颁行了很多民法领域的单行法规。
特别是 20XX年《侵权责任法》和 20XX 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我国民事单行法立法已步入尾声。
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来说，我国已经基本做好了制定《民法典》的准备。
本论文也将致力于探讨我国已有的立法准备情况与尚存的缺失。
自从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首先是所有制上的变化，我们已经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经济制度方面，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政治方面，我国不断推进政治改革，转变政府工作职能，努力建立民主公平的政治体制。
在文化方面，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思也在不断的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道德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这些改变都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优化了社会环境。
同时也使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不断成熟。
除了不断成熟的条件外，我们更多探讨的是我们应该有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呢。
现在的理论界有许多争论，如存在“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理想主义思路以及现实主义思路等等。
民法典理论调研报告民法典是民事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调研民法典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情况，本报告将从民法典的背景和意义、立法过程、主要内容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民法典的背景和意义民法典的出台是我国法律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
我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虽然已经通过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缺乏一个完整系统的民法典，给社会管理和法律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民法典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民法典的出台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保护公民的财产权益，提高社会和谐程度，增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通过明确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合同、侵权、婚姻家庭等民事关系的管控，可以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法治环境的提升。
二、民法典的立法过程民法典的立法过程经历了多个阶段的研究和讨论，经过了广泛的征求意见和审议。
首先，从2014年开始，我国启动了《民法总则》的立法工作，通过制定总则，为后续各分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随后，在各个专门法领域的立法工作中，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了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最后，在2020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三、民法典的主要内容民法典包含了总则和六编，分别是《总则》、《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
每个编都对具体的民事关系进行了规定和界定，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事法律体系。
民法典的内容广泛涉及到财产权益、婚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等各个方面，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益和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
四、民法典的未来发展民法典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调整。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民法典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同时，还需要加大对民事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力度，提高司法效率，确保公民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浅析近代自然法对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影响思想开始渗透到民法中。
尤其是在现代民法编纂运动的进程中，自然法理性主义编纂思想的作用不容忽视。
按照历史顺序，自然法一般可分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现代四种。
一般将前三类归为“古典自然法”，与“现代自然法”相对。
[2]作者认为，上帝的理性或上帝的理性，作为古典自然法的内容，并不是现代民法编纂的直接渊源，只能作为历史渊源。
强调人类理性的现代自然法是现代民法的法典。
它是民法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现代自然法概念与现代民法思想的契合以及对民法典化的推动作用。
一、自然法概念中的理性主义“在自然法的观念中，一直存在着理性主义的倾向。
自然法一直与‘自然理性’的作用密切相关，一直被等同于人的尊严和能力。
但在罗马人的眼中现代法学家，“理性”可能只是“经验”的别称，但在中产世界哲学家眼中，它是上帝的恩赐。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无论谁以何种方式，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都违背了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必然是不公正的，甚至是邪恶的，而自然法则才是一切命令和禁令之后的真正规则。
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正确的理性是自然法的本质。
在中世纪，自然法思想是由教规法学家传承下来的，但它是服从于上帝的。
在他的神学体系中。
阿基纳认为，人类与动物具有相同的本能，但人类也分享理性上帝赋予的能力，自然法是“理性的动物分享上帝的智慧”，所以在他看来，自然法的基础是理性。
但进一步，他认为理性归根结底是上帝的理性，在神学的框架内，自然法则离不开上帝的掌控。
上述时期的理性主义明显不同于现代自然法所强调的人的理性。
格老秀斯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
他主张自然法是人类可以用理性去发现的规律。
.格老秀斯在他的《战争与和平的法则》一书中说，“自然法则是正确理性的诫命；它是永恒的法则；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它。
这是因为自然理性不会被上帝的旨意……”它吸收了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成分，同时排除了其自然主义和无知的神学，逐渐发展起来。
论文关键词:中国 近代 民法 法典化 原因 论文摘要: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迄自清末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原因主要有: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法律传统的历史选择;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响;急功近利式法典化的必然结果。 民法法典化问题历来就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对我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历程进行分析,探讨其法典化原因,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民法法典化方向和我国民法典命运。笔者试就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做一分析,以期对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简要历程 1907年9月,清廷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民情,主持修订民律。1911年8月,修订法律馆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它仿德、日民法典之体例,分总则、债、物、亲属、继承五编,计33章, 1569条。这部民律草案虽然因清亡而未及颁行,但是其“潘德克顿式”(Pandekten System)的民法编纂模式,打破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其法典化的体例和模式确立了中国近代民法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制的演变。“可以说,《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真正开端。”[1]169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修订法律馆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于1925~1926年完成编纂《民律第二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 1320条。由于时值北洋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因而该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为民法典。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立法院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 1929~1931年先后颁布实施了民法总则、物权、债、亲属和继承五编,共9章、1225条。这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最终实现了始于清末的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 二、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 为什么中国近代民事立法走上大陆法系法典化道路,而没有选择英美法系的判例民法模式呢?回顾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历程,我们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 1.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国法制也在经历嬗变。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条件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正如公丕祥所说的,“推动中国法制变革的主要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中国法变革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方向。”[2]165因此,分析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原因亦应该把它置于这一历史转型中去。 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源动力。经济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使得中国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民刑不分”的封建性法典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新变化,因而迫切需要制定民律以便调整、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秩序。政治上,中国近代社会由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化民主政治制度转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确立了共和制政体。[!--empirenews.page--][1][2][3]下一页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所窃取,但它始终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政治目标,以民主、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和依归,并在实践中切实引进、借鉴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使得民主法制观念深入人心。”[3]27-28“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并且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4]145因而,民主法制观念的逐渐普及、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为中国近代民法的编纂提供了政治保证。文化上,中国近代社会由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开放、多元和批判性的现代文化转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产生了诸如专制主义、义务本位、礼刑合一、等级观念、宗族主义、权力崇拜等特殊的文化现象。当我们观察这些文化现象时,会发现它们恰恰与建立在民主、权利、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法治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私法文化是格格不入的。”[5]18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私法观念,而民法法典化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民众心中树立民法与私法的观念。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文化基壤。 2.我国法律传统的历史选择 从法律传统来看,我国具有深厚的法典化传统和基础。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为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为我国有成文法之始。公元前408年,魏国李悝编纂《法经》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诞生。此后,历代各朝纷纷制定法典,中华法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制典传统。 中华法系的这一成文法、法典化传统与大陆法系的严格规则主义立法方式和“法典外无法”的思想十分暗合。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华法系的“大一统”观念与大陆法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在强调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行使立法权方面有相近之处。其次,中华法系的注经思维模式以及由此派生的律学思维模式、法定刑主义与大陆法系注重从法典条文演绎法律旨意的思维模式也比较接近。最后,中华法系长期流行司法擅断主义的纠问式审判方式,审理案件的官员居于中心主导地位,而大陆法系国家也是采取法官主导型的纠问式审判程序,二者在审判过程中都追求实体主义,强调结果公正。这与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程序和注重程序正义的审判方式截然不同。[1]171可见,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诸多相近之处为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提供便利条件,使其走上法典化道路。 3.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响 大陆法系代表了19世纪世界法律发展的潮流。大陆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法典化的辉煌历程。查士丁尼皇帝的法典编纂开创了将法律体系化、统一化的先例。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开启了民法法典化的新篇章,开始了近代法典化的先河,奠定了近代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德国民法典》则以其所蕴涵的形式理性与法典编纂技术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制定、修改或重新制定民法典的国家。 大陆法系民法法典化的浪潮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法典化道路。尤其是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仿法、德变法,走上自强之路,甲午一役打败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给了清政府莫大的刺激。东邻的崛起,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要正确对待“西政之本源”,“取外国之长乃补中国之短”。时任法部尚书的戴鸿慈称:日本维新以来,事事取资于德,行之三十载,遂于勃兴。中国近多欣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本穷源,正当以德为借镜。[6]10大礼院正卿张仁黻也指出:日本法律本属支那法系,而今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惟日本特为东亚之先驱,为足以备圣明之采择。[6]834在沈家本主持下,修订法律馆不仅翻译了德意志民法,而且“乃赴东瀛,访求知名人士”,襄助中国变法改制。日本法学名士松冈义正即被聘来华协助修订民法。[!--empirenews.page--]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参加当时立法工作的吴经熊指出:“新民法从第一条到一二二五条仔细研究一遍,再和德意志民法及瑞士民法和债编逐条对校一下,倒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来历的,不是照帐誊录,便是改头换面。”[7]615民国著名民法学家梅仲协也说:“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曾撷取一二。”[8]1 由上述可见,在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影响下,尤其日本近代法制的法典化和迅速崛起的民族振兴之路,强烈刺激并逐步推动着近代中国法制走上法典化道路,民法自然亦走上法典化之路。上一页[1][2][3]下一页 4.急功近利式法典化必然结果 “中国近代政府经常陷于政治危机中,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无论清政府、民国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它们均需要通过全面的法典编纂工作,对外以期达到收回领事裁判权,对内以法典作为推行新政的基础,树立法治政府的形象和权威。”[9]279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带有急功近利形态,其重要表现之一即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制定民法典。领事裁判制度由英国首开,此后,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通过条约或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相继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权。 1902年,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以保持和继续攫取在华权益,英国、日本、美国、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列强在与清政府谈判续订通商条约时,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治外法权。”[10]296英国允诺放弃治外法权,这推动了清政府加快修律的活动,成为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契机。 “民国十一年春,华盛顿会议召开,吾国提出领事裁判权问题,大会议决由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政府即责成司法部对于司法上应行改良各事,赶速进行,并饬修订法律馆积极编纂民刑各法典。该馆即参详前清民律草案,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并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完成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各编草案,是为吾国民律第二次草案。”[11]747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亦积极进行民法典的制定,以期完善法制、应对列强调查中国法制状况从而收回领事裁判权。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在全体立法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上就说:“目前所亟须研究者,为民法、商法、土地法、经济法、劳工法等。对外为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准备,对内使全国人民生命财产及平等自由得有充分保障。”[12]61929~1931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民法总则、物权、债、亲属和继承五编,完成了《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实现了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近代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迫切现实需要,这一急功近利的心态促使法律修订者舍弃内容零散、体系混乱的英美法,而选择分类井然、体系完备的法典法。中国近代民法因之走上法典化道路。 三、小结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历程,其发端、展开与进行的源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这一历史转型为民法提供了法典化基础;中华法系的成文法、制定法传统与大陆法系颇多暗合之处,这为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提供了便利,法典化因之也成为历史的选择;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被置于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中,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成为中国其外在动力;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带有急功近利色彩,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迫切需要是其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亦成为其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