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
彼得·洛温伯格
［编者按］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历史系教授，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近代史，在心理史学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
洛温伯格是《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报》、《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会的成员。
主要著作有《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等。
他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专家。
此文是以精神分析观点解释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一篇代表作，所探讨的问题是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认为，希特勒上台是与众多德国青年的支持分不开的，他称追随希特勒的这个青年人群体为“纳粹青年人群”。
这些人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的，不仅遭受饥饿的困扰，而且由于父母去打仗和做工而缺乏父爱和母爱。
根据弗洛伊德学说，缺乏父爱母爱的儿童会产生焦虑、自卑，耽于幻想，缺少安全感和对挫折的耐受力，儿童生来就有的破坏性也随之加剧并导致易于倾向暴力。
这些就是童年的创伤给“纳粹青年人群”形成的“固结点”。
当他们渐渐成年步入社会时，又遭到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新的创伤使他们的心态“回归”到早期阶段即童年时形成的固结点。
于是他们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幻想已久的可敬畏的父亲般庇护者的形象，在纳粹组织中得到了安全感，在法西斯的行动中找到了滥施暴力的机会，他们因而成为支持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力量。
此文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
作者除了依据扎实的历史资料，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主要的理论武器之外，还应用了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利用了文学方面的材料。
如文中所用“人群”这个概念就完全是人口学的，而通过公认的文学作品来透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尤其是儿童）的心态，则是对文学成果的借鉴。
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西方心理史学（尤其是研究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心理史学）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趋势。
此文选自《解开往昔之谜：心理历史学》一书，将其译成中文及在本刊发表都征得原文版权所有者洛温伯格教授的许可，我们对他的支持特致谢意。
人们常常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在中欧的灾难后果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人们常常断定，从西线堑壕战的残酷性以及战败和革命所引起的痛苦，到纳粹党人１９３０年以后一系列惊人的选举胜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似乎是历史上不言自明的。
从１９１４—１９２０年时期，到１９２９—１９３５年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胜利，这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特殊的一代人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幼童和青少年所经历的战争和战后遭遇明显地决定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成功。
１９２９年之后，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和参加冲锋队及其他准军事性纳粹组织（诸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新一代成年人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化了的儿童。
本文拟考察这一代人在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的遭遇（尤其是童年早期的遭遇），并研究他们在童年时期、性心理的形成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成年时期性格上所具有的相似的固结（fixation）和畸变。
制约着这一代人的特殊因素有：父母长期离家在外；父亲战败归来；极度的饥饿和贫困；国家的战败。
这些因素意味着失去了堪孚众望的政治权威，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之认同的实在的代替者。
大多数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解释都强调德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这些解释指出，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和经济诸因素都很重要，一个也不应忽视。
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应该通晓这些解释。
为了理解极权主义的发展，对政治领导的研究无疑也是重要的；历史学者应加强这种研究，把它作为理解极权主义的一种方式。
［①ａ］然而，本文将要研究的不是领导者，而是其追随者；不是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而是赋
予这一领袖人物以特殊超人品质的群众。
本文将运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研究德国历史上的民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以期考察历史上的变化问题，而不是什么连续性问题；以期研究社会集团，而不是什么个传记；以期对顺应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自我心理形成过程进行探索，而不是对人人共有的生物本能驱力进行阐述。
１９２８—１９３３年期间，德国纳粹党（ＮＳＤＡＰ—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其特征是青年人给纳粹党以特别强大的支持。
鉴于这一代人的童年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剥夺，解释这种特征就应该采取精神分析的方法，即要重视婴幼期和童年时期的成长及其对成年时期行为的影响。
我要以这种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只是史学上其他解释的补充，而不是要取代其他……
没有自我理解的观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理解；历史学者从自我理解出发，才能着手研究历史资料。
同样，如果我们探究人们的言行而不能理解他们行动的原因，也就不能理解历史。
２０世纪里，随着现代技术力量按指数律的增长，政治和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非理性变化。
历史学如果不能真实地估价激励人们的非理性的巨大能力，就不能恰当、准确地谈论当代人的状况。
精神分析学者涉及许多与某国儿童战时的遭遇这一历史问题有关的事情。
他们研究了子女与父母分离的影响，并且考察了由物质和情感的匮乏而引起的长期后果。
他们了解儿童认同父母的方法和原由。
而作为一种临床调查研究方法的精神分析法尤其表明，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有理性的。
在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学中，那种活动于情感真空中的脱离肉体的精神有存在的余地。
许许多多的史书仍然没有写出人们的情感、童年时期和肉体感觉。
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历史：这种历史讲述人们对决定其生活的政治、经济大事的反应和情感；这种历史不仅让成人的、而且让儿童的非理性、无意识和情感占有适当的位置。
这种新型的历史要求懂得固结（fixation）和回归（regression）这两个有联系的概念。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用人口迁徙作比喻，将人的发展比作人们穿过新地域的行进。
在阻力最大和冲突最剧烈的那些地点，人们将把最强的分队留下来，然后再继续前进。
如果继续前进的人们因力量的削弱而遭受失败，或碰到较强的敌人，他们就会退却到先前停留的地点，在那里取得支援。
弗洛伊德说：“但是，他们在迁移中留下的人数越多，则失败的危险也就越大。
”因此，早期的固结越强，日后回归的要求就越大：“固结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越强，活动就越容易避开外部困难，回归到固结，因而发展活动也就越加不能在其进程中克服外部障碍。
”正象弗洛伊德在其迁徙比喻中说的那样，已通过发展成熟阶段的个人遇到持续的重大挫折时，对付痛苦和不满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心理机制的较高发展阶段回归到较早时期的活动模式。
将后退（或回归）到留有弱点的性心理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过程具有未能解决的冲突和未能消除的焦虑。
发展的停顿或固结出现于性冲动机制中，出现于同人们相处的方式中，出现于受良心责备中，出现于维护原初的满足、坚持对以前的（而不是现在的）危险作出防御性反应中。
正如弗洛伊德１９１３年所云：
“我们已经发觉，有关的心理功能——主要是性功能，同时也有各种重要的自我（ego）功能——在达到正常成人所特有的状态以前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发展过程并非总是那么顺利地使得总体功能通过这种正常的渐进性进程。
只要总体功能的一部分依然处于先前阶段，就会形成所谓的‘固结点’；而若某人因某种外部干扰而患病，功能就可能回归到这固结点上。
”［①ｂ］
可以用一个临床病例对固结和回归的概念作出最佳解释。
有位德国女士，夫妻关系很坏，电话恐怖症又严重地妨碍着她的工作，因而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
她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浑身出冷汗，焦虑不安，说不出话。
１９４３年她三岁时，在汉堡遇到飞机轰炸。
她仍然记得空袭、燃烧和爆炸。
当时她没有撤离城市，她家住在市中心附近。
她父亲是个消防队员，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机，就靠墙上挂着的铃来通知他去执行任务。
患者能回想起飞机扫射的情
景。
然而她没有关于任何惊慌、恐惧或狂怒的回忆。
她的记忆是没有情感的。
记忆虽然清楚，但是缺乏儿童必有的那种强烈的情感。
现在，夫妻不和，她那强烈的有害的愤怒以及怕被一个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男人所遗弃的恐惧感导致了回归。
电话铃声就是一个以前的固结点，那时她因惧怕外部灾难和内部损失而受到了创伤。
她现在成年了，重新体验所有曾在童年创伤后埋藏和压抑着的情感，因为后来成年时期的创伤触动了从前的固结点，从而引起了向儿童情感的回归。
现在来谈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儿童这一较大的历史实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的大萧条时期，失业严重、政府混乱无力、对前途普遍焦虑不安：这一切恰好构成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种“外部干扰”。
早期固结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中欧各国人民经受了长时期的饥饿，不断听到战争宣传，父亲（往往是双亲）离家在外，丧失了一切政治准则和规范。
自我功能阶段（phases of ego functioning）因童年时期所受的战争创伤而形成了一个“固结点”。
向这种阶段回归的心理症状包括：用对外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宣泄个人心中的紧张感情，将全部反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品质投射到外国和少数民族的个人及群体身上，以要求立刻得到满足来对付挫折（这些挫折本来是能够被忍耐或合理解决的）。
弱化了的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导致了回归，其政治表现不仅明显地在于转向暴力，而且尤其在于渴望一位被美化、被理想化、又令人敬而远之的父亲：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宣扬武德，要子女们同他一样穿上制服，为国参战，并向他认同。
有种意见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必定是单一原因的，与人口、选举、消费和卫生统计这类数量资料是根本不相容的。
现在该是消除这种意见的时候了。
实际上，精神分析理论能赋予这些宏观资料以新的相关性和新的意义，从而使史学增添一种重要的定性尺度。
心理历史学运用动力心理学将政治、经济方面的阐述与过去的经历、重复模式和在焦虑、受剥夺、紧张时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结合起来。
心理学依其对成人政治行为的解释模式，对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和追随者个人动力作传统解释时，一直强调童年时期的感情创伤及同双亲的关系这样一些原因。
这对传记来说得特别成功的方式。
对童年加以考察，能够有力地揭示人们在成年时期所作出的反应。
然而，以后生活中的严酷经历如果是沉重创伤型的，就能取代从前的影响和原来的个别倾向。
这就是说，大灾难要影响所有受到打击的各种年龄的人，而对幼小者的影响必然最大，因为他们的自我最脆弱。
但也将影响到儿童和少年、甚至成人，他们受影响的程度依其各自的自我（ego）力量而定——即依其对挫折、焦虑和贫困的忍受能力而定。
换句话说，如果成人所遭受的创伤很大（例如经济萧条或战败），则不论其双亲是什么人，也不论这些双亲曾如何信仰过民主，令人焦虑的社会、政治形势都会使人产生无依无靠和政治无理性的情感。
研究独裁人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曾经指出：“创伤性的外部压力（不论是过去施加的还是现在施加的），似乎都不仅能够把独裁人物推上前台，而且还能够使那些本来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大大倾向于独裁。
”［①ｃ］
人口学提供了新型的解释法，从资料这一角度看，这些方法是有益的。
人的动机和行为是极其复杂的。
一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可能有许多独特的、特异的原因，只有作广泛的精神分析才能加以澄清。
采取研究一代人的方式的吸引力在于它研究概率——研究宏观规模上平均律——从而排除了许多决定行动的个人因素。
虽然常常有人说，有些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被忽视了；但当我们用人口学的方法处理对居民发生影响的事件时，这样的异议就站不住脚了。
作这样的处理时，我们所得到的是整个社会对事件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许多特定情况下可得到证实，同时其总的影响又不受个人的生活特异发展所限。
卡尔·曼海姆于１９２７年在其《世代（generations）的社会学问题》一文中，对一代人作为历史作用力的问题作了概念性的基本表述。
曼海姆说人的精神是“分层的”，是划分
层次的，其最早的经验是基础，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建立在这最初的基础上，或反作用于它。
精神分析理论在曼海姆关于这个问题的概念上显然是有影响的。
“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
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它‘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
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意义时，重要的是要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它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
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
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者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
……心理方面的资料之所以在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性，不仅是因为这些资料具有实在的内容，而且还因为这些资料能使所有共同具备这些资料的个人形成一个群体——这些资料具有社会化效应”。
曼海姆接着提出了历史中一代人的进一步“具体联系”，这联系就是“具有某历史、社会单元的共同命运”。
他把这些群体称为“世代单元”（generationunits）。
“经历同样具体历史问题的青年人可说是同一代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一代人中的那些以不同的特殊方法整理出各自的共同经历的群体则构成了各个世代单元。
……这些单元的特点是，不仅有一些人松散的参与他们共同事情（尽管对这类事情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还有着共同的感应、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所有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所有人受着共同经历的影响。
”［①ｄ］
这就是说，经历过同一事件（例如世界大战）的一代人可能对该事件的反应不同。
他们都受到了事件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受到的影响不一样。
有些人成了和平主义者；有些人信奉了具有国际意义的列宁主义；有一些人渴望回到战前保守的、君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还有一些人（我们在本文中所论及的一些人）则力图由极权的领导者所左右的暴力运动来解决他们个人和国家的问题。
３０年代初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是这一代人易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
曼海姆的观点是：同一代人的各世代单元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对成长时期的危机所作的反应亦不同；但压倒一切的事实则是他们都对那危机作出了反应。
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有生之年彼此相对并存，形成了一代人。
曼海姆说，一个组织（例如一个青年组织）可以在某个世代单元中激发起潜在的信念。
该组织吸引着那些在成长时期于特定环境中有着共同经历、共同情感的人，使历史、社会环境中所蕴藏的潜能得以集中，得以集体体现出来。
［②ｄ］
按照曼海姆的理论，社会人口学者提出了“人群”（Cohort）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概念。
“人群”一词在拉丁语中意指一队战士，相当于罗马军队一个军团中的一师人。
在现代人口学中，人群是人口中一些人组成的集团，他们都在同一时间里共同经历过个人的、也是历史的事件。
这有别于“一代人”这一不严密的说法：历史学者通常利用“一代人”这个词来表示家族亲缘结构的时序（例如“创业的一代”）；或者含糊地表示某一特定制度、政治或文化时期中的一种时间较长而往往没有限定的年龄跨度（例如“１９４８年的一代”、“迷惘的一代”）。
人群的实例是１９２９年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是在繁荣时期完成学业的，但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开头几个月里就遇到了大萧条打击。
这个人群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大萧条这一特定时期的刺激给他们一生的工作造成了影响，即使在３０年以后，他们由于曾同时经受过重大事件的打击，具有共同经历，而仍然不同于其他集团的人。
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对在战争期间还是儿童的人，也可以作这样的说明。
当然，这些都是同龄人群的例子。
但同一人群的人不必是同一时期出生的，可以包括所有年龄的人，甚至包括胎儿，如果历史学者所指的是所有受到某种同一创伤事件影响的人的话。
例如，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研究广岛原子弹轰炸受害者时，访问了各种各样的人，从只有两岁的孩子到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构成了原子弹轰炸幸存者的人群。
同
样，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不论其年龄如何，都有遭受创伤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们终生都有影响。
他们的年龄有大有小；但却属于集中营幸存者这一人群。
人口学者诺曼·赖德说，“［人群分析］这一概念，根据人群经历某一事件或行为模式的时间，可以用之于识别和管理任何一个群体。
”［③ｄ］因此，每个人群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其成员不同于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的一切人，因为他们同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共同经受过某种创伤。
自然，赖德和其他论述世代和人群问题的理论家在强调这代人区别于那代人时，就未能充分地叙述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连续性纽带：这些纽带将这一代人与那一代人连接起来，从而也就把社会联系在一起。
对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毕竟还是这些纽带，因为这些纽带保证文化模式（诸如语言、社会行为规范）从父母传递给子女，从而代代相传。
［①ｅ］战争受到了论述人群问题的著作家的特别注意，他们视战争为影响了某人群的外部事件的最引人注目的实例。
赖德写道：
“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的整个人群，连掌权人物正常更替都受到了干扰。
有时老人掌权时间太长；有时年轻人获得权力又太快。
战争最明显的影响是战士的死亡和患病，但是战争也同时使平民发生了变化。
……像战争和革命这样的创伤性事件可能成为人群心态的凝聚点。
其伤痛冲击可能给人群中人们的‘天真的眼光和纯洁的感觉’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使他们变为……思想行动上一致的集体。
……理想化的自我评定（self-definition），……对急迫的危险的转变具有共同焦虑和公开的交往（这种交往有助于未经家庭和社会认可的观点的形成）都促进了团结。
”［②ｅ］
同龄人群（即在同一时期出生的人们）这个概念系指共同的特性，因为成长时期的共同经历决定着后来的生活。
性格的形成、基本驱力的方向以及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的内化，都取决于婴幼和儿童时间。
每个人群都终生保留着各自特殊的历史遭遇的印象，不管这历史遭遇是战争还是革命，是战败还是民族灾难，是通货膨胀还是萧条。
［③ｅ］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或经济事件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不同年龄的人们。
战争、饥饿、战败和革命对儿童的影响在程度上完全不同于对成人的影响。
这个平凡的事实意味着：要了解历史的变化，必须将历史学的事件特征与社会人口学关于人群的世代—年龄特征及精神分析学和童年社会化理论（childhood socialization）的成长阶段特征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同时使用的纵向生活史这一定性法和社会学统计分析的数量资料。
本文不打算按年月顺序从头讲述纳粹青年人群的故事，而是运用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审慎的倒叙”法首先考察结果，然后追根溯源，探寻“原因”。
［④ｅ］当然，这符合先诊察“所呈现的病症”、然后探究病因的临床诊断法。
所谓的故事的结果就是经济萧条、德国青年大批加入纳粹行列、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衰落以及纳粹分子的掌权。
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其他国家重（美国可能是个例外）。
德国的国民总收入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８年间增长２５％，但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间则下降了４３％，从１９２９年的７１０亿德国马克降到了１９３２年的４１０亿德国马克。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度的工业生产指数为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度的一半。
１９３３年关键部门的主要产品产量等于五年前的三分之一。
纳粹分子在１９３０年选举中获胜的形势使外国资本加速从德国抽走，从而加深了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对社会的最大冲击是造成了失业。
１９３２年，劳动力市场上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这意味着，就是有工作的人也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有大量工人可用来顶替就业者。
年轻人当然是劳动力市场上最易受到损害的一些人。
没有新的工作，而年轻人可用来竞争就业的资历又最浅、经验又最少。
此外，供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就业的徒工数量也急剧减少了，例如，钢铁和金属加工业的徒工数从１９２５年的１３．２万人减少到１９３２年的１．９万人。
［①ｆ］大学毕业生在寻求就业方面的前景同样不佳。
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指望从纳粹主义得到援救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