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作者：林宏宇来源：《人民论坛》2016年第10期【摘要】中美关系变化多端，“变”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但这并非意味着中美关系不可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不变”的规律与线索。

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年恰逢中美关系而立之年，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继续演绎着“变与不变”的故事。

【关键词】中美关系外交战略对华政策【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与大国关系，其发展变化对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安全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美国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战略与对美政策的调整、中美之间的博弈与互动。

其中，前者（美国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是主变量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后两者是应变量与矛盾的次要方面。

当年奥巴马上任之时恰逢中美关系而立之年，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本应更有所作为，然而近8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继续演绎着传统的“变与不变”的主题。

因此，我们可以从奥巴马的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调整入手，通过考察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发展线索，来梳理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的调整：从“巧实力”到TPP和“南海航行自由”（FON）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始终是“两面下注”，既希望强大的中国有所作为，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又担心强大的中国抢了美国的风头，成了美国霸权的“掘墓人”。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合作（接触）与对抗（遏制）之间摇摆。

2009年1月初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其对华政策的节奏不同于以往的美国总统。

以往新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里根总统等，他们对华政策调整的节奏往往是先抑后扬，即从对华强硬开始，最后以对华友好终了。

而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其前任，其节奏是先扬后抑。

2008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美国的全球主导权面临严峻挑战。

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反恐与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为了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

国务卿希拉里代表奥巴马外交团队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概念，表示美国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奥巴马强调，“美国要充分发挥一切优点——创新、包容、开放、道德——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 。

“巧实力”外交可视为奥巴马政府对其前任小布什总统单边外交的修正与改进，希望通过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功用，来维持和提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在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加强中美关系，促使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为此，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主动访华，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并在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

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奥巴马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对两国未来至关重要。

美中两国有很多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和差异。

通过这次访问，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足见其对中国的重视，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期待。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被加快”了，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在加速缩小。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GDP只有美国的5%，1996年达到10%，2003年达到20%，2010年前后达到40%，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

中国崛起似乎不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纸上谈兵”，而是确确实实的国际关系现状。

这种状况客观上打破了亚太地区国家实力的对比与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促使奥巴马政府开始改变对华合作的政策基调。

在美国的“中、美二国集团”（G2）建议遭到中国拒绝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基调开始转向了以遏制和对抗为主，从“重返亚太”，到“转身亚太”（Pivot to Asia-Pacific），再到“亚太再平衡”，美国亚太战略的防范目标选定了中国，其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

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南海“航行自由”（FON）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转向强硬和对抗的两个标志。

2015年10月，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12个TPP国终于达成协议。

TPP是一个典型的奥巴马式多边外交的产物，意在以集体孤立的形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TPP的最大“创意”是“另起炉灶”，通过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来维护美国的主导权。

用奥巴马的话来说，美国不能让中国拥有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

另一个标志是南海“航行自由”（FON），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FON）是奥巴马政府欲利用南海争端给中国造成的战略软肋，发挥美国军事优势而施行的一种维护美国霸权的行动。

从2015年11月“拉森号”事件到2016年1月的“威尔伯号”事件，美国的FON行动不断升级，大有挑衅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底线的意味。

此举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与威胁更大，如果双方处理不好，极易酿成国家安全危机，从而危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

因此，甚至有美方学者认为，TPP和FON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拐点（Tipping Point）出现了。

从崇尚多边的“巧实力”外交，到强推TPP和FON，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巴马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以往美国总统的“先扬后抑”的轨迹特点。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期待：构建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梳理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状况的第二条线索是中国方面的回应与主张。

由于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对中美关系的维护存在某种“时间差”，因此，2009年底至2010年初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积极主动作为，未能及时获得中国的积极正面回应。

时隔一年之后，中国按照其自身政治规律与处理中美关系的惯例，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11年1月在其离任之前对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意在安排其后的中美关系。

这次访问是自2006年4月之后，胡锦涛时隔近5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国国家元首对奥巴马政府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的正式回应，也是中国政府开始正式营造面向未来的中美大国关系的起点。

此次访问之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到要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这可视为后来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雏形。

2012年2月，按照中国的政治惯例，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美，首提中美之间要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该倡议成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定音锤。

2012年11月，中美两国各自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这是1992年以来的中美两国第一次在同一年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更替。

习近平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奥巴马也顺利连任美国总统。

中方认为这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展开打下良好基础。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

“庄园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逐渐达成共识，其基本内涵明确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利用在北京参加APEC峰会的机会，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中南海瀛台再次会晤，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交流，此次习奥会被学界赞誉为“瀛台夜话”。

“瀛台夜话”之后，在中美双方尤其是中方的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国际、地区、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这个阶段可视为1.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期。

1.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属于已往我们所强调的“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传统范畴。

2015年9月，为了进一步加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正式会见。

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利用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机会，提出了许多富有中国创意的大国关系的概念思想，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期以此进一步丰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方面试图超越原来1.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缺陷，摆脱片面追求因时而异、变化不定的现实国家利益，试图寻找除了现实国家利益之外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价值观基础。

笔者把这种中美关系称为2.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进入3.0版的时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不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Global Value）。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都有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负有不可推脱的全球责任。

未来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要强调全球治理3.0版时代的价值观认同，即强调“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价值观念。

显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以来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战略设计，并已努力诉诸中国的外交实践。

然而，由于美国对华崛起认知偏见的问题，以及中美在相互博弈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国家利益冲突，都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未来的愿景，而不是现在时。

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和复杂互动：从“中日关系跌破”到“中英关系突破”2009年以来大国关系变幻莫测，国际安全局势尤其是亚太安全局势一直动荡不定，它们成为我们考察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三方背景。

通过考察中国与第三方大国（日本、英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和复杂互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历史问题上一直未有认真反省，且日本政府高层频频做出有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举措，中日政治关系一直低迷，呈现出所谓的“政冷经热”的现象。

这给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与“战略再平衡”找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由与借口。

奥巴马充分利用日本政府欲“借美制华”的心态，积极利用2010年“天安舰事件”、“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的契机，大力发展美日关系，使本已冷淡的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这使得日本安倍政权有恃无恐，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日关系自然就雪上加霜，已从“政冷经热”跌入“政冷经冷”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