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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误读与“诗无达诂”
作者：张云英
来源：《湖南教育·B版》2019年第03期
误读，与其说是对文本的一种错误的阅读，不如说是读者从文本出发，由于个人的知识、文化背景和阅历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阅读体验；误读，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创造性阅读。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这就叫“形象大于思维”，“诗无达诂”也就是这个原因 。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误读不仅与接受者的知识、阅历、文化背景有关，还应该与文本密切相关。什么样的文本更容易使接受者产生创造性的阅读或者“曲解”呢？根据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文本的召唤结构》经典论述可知，是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形成了“召唤结构”。阅读的过程也就是接受过程，也就是读者运用各自的经验，通过各自的想象填补不确定性和空白的过程。由于填补方式和所填补内容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所把握到的作品的形象和意义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意义上，接受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
误读是文本阅读中常见的一种接受现象，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首次提出“误读”的概念，并作为理论术语来运用，同时宣称“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尽管他的观点引起了争议，但毋庸置疑，误读现象确实普遍存在——有艺术张力的作品，一般情况下能够使多感善思的读者思接千载、情动万里、浮想联翩。在接受美学的大前提下，应该说，“误读”理论其切入角度、关注重点是接受主体即读者的角度。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经典论述，关注的焦点主要龙源期刊网
是文本这个客体。下面，我们就从接受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阐述经典阅读中误读现象的产生及其意义。
那么，误读通常包括哪些情况呢？根据对文本意义接受的方向性偏离，本人认为，误读可以包括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是反向误读。反向误读是由于对文本的语义、语境的曲解或者因为功利的原因而造成的，而这又有时代的局限性隐含其中，这种误读的价值在于从反面给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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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
作者：孙李萱
来源：《新课程·中学》2013年第09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概念在教育领域广泛渗透，倡导主体性教学逐渐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传统的阅读教学以作者与作品为核心，文本的意义已经由作者预先设置在作品之中，读者要做的就是寻求作品的旨趣，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阅读就成了不展示读者的生命意志、不体现个性精神的科学化策略。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这种静态的、机械的、片面的理解，无疑钳制了今天的语文阅读教学。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只有当作品作为人们阅读的对象时，文学才获得其本质性，构成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体性阅读教学旗帜鲜明地在语文教学领域扎下了根。所谓主体性阅读教学，就是在阅读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调动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阅读体验中对课文的意义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建构。在阅读教学中，主体的期待视野作为事先潜在的心理图式制约并干预着阅读的过程。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它往往直接决定着读者的阅读指向、阅读速度、阅读水平，从而影响着阅读活动的全过程。文本的未定性和意义空白构成了文本的开放性结构。这种未定性和意义空白召唤着学生带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去深入文本，填补空白，对文本进行二次创作。由于读者期待视野的差异性，同一部作品，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以其情而自得。
中国人说“诗无达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是相互呼应的。“诗无达诂”，原作“《诗》无达诂”，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达”，明白、晓畅之意；“诂”，以今言释古语。这本是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今天已经发展为对诗歌及文艺的一种鉴赏观念，实质指文学艺术鉴赏中审美的差异性。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学生自身期待视野的各异，阅读时才会出现“诗无达诂”的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对文本进行补充、再创造，进行开放性的理解。
- 1 - 詩無達詁 (並例)
德國哲學家、當代文化哲學符號學的開創者卡希爾1，以其符號論闡述了「意義」的問題，在他看來，所有在某種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為知覺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都是符號。尤其是當知覺作為對某些事物的再現或作為意義的體現，並對意義作出揭示之時。這就是說符號的本質是意義，符號的功能也就是在揭示意義。符號不是實體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它不是個別事物的複製或事實的模擬，而是帶有某種不清晰的、抽象的普遍性。但符號又不是概念，因為概念是固定的、清晰的抽象物；符號又不同於信號，信號屬於物理世界，符號屬於精神世界，是人的意識的創造。動物可以對信號作出生理上的條件反射，但不會理解其精神意義，人則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通過意義的載體－符號－使自己的精神客觀化，使自我得以顯現。符號具有其代表的客觀事物和人的主觀傾向的雙重因素，通過創造符號，混沌世界在人的面前變得清晰有序，具有了意義，能被人所把握，進而創造了文化，建立每個人自己的世界。每一符號的創造都具有主、客觀雙重因素，所以，人們從荷馬史詩讀出了連荷馬自己都不懂的東西。符號的主觀創造性使得人們把握某一事物時必然產生差異，雖然在意義的確定上一般共性大於個性，但個性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一百個人眼裡有一百個西施，這也是當代解釋學和接受美學的共識。
中國有「詩無達詁」的說法，意思是說詩句的意義永遠說解不盡，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解構主義了。德里達特別強調文本的互文性，認為意義永遠不能確定，也就沒有意義了，這就走向了極端。正如我們在承認運動是絕對的同時，必須承認相對的靜止一樣。雖然意義是無限的，但具體的語境畢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限制和確定語義的大致範圍，也就是說，解讀語義或增擴意義仍不是漫無邊際的，並不是隨便聯想到一個原文中沒有的意義就是增加了的意義。
如何判斷解讀或翻譯的增加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需要一個標準，其基本原則是「忠實」，解讀的增加本身似乎就與忠實相矛盾，這就取決於這一種解讀的增加是否加強、促進了作者願意在原意上向前發展，還是與作者原意背道而馳的，一致便是積極的；與原意相反或無關，就是消極的。
论“
诗无达达”
之下的《诗经》汉派与宋派妥徽文学ANHUIWENXUE文学研究
-以《静女》为例
吴杰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要：“诗无达诂”之下的《诗经》主流诠释体系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汉派”，另一类是“宋派”。本文从 三个方面，讨论了‘‘汉派”与‘‘宋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二者在《诗经》诠释历史中的意义。关键词：诗无达诂汉派宋派
“诗无达诂”作为一个《诗经》诠释命题，最初由西
汉儒者董仲舒提出，从此深刻影响着《诗经》的诠释历 史。它的意思是，《诗经》没有确切的解释。从相对微观 层面上来理解，即对《诗经》诠释会因诠释者个体的不
同而不同；从相对宏观层面上来理解，则是《诗经》的
诠释系统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就学
术史的研究而言，可能后者的意义更重大。通过两相
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更重视“小异”，而后者则更 在乎“大同”，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具归纳意识，这种归
纳方法的可行性源于诠释系统的时代性。时代条件下
的诠释往往会形成一种集群效应，即在某一个时间阶
段，一种诠释系统会得到大多数诠释者的接受和认可，
那么这种诠释系统就成了被诠释文本在此阶段内的
主流诠释形态。
通过对《诗经》中《静女》一篇的诠释历史的梳理， 笔者观察到，《静女》的诠释体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宋以前的毛传郑笺孔疏这一支;另一种是以欧阳修和
朱熹等为代表的宋人诠释体系。依笔者愚见，不妨将 这两支暂定名为“汉派”与“宋派”。这两派在诠释《诗
经》时的视角和风格都是迥别的。
一、从关键词的训诂出发“汉派”与“宋派”在道德与情感上的不同侧重，可
能是读者阅读《静女》的诠释时最直观的感受，“汉派”
以社会道德为视角进行诠释，“宋派”则以个人情感为
视角建立自身的诠释体系。两者的视角差异引起的诠
释差异，主要从对经文中关键词的训诂出发，进而影
响到对全篇经文诠释的把握。
《静女》中引起诠释差异的关键词为“城隅”、“彤管”、“牧”、“荑”。“汉派”诠释强调德与礼，虽然本文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