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包法利夫人_福楼拜小说人物文本内外形象综述

谁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小说人物文本内外形象综述彭俞霞Résumé : L’article présent analyse et résume les différentes images de Madame Bovary, personnage principal du roman de Gustave Flaubert portant le même nom. Nous commençons d'abord par la découverte des sources de texte, ainsi que les relations entre l'écrivain et son personnage. Nous examinons après les portraits du personnage dans le roman, ceux traduits par les lecteurs, et ceux interprétés sous différentes formes d'art. Ces variations d'image révèlent la richesse et le mythe de cette héroïne, dont la plus grande raison réside dans l'art d'écrire de Flaubert : ne jamais conclure.关键词：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小说艺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自诞生起一直吸引着学者、文人及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

如果说一百五十年前的那场诉讼[1]刺激了随后小说的发行，一百五十年之后，单凭小说中几段女主人公的风流韵事已无法保证小说的可读性。

然而，无论是作品文字本身，还是小说塑造的种种人物，都在二十世纪读者的阅读中展现了更多层次的魅力。

主人公爱玛·包法利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鲜明又神秘的女性形象之一。

谁是真正的包法利夫人？她是否就是作者本人？福楼拜给了她怎样的文本形象？广大读者又如何认同或批评这位诺曼底少妇？本文试图围绕这一系列拷问，探讨福楼拜在该人物创作上的艺术手法以及人物在文本内外形象的不定性，并由此更好地理解福楼拜的创作原则。

一、 包法利夫人探源诸多学者和读者认为，小说取材于福楼拜父亲的学生德拉玛尔和他第二任妻子德尔菲娜的故事，几乎是真实的写照[2]。

该判断主要源自福氏好友杜刚（Maxime Du camp）在作者逝世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回忆录》。

然而，通过对福楼拜书信和手稿的仔细研究、对已有重要批评文献的参考总结，克罗蒂娜·戈多-麦其（Claudine Gotho-Mersch）女士在其博士论文《＜包法利夫人＞的诞生》3]中指出，德拉玛尔家的故事并不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它更不是把小说标榜为“现实主义”典范的有力凭证。

杜刚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大量的杜撰成分，有很多细节都难以考证，可以说是根据小说文本想象德拉玛尔一家的故事。

而1890年（福氏逝世十年后），记者乔治·杜波斯科（Georges Dubosc）赴鲁昂附近里镇（Ry）的调查更错误地拉近了杜刚讲述的逸闻与真实事件间的距离。

杜波斯科认为里镇就是小说永维镇（Yonville）的原型，该镇的风貌和人物都与小说中描绘的相匹配。

遗憾的是这位记者并没有带着批判的眼光进行探访，而是轻信了当地居民自豪且夸张的“讲述”。

福楼拜在后世的声名更让“包法利夫人”成为里镇人民的“文化遗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里镇当地文学社和商会的资助下，德尔菲娜女士拥有了新的墓碑，上面除了真实姓名之外还赫然写着“包法利夫人”；小镇还借该联系发展了其它旅游景点，如爱玛的花园，爱玛的婚礼等[4]，义无反顾地加固了文本人物与逸闻之间的联系。

然而，福楼拜从德拉玛尔的故事中提取出来的可能只是男女主人公的出身和社会身份 — 丈夫是乡村医生，妻子出身农家。

当作家已经在草稿上设计了夏尔·包法利的死亡时，德拉玛尔先生尚在人间，而其夫人也没有被证实是服毒自尽。

事实上，福楼拜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已拥有更多其它原材料。

虽然《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个人风格的革新篇，但在创作内容上，它与福楼拜早期的个人写作经验难有着必然的联系。

早在青年时期，福楼拜就写过小说《激情与美德》（Passion et Vertu），故事中的主人公如爱玛一样对爱情有着很多幻想，为了摆脱家庭去美洲和情人相聚，毒死丈夫和孩子，不料收到情人的决裂信，后服毒自尽。

小说取材于1837年10月5日鲁昂日报上的一则小故事。

可见，福氏早已对相同题材进行过文本练兵。

另外，福楼拜是个搜集材料、分析材料的高手。

《罗多维卡回忆录》（les Mémoires de Mme Ludovica）是其案头的重要材料。

该回忆录用第三人称讲述了雕塑家布拉迪耶（James Pradier）之妻路易斯（Louise）的风流韵事，以及她最后债务累累破产的细节。

《包法利夫人》中大量有关爱玛金钱困扰的写作主要参考了这部匿名回忆录。

在爱玛性情勾勒方面，福氏早期的《情感与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可谓是《包法利夫人》的试笔，故事中两位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有很多与爱玛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受浪漫主义文学深刻影响的青年。

福楼拜在书信中揭示过《包法利夫人》的创作动机，他最初希望描写“一个在外省乡间生活的处女，在痛苦中老去，最后进入一种神秘主义和幻想出来的激情的状态”[5]（Flaubert, 326）。

为了让故事更便于理解，更有生气，贴近生活，他保留了故事的背景，特别是“色调”，选择了一个更人性、更真实的主人公。

从这点上看，作者写作重点并不是刻画一个鲜明的文学形象，他更关心人物所处的环境，让人物在环境中诞生，被环境所控制。

“包法利夫人”是外省风俗的产物。

德拉玛尔一家的故事可能给福楼拜提供了创作小说的框架，而这次福楼拜所要努力的，是创作出一种与年轻时代作品不一样的风格。

如果说布耶和杜刚的点拨[6]是福楼拜艺术转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包法利夫人》的成功却不能单单归结为这两位朋友提供的趣闻。

所有的作家都从身边的故事中吸取创作的素材，而福楼拜所做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书记员”，他更是“创造者”，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二、“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虽然福楼拜在书信中强调“《包法利夫人》没有任何真实性。

这是一个完全捏造的故事。

我既没有加入任何个人情感，也没有加入任何个人经历。

[7]”（Flaubert, 324）不少评论家和读者还是习惯将作者个人生活和小说人物故事联系起来，寻找作者在作品中的投影[8]。

福楼拜逝世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这句福楼拜的“告白”被一再引用，以期证实作品中的个人色彩。

然而，很少有人去考证这句话的真实性，以至于它也成了福楼拜最痛恨的“成见”[9]之一。

法国学者德·彼亚兹（Pierre-Marc de Biasi）追根溯源，指出福楼拜从来没有在其书信或手稿中写过此话，它的诞生仅源于道听途说：早期著名福楼拜学者热内·德尚玛（René Descharmes）在他的评论作品中揭示，福楼拜的通信人阿梅利·波斯凯（Amélie Bosquet）的一位知己曾提及，当波斯凯小姐问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创作来源时，福楼拜一再强调“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而出。

”[10]这个发现被福楼拜研究者们陆续间接引用，出现在众多著名评传中，直至最后成了似乎不可辩驳的事实。

然而，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插曲，从而使这一判断来源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只能勉强成为评论家对该作品传记式点评的论据。

诚然，如果真要追溯包法利夫人和福楼拜之间的个人渊源，福氏年轻时期的作品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作家和爱玛一样，年轻时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创作中也不乏夸张且煽情的段落，第一部《情感与教育》便是其传记式的自我描写。

1859年11月在写给波斯凯的信中, 福氏坦言道：“年轻时代我疯狂地爱过，一往无前地、深刻地、默默地爱过。

夜晚仰头望月，计划带她私奔、带她去意大利旅行，为她怀抱崇高的梦想，经受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闻到她臂膀的芳香时就痉挛，在她的目光下脸色骤然苍白，这一切我都经历过，非常深刻地经历过。

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有一间皇室闺房。

我只是将它用高墙围砌起来了，而它并没有被摧毁。

”[11]（Flaubert，384）然而，福楼拜很快醒悟到，这种浪漫主义的腐蚀只会把人物推向无穷尽的幻想之国，他批评青年时代的自己，更鄙视爱玛这个人物：“这是个有点反常的人物，一位被虚伪的诗歌虚伪的情感笼罩的人物”（Flaubert，326）。

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跳了出来，努力将自我从作品中消除，或者说对曾经的自我进行解剖，满足于展示。

作家在创作时，靠近每一个人物，成为他们。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福楼拜是他笔下的任何人物。

三、文本中的包法利夫人不管怎样，包法利夫人首先诞生于福楼拜的文本。

《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部人物传记，更不是包法利夫人一生的素描。

从人物履历叙述的完整性上看，小说勾勒的主要是夏尔·包法利的一生，以其入学开篇，以其死亡终结。

“包法利夫人”直接指向女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包法利先生的夫人。

福楼拜并不希望读者轻易地将其替换为《爱玛》或《爱玛·包法利》。

文本中冠于此头衔“Madame Bovary”（包法利夫人）的人物并非一直等同于女主人公爱玛[12]。

第一个出场的是夏尔的母亲，任劳任怨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

后又指代夏尔的第一任妻子：干瘪丑陋的迪比克夫人。

而爱玛只有等到去沃比萨尔参加舞会的时候（第一部第七章！）才第一次冠上了这个头衔，而且一出现就和她丈夫绑定在一起：“星期三下午三点，包法利夫妇登上那辆敞篷轻便马车……[13]”。

（福楼拜，31）而这三个女人之间一直处于交织、争夺的矛盾状态。

自从爱玛从其它两位女性那儿继承了这个称呼后，便跳不出该“牢笼”。

小说结尾，爱玛服毒自尽，夏尔的母亲希望重新修复和儿子的感情，取代包法利夫人的位置，而一向柔弱的夏尔却“拒绝了她……母子关系无可挽回地决裂了。

（福楼拜，242）”如果说夏尔的母亲恪尽职守，做好称职的“包法利”夫人，那么爱玛对于这个称呼，有的仅是抗拒和厌烦，然而“外省风俗”—福楼拜在完稿后发表前给作品添加了这一副标题—最后还是把她钳制在她的社会身份上。

正如爱玛的第二任情人罗多尔夫说的：“包法利夫人！……哎！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您！……可这并不是您的名字；这是另外一个人的！（福楼拜，106）”爱玛自己也曾经“巴不得包法利这名头— 如今也是她的姓 — 能响当当的，书店的封皮上见得到，报刊杂志三天两头提起，全国上下没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