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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与志趣01作文原题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材料一詹天佑从小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伙伴一起用泥土仿作各种机器模型。
后来他考入耶鲁大学专攻铁路工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回国后，他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
材料二钱伟长自幼喜读经史，文史成绩优异。
“九一八”事变后，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的他决定弃文从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转学物理。
随后，他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完成了志向与兴趣的完美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复兴中学团委将组织以“兴趣与志趣”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
PART02作文解析审作文材料：材料由两则组成。
材料一是詹天佑的事例。
第一句是说詹天佑从小对工程机械感兴趣，第二句说詹天佑在大学将兴趣变成专业，第三句说詹天佑学成归国后投身祖国的铁路事业，侧重他的志趣。
材料二是钱伟长的事例。
第一句说钱伟长小时候的兴趣，第二句是说他因国家需要而转变兴趣，第三句是说钱伟长实现了兴趣与志向的完美结合。
两则材料的区别在于：詹天佑一生将自己的兴趣与志趣结合起来，报效国家；钱伟长则因国家需要而改变兴趣，然后再将新的兴趣与志趣结合起来，报效国家。
审作文导语：（1）复兴中学团委将组织以“兴趣与志趣”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兴趣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是精彩人生的最强驱动力。
兴趣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先天的叫天赋，后天的需要培养。
志趣是带着志向的兴趣。
兴趣是志趣的基础，志趣是兴趣的升华。
兴趣需要志向来引领，变成志趣。
并非所有的兴趣都能转变为志趣。
一个人要培养自己的各种兴趣，并把其中的一种与志向结合，形成志趣，实现两者的结合，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莫不是如此。
（2）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结合以上材料”，两则材料都要结合，可以侧重。
（3）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略）审作文要求：（1）围绕主题写作，包含“兴趣”“志趣”两个方面，概念理解要精准，阐释两者关系要合理。
吴经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圣经》翻译r——以《圣
咏译义初稿》为例
张乐
【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7(000)010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奉蒋介石之令重译《圣咏》.吴经熊稽考各类《圣经》版本和参考书籍,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将其译为中文,计有四言、五言、七言,冶诗经、离骚、楚辞、唐诗于一炉,展现了吴氏深厚的旧学修养.蒋介石于军事倥偬之余,前后三校吴经熊所呈译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圣咏译义初稿》是基督教经典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出版之后,备受学界关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但是,受制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水平,此书难以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也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国基督徒中的影响力.
【总页数】9页(P37-45)
【作者】张乐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武汉43007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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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考试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4．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荀子说：“类不悖，虽久同理。
”知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我们谓之为知类。
虽科学不仅只是知类，但知类是科学所必有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们可从特殊的观点以说文化，亦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
如我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等，此所说是特殊的文化。
我们说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等，此所说是文化之类。
讲个体的文化是历史，讲文化之类是科学。
民初以来，一般人专从特殊的观点以看所谓西洋文化。
他们所谓西洋文化，是“西洋”文化，是个特殊的文化。
这个特殊的文化，在他们面前好像是一个“全牛”，其中条理，他们看不出。
把所谓西洋文化当成一个特殊的文化看，学西洋亦发生问题。
一个个体，是一个特殊，它是不可学的，正如一个“全牛”不可吃。
凡所谓学某个体者，不过是学某个体所以属于某类之某性。
例如孟子说，他愿学孔子。
他所愿学而且能学者，是孔子是圣人的一方面。
若孔子的其他方面，如其是鲁人，为鲁司寇，活七十余岁等，皆是不能学的。
其所以如此者，因一特殊的事物，可以同时属于许多类，同时有许多性。
若把一特殊的事物作为一特殊的事物而观之，则此特殊的事物，无论其为何事物，皆是一五光十色的“全牛”。
一般人之所以所谓西洋文化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的。
这种说法，自然是比笼统地说所谓西洋文化者通得多。
有人说西洋文化是汽车文化，中国文化是洋车文化。
但汽车亦并不是西洋本有的。
有汽车与无汽车，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异也。
吴经熊论宗教之“圣”李绍崑1990年五月底，我应邀参加了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美苏哲学家关怀及预防核子毁减”国际学术讨论会。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非哲学性的论文，给予美苏学者们很强烈的反应，尤其是苏联学者反应热烈，特地邀请我例外地到莫斯科大学心理系做了演讲，并且参加了当天下午举行的《诗人巴斯德拉克逝世三十周年的追悼会》。
我向那次和平讨论会提出的论文是《三位世界级诗人哲学家对爱好和平之比较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我对俄国的当代诗人巴斯德拉克、美国的宗教诗人哲学家弥尔敦、以及中国的禅道诗人吴经熊做了针对性的精神分析。
在简介这三位当代诗人哲学家时，我写下了三段强烈的对比：（一）巴斯德拉克（1890－1960）自他的出生之日开始，莫斯科就属于巴斯德拉克了！这是巴氏传记作者亨克先生的说法。
那正是一百年之前波利士·巴斯德拉克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那是1890年的初春。
根据奶妈加菲诺夫纳女士的报导，由于他的宗教热忱，巴斯德拉克小时曾受过东亚教的洗礼，而这个基督宗教的信仰，给巴氏注入了创作诗歌和小说的主要启迪。
（二）托玛斯·弥尔敦（1915－1968）此人生在欧洲，活在美洲，而死在亚洲。
此人精通文学，出入哲学，而又喜爱宗教。
此人一生爱女人，却选择了独身生活；他也爱好和平，却又一直搞社会活动。
无疑地，这是一个最富争议的怪人。
他名叫托玛斯·弥尔敦。
（三）吴经熊（1899－1984）“民国人物中，既是学贯中西的清流学者，又是名扬天下的双料才子有三位，但他们的宇宙观各具代表性，而层次分明：那就是吴经熊代表灵性的宇宙观，宗教造诣特深；林语堂代表情性的宇宙观，人文修养极厚；胡适之代表物性的宇宙观，竭力提倡科学。
可能由于曲高和寡及时代潮流，这三名大家在国内的知名度，刚好倒过来，那就是胡适之、林语堂、吴经熊。
”我们认为，胡适之在哥伦比亚大学投入了杜威门下，他的人生哲学基本上是唯物论及无神论的；林语堂早期到莱比锡大学深造，受过德国哲学家尼采之流的影响，它可以称为自然主义作家；吴经熊虽然也受过美式教育，但他同巴斯德拉克和弥尔敦一样，都是宗教的皈依者，他终于成了一个神秘的诗人（见《哲学与文化》，卷19，期四，1992年）。
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作者：喻中来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站来源日期：2008-3-26本站发布时间：2011-2-26 23:50:10阅读量：240次摘要：清朝末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传统可以称为“现代法律传统”，这一现代法律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翼：以吴经熊为象征的西化法律传统，以马锡五为象征的乡土法律传统，两者各具价值、各有领域。
有必要正视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隔膜与对峙状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
两种法律传统的前景，可以仿照耶稣的名言，归结为“吴经熊的法律传统当归给吴经熊，马锡五的法律传统当归给马锡五”。
关键词：现代法律传统；西化法律传统；乡土法律传统；吴经熊；马锡五一、从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到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黄宗智曾经撰文指出，在社会科学界，人们习惯于把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古代相互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这种思维定式，抹杀了一百多年来在中西并存之下所形成的中国现代传统，因此，如果要走出理论上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的现代传统。
[1]黄宗智的这番省思，虽然针对的是整个社会科学，但它也适用于法学领域。
因为，在当代的法学著述中，多数论者同样习惯于把古代中国的法律与现代西方的法律置于比较的两端。
人们习焉不察的是：在这两个泾渭分明的极端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它既显著区别于清朝末年以前的中国传统法律，也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法律，那就是百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法律传统。
如果我们把清末以前的法律传统称为“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那么，百年中国的法律传统就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
从时间维度上把中国法律传统作出这样的二元划分，要求我们既要认真对待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更要认真对待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因为，后者与当下及未来中国的法律具有更加直接、更加紧密的关联。
百年以降的现代法律传统虽然纷繁复杂、头绪万千，但却可以分为相互对峙的两翼：西方化的现代法律传统与乡土化的现代法律传统。
第40卷第4期2019年8月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40No.4Aug.2019收稿日期：2019-07-20基金项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类委托研究项目（SK2017A1060）作者简介：操萍（1980—），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注释研究——基于“场域—惯习”的视角操萍（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246011）摘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有效考察翻译活动关涉的社会场域及译者惯习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
借助“场域—惯习”理论，考察1939—1940年连载于《天下月刊》中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的多维注释，可以发现受特定社会文化、政治及权利场域的影响，吴译本注释以中学西传、激励民志为宗旨。
吴经熊的个人惯习受其天主教徒和法学大家双重身份的影响，这决定了吴译本注释总体呈现出追本溯源、亲近读者的特点。
关键词：吴经熊；《道德经》英译本；注释；场域；惯习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683（2019）04-0061-05吴经熊（1899—1986），字德生，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美国、法国、德国，致力于法学研究，曾任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归国后担任东吴法学院法学教授、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是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法学家。
吴经熊自幼研习英文，青少年时期已熟谙孔孟老庄，特殊的教育和求学背景使他成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翻译家，译有唐诗、《道德经》及圣经《诗篇》等。
由他译介的《道德经》曾在国内外两次出版发行，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作为向英语世界传播最多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英译已经得到了译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探析论文关键词：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论文摘要：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迄自清末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其原因主要有: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法律传统的历史选择;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响;急功近利式法典化的必然结果。
民法法典化问题历来就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对我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历程进行分析，探讨其法典化原因，这有助丁•我们更好地把握我国民法法典化方向和我国民法典命运。
笔者试就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做一分析，以期对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简要历程1907年9月，清廷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民情，主持修订民律。
1911年8月，修订法律馆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
它仿德、日民法典之体例,分总则、债、物、亲属、继承五编，计33章，1569条。
这部民律草案虽然因清亡而未及颁行，但是其“潘德克顿式”（Pandekten System)的民法编纂模式，打破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其法典化的体例和模式确立了中国近代民法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制的演变。
“可以说，《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真正开端。
” [1]169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修订法律馆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丁• 1925~1926 年完成编纂《民律第二次草案》。
《民律第二次草案》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1320条。
由于时值北洋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因而该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为民法典。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立法院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1929~1931年先后颁布实施了民法总则、物权、债、亲属和继承五编，共9章、1225条。
这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法典一《中华民国民法》，最终实现了始于清末的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
二、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为什么中国近代民事立法走上大陆法系法典化道路，而没有选择英美法系的判例民法模式呢?回顾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历程,我们认为有以下主要原因：1.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西南联大”时期的法学轶事作者：许家华来源：《教育》2013年第32期我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法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散到精，产生了诸如吴经熊、蔡枢衡、史尚宽、谢怀栻、潘汉典、王名扬等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一批饱学硕儒，成为当下学者不能望其项背的学术典范。
上述学者之所以成功，不可不谈及当时的法学教育之功。
翻阅中国的法学教育史，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严格而高质高效，民国法学家严谨而博学多识，更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盛况令今人羡慕不已。
但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对法学教育真正起到实质推动作用主要依靠大学和大师的作用。
正所谓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特别是在“西南联大”这一特殊时期中，虽条件艰苦，法律系的大师先生们时刻不忘教书育人之天职，创造了中国法律教育史上一大奇迹。
秉承北大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平津沦陷。
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开始先是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
由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没有法律系，因而西南联大法律系基本上就是原北大的法律系。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法律系教员仅有戴修瓒、蔡枢衡、陈瑾昆、赵凤喈、李祖荫、张守正、王化成等7名老师，其中戴修瓒任法律系教授会主席。
一年后，也就是1938年学校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成立后，当时的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对于法律系的发展尤为担心，他曾在给胡适的信中特别强调法律系教授太少，不能满足治学之需。
后经蒋梦麟校长等多方努力下，法律系师资欠缺的局面逐渐得到缓解，燕树棠、芮沐、费青、罗文干、赵鸣岐、钱端升等名师逐步加入到法学教育的行列中来。
仔细想来，西南联大时期的法学教育能够在学术独立自由的氛围下开展，同北京大学一直崇尚民主科学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法学大师们所秉持的“乃是不使你仅仅造成一个判罪的阶级，乃着意在养成一个法律头脑，进一步形成研究法理的学者”方针便是最好的诠释。
两任系主任的追求燕树棠先生长期担任联大法律系主任一职，他笃信法律和法制，只讲国家和社会，绝不讲党派，所以一贯要求学生认真学习法律，以便实现以法治国。
●东吴法学事迹之散评一座文化孤城的灵性自白吴经熊先生《正义的源泉》中文版序言，并贺东吴法学院百年华诞许 章 润＊先生大著，成书于异国他乡漂游岁月，适值故国新旧鼎革之际，则其内心之忧戚孤苦，遥望文化神州之苍茫独立，可想而知。
乘桴浮于海，天宇海疆，苦度余生，是那一辈华夏学人中年以后，不少人被迫的选择，而造成一波文化难民现象。
当年西东大学法学院同事回忆，彼时“约翰·吴”身着中式长衫，时常踽踽独行于校园，沉默寡言，一意徘徊，可为其写照。
①是啊，区区之地，暂寄萍踪，一腔心事，宁与谁说！因而，仿佛落拓不羁的形貌，看似格格不入之举止，展露的实乃郁郁乎之人格，一座文化孤城的苍苍冥冥，岂惟衣冠，岂在身外。
今日捧读大著，时空悬隔，究迹原形，犹闻心声，真所谓时间无情，而历史有意，仿佛间，先生魂魄回归故里，华夏文脉又接上了头。
抑或，纵便人事阻隔，斧钺交加，而一脉如缕，精神不屈，宁能断乎！此时此刻，冥想先生异国他乡飘零岁月，不禁感念世间黄土，予书生一席之地，好歹落脚，倒为我华夏神州保留下读书种子。
其实，若先生一辈，可谓夹缝中人，处新旧之际，置中西两端，辗转徘徊，欲有所建树，而终究裹挟于时代大潮，甚至，为湍急汹涌的时代大潮所吞噬。
盖因遭逢前所未有的古今中西时代，他们对于中西两端皆有体贴，于古今利病多所觉察，特别是对人性善恶尤有感受，而比同时代人多理解一点，更往前看一步，则同情既深，痛苦也更为深彻，绝非一面倒的乐观天真或者决绝愤懑所能打发，也就不是高歌猛进或者披裘负薪之能解决。
因而，浊世奔走，行志古今，难分难舍，归去两徘徊。
做一点是一点，走一步算一步，将无限心愿落实于洒扫应对，于俗世杂务尽心尽力中安顿身心，构成了若先生一辈的大致人生。
回头一看，真是个人在世间，时代弄人。
而此中隐曲，无法通达于时代，难以晓谕给苍生，遂化转为纸上风云，于日乾夕惕中积攒斯文，而期期于重缔中华文明的意义世界。
“日知其所亡，月不忘其所能”，描摹其形貌，概乎其心迹。
成功之因孙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343600）[摘要]吴经熊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极为罕见的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
他在近代中国法制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有：家庭因素（出生的影响、父母亲的影响、婚姻的影响），个人因素（非常好学与勤奋、善于交际与自我宣传、善于在逆境中自我调整），时代因素，区位因素。
[关键词]吴经熊；近代中国；法学大师；成功之因[中图分类号]K825.1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79（2011）03-0122-04吴经熊（1899-1986），浙江鄞县人，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极为罕见的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
他的际遇及在法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国人仰视，让西人侧目。
他曾在中国接受最好的英美法教育，留学欧美著名的法学院并获得法律博士学位，结交当时西方最著名的法学大家，归国后涉足法学学术、法学教育、司法实践、立法实践等诸多领域。
[1]吴经熊的特殊经历，使得他成为近代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亲历者和重要推进人。
与大多数法学家相比，他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贡献更加全面、深入与持久。
吴经熊在近代中国法制进程中作出了上述重要贡献，那么其成功背后的原因何在呢？这值得我们后人好好总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家庭因素1．出生的影响吴经熊出生及成长的宁波，曾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得风气之先。
在吴经熊的眼中，宁波人很热心、诚实、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
他们多从事商业和工业，有头脑、繁衍力强。
[2]P6这些，都为宁波子弟接受良好及开化的教育提供了必备条件，还使得他们往往不固步自封，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另外，由于家境比较殷实，使得吴经熊从小能接受正规与系统的教育，并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直至自费出国留学，造就他日后的辉煌成就。
在近代中国，有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由于家庭的经济原因而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更何况高等教育和留学深造了。
比如与他一样在东吴法科毕业的杨兆龙，年龄上虽然后者只比前者小5岁，但由于出道较晚，加上经济条件的限制，直到1934年才在岳父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
[3]P157正是由于此次留学，杨有机会师从浅析近代中国法学大师——吴经熊的收稿日期：2011-02-21作者简介：孙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国法制史。
庞德，才有了后来在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但与几乎同龄的吴经熊相比，他们却是两代法学家。
2．父母亲的影响吴经熊的父亲曾是一位钱庄的总经理，非常乐善好施，且不事张扬，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还被当地人传为地方神。
他后来回忆到：“我父亲的人生格言是：帮助别人，即使在你没有足够的钱时也要如此。
他常跟我们说，‘如果你因为手头不宽裕就延缓助人，那你就永远也帮助不了人。
’”[2]P17这些都对吴经熊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震撼，“他的善行总是被隐藏着。
他甚至不告诉我妈一切事。
但正如一个人不能遮掩其邪恶一样，一个人也不能掩盖其善性。
就我父亲而言，他的整个人格无意识地、自发地发射着对一切人的同情”。
[2]P15母亲对吴经熊的影响也很大，他后来回忆到：“我提到这段插曲，是因为我觉得它对我日后的法学思想有一些无意识的影响。
尽管我是一位律师，却总是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这也解释了我何以偏爱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而反感19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
”[2]P30-31可见，父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体现在向善的性格上，以及正义感的人格等。
3．婚姻的影响吴经熊在事业上的成功，是与元配夫人李友悌（又名李德兰）的支持分不开的。
她虽然没什么文化，也不能给他的事业带来直接的帮助，但基本具备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作为贤妻良母很好地履行了相夫教子的家庭义务。
她在生活上对他非常照顾，并为他养育了13个儿女，积极操持家务。
在幼子吴树德眼中，正是她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4]P2-3由于吴经熊一心扑在学问和工作上，生活自理较差，少时还保留一定的恋母情节，所以她在他的心中有三重身份：妻子、母亲和姐姐。
吴经熊虽然一度受外界物欲横流的诱惑想休妻纳妾，却也得到了她的宽容，两人最终渡过了感情危机。
吴经熊后来在自传《超越东西方》一书中谈到曾经两人关系的紧张，似有夸大之嫌疑，因为该书主要记载一个天主教徒的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以忏悔为主。
在夫妻存续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和融洽的，是一段美满的姻缘。
现举几例如下：1924年吴经熊归国后，他的妻子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后来回忆到：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年）自从我回国以来，德兰看我教书辛苦，照顾无微不至。
每有美食，必为我留着。
见我读书，必令孩子勿要吵闹。
有时我深夜读书，至一两点钟，德兰屡次起身到书房里来看我说：“明天要早起的，你现在还不去睡吗？”德兰虽不识字，而我的小小成就，自天主而下，大都得力于家庭的温暖空气。
尚记有一天，我想听听唱片，以资消遣。
苦无余资购置留声机，德兰竟检出金钗一枚，嘱我至当铺押兑现金。
押得六十元，购得旧机一部。
尚有余银，买了许多旧书，满载而归。
[5]P771927年吴经熊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推事，并兼东吴教授，同年还被任命为东吴法学院首任华人院长，可谓达到了事业的高峰时期。
此时妻子仍一如既往地对他的事业给予支持，没有忘乎所以，可从他后来的回忆中知悉一二：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我办理案子，一以平素所学，秉公判断，不顾面子，一年之内，名满海上。
德兰有时出街购物，常闻店伙谈论到我的案子，有誉无毁。
好事者告以“这位就是吴推事夫人”。
店伙不觉肃然起敬，连忙请德兰坐着，且说：“夫人随便要买什么东西，尽可拿去，不必即付现金，在小店挂帐可也。
”可是德兰从来没有利用我的信用，总是以现金付之。
后来德兰把此事告诉我，且说：“做你的妻子，实在是有福气的。
不过我们福气不可享尽，当为后代积一点德。
”原来我在外面办理案子，到了家里仍旧读我的书，做我的文章，一如没有做官，从来没有和德兰谈及办案的情形。
当时听到德兰的话语，我心中非常安慰。
有时在深夜，我想到我自己的快乐，和人家的苦痛，不觉唉声叹气，泫然流泪。
德兰见了，便问有什么伤心的事。
我才把我的心事向她吐露。
她遽然也下了泪。
她有一次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心，是永远不会快乐的。
除非天下人人都能享受快乐，同你一样，你总是不会开心的。
人家怎么会懂得你的心理呵。
”我说“二姐，我的知心，上有天，下有你。
我已经足够快乐了。
我们如果单看自己，实在不能比现在更加快乐了。
可是正因为我们这样的快乐，同时又眼见人家的这样不快乐，相形之下，更觉伤心了。
二姐，办案子的是人，被审判的，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判处徒刑。
有的为了区区物质上的得失，争得脑破血流，他们也是人哪。
一切犯罪作恶，虽然是自己不好，可是环境和教育也是重要因素。
我们如果不能在根本上为人类造福，等于白做一世人。
……”讲到这里，德兰又拭着眼泪劝慰我道：“你的话是对的，只是你的心太急，我们只要尽我们的能力，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就是了。
不然，你尽管忧伤悲泣，于人无益，于己反为损坏了身体。
”但就这段话语，已可窥见她仁知兼具，得天独厚了。
[5]P77-78特别是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经熊的事业面临最困难的时期，跌入人生的最低谷，生活变得非常困苦。
此时，妻子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优秀品德，仍与夫同甘共苦，不抛弃不放弃，共渡难关，使他重新定位，在事业上又能取得较大的成功。
后来还作为公使夫人随夫出使梵蒂冈，与夫共同应对于各种外交场合，为祖国赢得了尊重与荣誉。
[5]P81可见，正是由于身后妻子的勤劳、贤惠、达理，才保证了吴经熊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安心治学和工作，并取得重大成就。
二、个人因素吴经熊的天资并非异常聪颖，有时还略显呆板。
据他回忆：“我对任何经验的反应总是迟钝的。
小时候，同学们就称我‘木鸡’。
年轻时，人们常常笑话我对玩笑的反应之慢。
”[2]P286当然，吴经熊认为自己的智商一般，此乃谦虚之语。
不过，他的情商却是非常之高，这个因素大大成就了他的辉煌。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察：1．非常好学与勤奋吴经熊在自己12岁的时候，就深受孔子好学的感染，立下誓言“吾年十二而志于学”；另外，他还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幼就在心中埋下了“学而优则仕”的种子。
这样，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吴经熊就确定了学术旨趣和远大的理想。
[2]P4他在后来的学业中，都表现地非常勤奋。
如他在东吴法科求学期间就非常刻苦，连续六个学期成绩都名列前茅；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以10个满分的优异成绩获得法律博士学位（J.D.）。
回国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仍不懈坚持学习与写作，经常深夜读书到天明，发表与出版了大量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著。
凭着自己对法律的兴趣和悟性，加上非常勤奋，才使得他后来的巨大成绩成为可能。
另外，他的外语水平非常之高，掌握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等多国语言。
其中对英语的兴趣最浓，掌握程度几乎和自己的母语一样高。
这使得他能随时与世界上一流的法学大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对话，迅速掌握最前沿的法学理论与思想，并最终得到世界法学界的普遍公认。
2．善于交际与自我宣传吴经熊很善于与各色人等交际，沟通能力极强，在哪里都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可谓深谙中国中庸之道之精髓。
与他结交的人有西方法学大家，如霍姆斯、施塔姆勒、庞德等；国民党政界要人，如蒋介石、孙科等；上海流氓大亨，如黄金荣等；东吴法学院的师生，如盛振为、杨兆龙、丘汉平等。
他在交友方面可谓不拘一格，既可以与法学大家坐而论道，又可以与朋友称兄道弟。
与那些只知道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不同（太俗），亦不同于沉湎书斋、孤芳自赏的书生名士（过雅），他亦俗亦雅，伸缩自如，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魄力与包容性。
因此，吴经熊可谓近代中国一位真正的“法律哲人”，在他身上学者、哲学家、政治精英和俗人的成分全都有。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吴经熊学问所能达到的高度，才不会惊讶于他后来超越东西方的博大关怀！同时他作为法律人，在当时已有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进行自我宣传与推销。
如学成归国后，他有意抬出自己结识的西方法学大师来给自己的前途增加砝码；在他著书立说的同时，没有忘记援引与这些大家的对话和报刊对他的溢美之辞来推销自己，以加强自己在中国法学界的权威性。
总之，在那个法学近乎痴狂西化的年代，能与神对话的人，本身就会被神化。
他绚烂的社会交往经历加上精心宣传与包装的效果，使得他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法学界的佼佼者。
3．善于在逆境中自我调整吴经熊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原则性与灵活性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的有机统一，最终化为——实用性。
他心中的最高原则是法律救国；在不违反它的前提下，可以与许多事情进行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