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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定责规则及其相关问题的法理学思考【内容提要】武汉市公安局颁行的新“交通事故定责规则”，引起社会关注。
该规则关于六种情形下机动车一方不负任何责任的规定，背离了尊重人的生命、保护生命健康权的法律精神。
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立法，均认为汽车为高速运输工具，它对周围的环境构成高度危险。
在交通事故中，高速运输工具的所有者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
因此，我国有关交通法规及相关的地方性规则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也许这种选择可以概括为，人类不得不以忍受一定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或追求幸福。
从道德原则上看，在善与恶之间，人们当选择善；在善与善之间，当选择最大的善；在恶与恶之间，当选择最小的恶。
（注：［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也许，人类追求幸福而忍受痛苦可谓是选择了善。
而在我看来，这种善并非至善，而只能是一种委屈的善或扭曲的善。
那么，制度文明的追求者（注：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7～18页。
）——立法者、司法官、法学教授是怎样选择并作出制度安排的呢？针对高度危险作业，大陆法系发展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英美法系创立了严格责任原则。
这些制度就是对高度危险作业之危险性的“一定程度容忍”之“度”的法律防波堤。
我们高兴地看到，制度文明的探索者没有也不会对来自人类异己力量给人们所带来的威胁与痛苦袖手旁观。
尽管侵权行为法并非一开始就把高度危险作业所造成的侵害定位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归责事由，但是工业化生产的那种“追逐利润的欲望驱使着资本家疯狂般地采用各种机器，除了工厂里高速运转的纺织机、织布机等等外，还有高速奔驰的汽车、火车和飞机。
资本家有这些机器，源源不断地造出财富，也源源不断地造出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