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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作者简介：龚霞（１９７９－），女，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龚霞（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
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
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
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
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诗歌理论；《诗经》；《汉书》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志码：Ｃ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７１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６３３－０４“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在缘情说提出之前，整个先秦及两汉时期，诗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言志说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
缘情说提出之后，言志说与缘情说又经过了一个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
“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
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１］”。
现在，随着人们对诗歌起源及本质的认识，普遍认为言志与缘情并非是对立的诗论，而是从两个方面对诗歌的本质进行了揭示，即言志从思想方面，而缘情则是从情感方面。
诚然，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
但笔者认为，尽管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于诗歌本质的阐述中，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现在理论界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有两个流派：一种是“诗言志”，其强调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一种是“诗缘情”，其表现诗歌的情性本体。
言志派一般将“比兴”理解为伦理道德的象征和美刺讽谏的寄托。
该派主要承袭了毛诗序的言志教化说与牵强附会“主文而谲谏”即歌颂与讽谏主张，是形成儒家扭曲文化与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的一个根本支点；至于缘情派，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倡导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即从诗歌情感与艺术形象的表达与创造上来理解“比兴”。
将主观情感客观化，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主要继承了毛诗序的感物抒情说，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强调文艺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即说作家要冲破“诗言志”的牢笼，根据自己的情感来表达，带有人文主义的趋势。
言志与缘情似乎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两者是否矛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两种大致的说法真正矛盾的地方又究竟在何处？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文本来源造就的虚假“矛盾”“志”与“情”是不是中国文论贯穿性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这个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实际是缺乏根据的，好像中国缺乏人道主义，是教条的。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从传统而来，而我们应该用现代方法、现代思维把遮蔽的传统写出来。
首先，它们从文本来源上就是错的。
诗言志从《尚书》而来，而不是《诗经》。
《今文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时的志包含着情，不单单是政治的理想。
“诗缘情”是出于陆机的《文赋》，揭示诗是广义的诗歌。
诗歌文体与赋的区别在于，在写法上诗歌是根据情感采用字彩华美地书写，写赋具有很强的对象性，但对客观事物描写弄的太复杂。
当然汉赋对中国语言发展作用很大。
《乐记》说“情动于中发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诗缘情”是作为单独文学文体之一的。
从汉字构形上看，诗与赋的区别，诗可分为言和寺，古文中寺与持通，“持”是承有、承载、持平、把持之意。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戴伟华“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
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
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
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关键词 诗言志 诗缘情 歌诗 杂诗 五言诗作者戴伟华,1958年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1)。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二者的内涵及其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内涵演变关系颇为学术界重视,有关“诗言志”之“志”和“诗缘情”之“情”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诗歌本质的认识。
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被悬置而未为人们充分注意并予以探讨,这就是“诗言志”、“诗缘情”两个概念中的“诗”。
其实,“诗言志”之“诗”与“诗缘情”之“诗”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内涵是不同的。
明确二“诗”所面临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阐释对象,有助于深化传统诗学的研究。
先秦诗论中,“诗言志”基本上是指导阅读诗歌的理论,包含阅读功能和阅读形式两大主要方面,并形成了赋“诗”以言“志”的传统;而在魏晋诗论中,“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是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
因此,我们在讨论言志与言情之间“志”与“情”的分合和转换时,也应该将学术界对于二者关系的内容差异分析转换为对于二者体和用的分合和转换的阐释。
从文化发生学角度来思考诗学理论和诗歌形式时,一些问题是不好轻易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学理论是围绕什么样的诗歌内涵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言志”和魏晋的“诗缘情”如何由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内涵规定而巧妙地合二为一,为新诗的发展铺平道路?缘此,我们又会发问:中国成熟的诗歌诞生早在西周初年,为何文人五言诗的成熟要到东汉末年?本文试图论述相关的两大问题:“诗言志”之“诗”非“诗缘情”之“诗”,五言诗形成迟缓的原因以及五言诗的产生过程。
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于诗歌的认知和要求逐渐提高。
传统的“诗言志”观念，主要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诗歌的道德伦理价值，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诗歌的多元化需求。
因此，诗歌开始突破传统的束缚，寻求更多的表达方式和主题。
其次，随着个体诗人的出现和文学的个性化发展，诗歌的创作主体开始发生变化。
个体诗人的出现，使得诗歌不再仅仅是文献诗，而是有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体验的表达。
这也使得诗歌的创作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加广泛，逐渐形成了“诗缘情”的观念。
此外，随着诗歌文体的不断发展，诗歌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也不断创新。
个体诗人的出现和诗歌文体的创新，共同推动了“诗缘情”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诗歌的认知和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多元化发展。
最后，六朝时期流于绮糜的文风，使得“诗言志”的政治教化功能再次受到重视。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强调诗歌的个人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
这种背景下，“情志并举”的观念开始出现，从而推动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个转变过程不仅推动了诗歌的多元化发展，也对于后世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论“诗言志”与“诗缘情”作者：张建国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6年第06期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志”中“情”的因素越来越少，而偏向与政教相符的思想或情感。
“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是对“诗言志”的继承和突破。
通过对“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及二者历史上对立原因的考辨，不仅有利于“诗言志”原初内涵的揭示，更有利于“诗缘情”情感性特征的凸显。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性特征；对立原因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8-0001-03“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理论。
“诗言志”最见于《尚书》，而“诗缘情”最早见于西晋陆机的《文赋》，言志说与缘情说历来备受争议。
有些学者如张少康、朱自清等认为陆机的缘情对我国诗论有原创性贡献，与言志说迥异相对，而有些学者如徐公特、毕万忱等认为缘情说只不过是言志说的一个变形，并无实质区别。
在我国古代诗学发展过程中，“志”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常常被认为与儒家礼教相符的思想，而“情”被解释为与儒家礼教相对立的一己之私情，因而“诗言志”和“诗缘情”在中国诗学理论中往往以对立的形象呈现，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①。
“诗言志”和“诗缘情”有何关系，是完全相同还是截然对立，历史上两种诗论产生对立的原因又在哪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些探析。
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提出及其诗论地位的确立（一）“诗言志”的提出及其诗论地位的确立“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提出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柔。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②对于《尚书》的成书时间，学术界大多认为是战国以后。
“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孔子称赞子产‘《志》’有之，‘言之不足，文以足言。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风格，它以表达作者志向和记述历史事件为
主要特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的主题逐渐从言志转向了缘情，即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
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首先，社会环境的变化是
一个重要因素。
在古代，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和战争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很多诗人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态度和观点。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变革，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政治转向了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
其次，个人经历和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主题转变。
诗人在创作诗
歌时往往会受到个人情感和经历的影响，诗言志更多地反映了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的理想和抱负。
而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诗人逐渐发现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情感和感受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创作灵感。
此外，诗歌的发展和变革也是导致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之一。
诗歌创作
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诗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中吸取了各种风格和表达方式。
诗人们逐渐意识到缘情的表达更加贴近生活，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总之，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经历和诗歌创作的发展都对这一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诗人对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关注，也使诗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生活的关怀。
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关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发展。
这种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
在这个阶段，诗歌被视为表达诗人内心思想、志向和情感的工具。
如《尚书·尧典》中所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在这个时期，诗歌与音乐、舞蹈紧密相连，往往是集体歌唱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教化、劝谏等。
第二阶段是汉代的“赋比兴”。
在这个阶段，诗歌的表达方式逐渐丰富，不仅言志，也开始描述事物，这被称为“赋”；同时，诗歌也开始用比喻、象征等方式来表达情感和思想，被称为“比兴”。
这个阶段的诗歌功能更加多样，既有言志的成分，也有描述事物的成分。
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缘情”。
在这个阶段，诗歌开始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感受，而不仅仅是表达志向和思想。
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有关。
当时，社会动荡，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因此诗歌也开始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
如曹丕的《燕歌行》就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实现的无奈。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这个过程不仅是诗歌功能的变化，也是诗人对诗歌本质认识的变化。
在“诗言志”的阶段，诗歌被视为表达诗人内心思想、志向和情感的工具；而在“诗缘情”的阶段，诗歌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感受。
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也使得诗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同时，“诗缘情”说的兴起也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有关。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这种思潮的影响也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使得诗歌更加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感受。
总之，从“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发展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体现了人们对于诗歌本质和功能认识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使得诗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自身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关注。
第二讲言志与缘情一、“诗言志”“诗言志”（《尚书》）。
“志”离不开“情”，但“言志”有两方面的侧重：一是主观，二是政教。
主观则比兴，政教则比附。
封建社会要求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应合乎礼教规范，人们理解为立意、见识、观点、抱负、理想等。
“赋诗言志”；“引诗为证”。
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
1. “言志”在《诗经》中为后人称道的手法是“比兴”。
例如格言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再如写美人的例子。
《诗经·卫风·硕人》赞美卫庄公娶得齐国美人庄姜的美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
二道糜子碾三遍，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2. 写抽象的心情，总是通过描写景物加以表现。
如《诗经·小雅·采薇》反映戍边归来士兵的内心感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饥载渴。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再如宋玉《九辩》开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然后写了天高气清，旷野空虚，江河水落，清冷寂静，薄寒袭人，令人欷歔——人生坎坷，悲从中来。
先秦时期的典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文学把先秦文学作品当作样板看待。
“风雅”，“诗骚”成为优秀作品的代称。
二、“诗缘情”“诗缘情”（陆机《文赋》）。
“情”受“志”的约束，但“缘情”更有突出文学个性的色彩，摆脱政教束缚，加强诗歌抒情的性质和精雕细刻的语言文字。
1. “缘情”从魏晋开始，越来越重视“绮靡”“绮丽”，追求语言美、形式美。
讲求对偶、声律、典故、奇字。
这是文人化的必然趋势。
2. 情要真情才感人。
诗内见诗人，诗外见社会。
言志要缘以真情，方为人认可称颂。
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是“金刚怒目”式的表白。
言志与缘情 摘 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主要纲领。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都是我国学者对诗论不断研究的成果。纵观整个中国古典诗学，“言志”和“缘情”就像两条相互交织的主干线，贯穿于古代诗学创作中，揭示了古典诗学的本质特征。两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中国古代诗歌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关键词：言志；缘情；情理相融；诗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187-02 一、诗言志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学理论观念，完整记载这一观念的是《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争伦，神人以和”[1]。古往今来，“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经久不衰。 “诗”字的出现大概在西周时期，其概念大致始于西周，杨树达《释诗》从语源学角度认为，“诗”由“言”与“寺”构成。《说文解字》说：“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最初“诗”的字眼却出现得较少。朱自清先生做了统计：“《诗经》中十二次说到作诗，六次用“歌”字，三次用“诵”字，只有三次用“诗”字，那或是因为诗以声为用的缘故，《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诵，所以多称‘歌’‘诵’。”[1]可见最初的“诗”的含义与“歌”有紧密联系。叶舒宪本着追根溯源的学术精神有力地指出：“汉语中‘诗’的概念与‘谣’、‘歌’等各有不同来源，它最初并非泛指有韵之文体，而是专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所诵之‘言’，即用于礼义的颂祷之词也”[2]。 何为“志”？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而闻一多在《歌与诗》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1]。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联系春秋时期人们“言志”往往与政教相关的事实，进而把“志”解释为怀抱、志向。到了“诗言志”成为公认的定义时，“志”便专指“怀抱”，即“情”、“意”。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记载七子赋诗，提出“诗以言志”。“此处的‘诗以言志’，就是赋诗以言志。所谓‘赋诗’，不是临时创作诗歌，而是诵读《诗经》中的篇章和诗句。赋诗表达的不是诗歌作者个人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引用诗歌表达意志时，并不需完全按照《诗经》中诗句的原意来表达，可以断章取义来使之适合所要表达之志”[3]。《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承担起政治言说的功能，那么“志”的内涵就被抹上了功利化、理性化色彩，使之成为一种能为政教所用、可以治国驭民、成为统治人精神的特定理念。 “诗言志”在先秦时期过分强调政治、社会功能，把其职责限定于传达和表现合乎圣人之道的志向和追求，而忽视了个人情性的思想感情，这一点为后人所诟病，也为魏晋时代高呼情感性的重磅一击埋下了伏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越来越全面，“诗言志”的政治性渐渐缓解，“诗言志”更多地赋予了诗歌表达自身的观点和看法的意义，演化成为与情感相对应的理性的层面。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托物言志，是古代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历朝历代诗人抒发抱负的惯用手法，所以，“诗言志”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抒发政治抱负和情怀的诗学观。在浩瀚如海的中国古典诗歌里，我们能看到许多振奋人心的千古绝唱，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里，激励着后人的前行。 二、诗缘情 中国古代诗学从理论上认识诗歌情感经验特征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魏晋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导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汉儒的统治地位逐渐动摇，走向衰微，文艺作品要求要表现个人的情感，“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成为时代文学特征。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缘情”即指诗因情而抒发，即为“抒情”。它从理论上明确地超越了儒家“言志”的诗学主张，强调了诗歌的抒情特性，肯定了情感的价值，开启了一代以“缘情”为主体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如果说魏晋士人尚自然、重情感是为了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而求得精神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那么，‘诗缘情’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摒弃了传统的儒家‘言志’之说，使诗歌由理智的、功利的转向缘情的、审美的。”[4] 抒情是我国古代特别是早期文学最明显的民族特色，我国古代是诗歌的王国，而且诗歌也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主要的文学样式，它的抒情特征最显著。尽管“诗缘情”的提出比“诗言志”要晚，但并不意味着“诗缘情”这一主张提出之前我国诗歌不具有情感性，只能说明当时的诗学文论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情感的重要作用。《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就是情感的产物，它以现实生活为对象，表达人们的喜悦、怨恨、悲哀的情感。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融情以景，情景交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诗歌表现手法。对情感的表达不限于平铺直叙、直抒胸臆，还可以借助周围的景物来渲染、烘托、反衬诗人心中的喜悦或哀伤，由此还产生中国古典诗歌重要的意境、意象等艺术名词，成为分析诗歌的重要术语。曹丕的《典论》也提出了“诗赋欲丽”，“欲丽”代表了诗歌语言的华丽，表明当时的文论注意到诗歌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刘勰发展了陆机的“诗缘情”，提出“为情造文”，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感于物、动于情，而后才形于言，情感是创作的基础。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进而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当作者感受到的情感越强烈，忧愤积郁，会越发愤妙写文章，“工”指的是语言表达的艺术。这与现在写文章提倡“文似看山不喜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过于平淡的情感不能打动读者。 “诗缘情”的主张不仅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诗言志”的金科玉律的反叛，同时也招来后世持传统儒家立场的批评家们的强烈抨击。有的人认为“缘情”的主张堪称“不知义理之归也”，有的人认为使”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失诗人之旨”，并将其后汉魏风骨化作六朝靡艳这一历史嬗变均归于陆机这“风雅罪魁”的身上。这些观点在现在以理性的眼光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缘情说”诗论地位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六朝靡艳只是当时的诗人对“情感”过分滥用的结果。 三、情志统一 在中国文论史上，“志”和“情”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言志和缘情诗成为两种不可或缺的文学本质特征，“言志”代表思想、抱负、气质，发展到后来有了理性、知性的特征。“缘情”代表情感，在形式上表现辞藻的华丽，是感性、情绪的抒发，承担起审美的任务。从“言志”到“缘情”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艺学对文艺本质认识的深入。 “言志”和“缘情”代表中国古典诗学的主要本质纲领，两者是相互区别，也是相互融合的，二者都不可或缺。无论单独强调“志”还是片面强调“情”，都会产生其局限性，单独强调“志”，则抑制诗人性情自由抒发，片面强调“情”则容易忽略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而走向狭隘的极端。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曾比较辩证地论说了文学中的“情”与“理”的关系：“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感是文学的血液，思想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中的思想决定着情感的方向。正式提出“情志合一”观点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文学创作既需要情感，但又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用理智（志）来规范，以达到情理交融，情理统一。但无论是从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古代文学家对“情”与“志”的论述看，“志”和“情”是各有侧重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形象而精炼写出了情志合一的宣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强调诗的创作是“先乎情”的，情是诗发生的根源。不管是以情统志还是以志统情，不同的时代，各有所偏重，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以前“言志”观念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魏晋时期“缘情”明显居于上风，到唐代以后出现两种力量出现平和，当然在具体的诗歌中，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这也体现了作家个人特色以及调和情与志的倾向。 文艺的社会作用不仅要靠以理服人，也要以情感人。刘勰《文心雕龙》阐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词巧”。王国维说：“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诗言志被誉为中国历代诗学“开山的纲领”，铸就了中国文学长于言志的优秀品质；诗缘情则视为创作诗论的律令，培养了中国文学善于抒情的情感韵味。 “言志”和“缘情”这两个诗学传统，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时代影响最大的两大诗论。如果说“言志”是我国诗学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那么“缘情”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重新界定。“言志”着眼于诗歌表达上古人民的群体性意向理性活动的性能，“缘情”则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弱化了其理性的规范，使写诗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诗言志”和“诗缘情”是由读者论到创作论而完善了中国诗论，作为切不断的文化源流，它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乃至文学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1996. [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3]应爱萍.“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李印华.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j].邢台师范高专学报，20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