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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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影的里程碑——《公民凯恩》

《公民凯恩》的拍摄距今已有60多年,但依

然被视做“电影史上十大影片”当之无愧的冠军和

头号经典,它在英国权威性杂志《视与听》自1952

年起、每隔10年由全球最顶级的导演和影评家参

与的“世界电影十大佳作”评选中连续3届荣登榜

首,其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

是,《公民凯恩》也是一部票房与所获声誉极不

相称的影片,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资深影评家说:“它并不是那种让人一望而知的情节片,而是一部对生活高度凝炼、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心理世界的理性体验的影片,它的意义深邃,需要反复咀嚼,它是一部纯粹的‘电影的诗’!”《公民凯恩》有一种挣脱时间羁绊的不朽性,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上升到全新的高度,其中某些方面后来被人模仿到泛滥,但有些至今没人敢去突破。追随它的许多电影只是在某个层面或某个点上做了突破,便受到大家的强力追捧,而《公民凯恩》在每一个层面部大大突破了电影艺术原有的表现手法,有些几乎到了“后无来者”的高度。

《公民凯恩》的创新意识首先体现在威尔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开放式影片结构方式。威尔斯以他从事舞台戏剧艺术和新闻广播的深厚功底,及他刚步入影坛敢于打破传统电影模式的开放性思维,使他在执导该片时完全不按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进行结构,而是把关于凯恩一生的主要生活事件按照五个人

物的不同视角回叙为若干片断,形成一种多视角的开放式影片结构形式。同时,他因受戏剧舞台空间观念的启示,在片中“有意识地追求一种靠整一的空间结构内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意义的电影空间结构。”这样,不仅在影片叙事形式上体现了开放性的创造意味,而且在内容上也符合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又使观众观赏时感受到真实可信的纪录性意义,给观众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影片开头以主人公凯恩的临终遗言“玫瑰花蕾”这一悬念为结构线索,以追寻“玫瑰花蕾”之谜而去进行访问的年轻记者汤普森为全剧的贯穿人物来展开剧情。

凯恩在临终时说出的“玫瑰花蕾”这四个字在影片的开头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一个设置在凯恩性格上并笼罩着凯恩形象的巨大的谜。”尽管影片通过这一悬念“把凯恩的一生贯穿了起来,有着一定的结构意味,但更主要的是它与凯恩的性格联系在一起,具有性格悬念的意义。”那么“玫瑰花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为了破译这一悬念,记者汤普森采访了与凯恩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凯恩的了解、理解和评价。作为凯恩幼年时的监护人、金融家塞切尔,回顾了凯恩的童年生活与发富过程。他认为,凯恩“是一个没有原则、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作为凯恩的老同事、《问讯报》的总经理伯恩斯坦,回忆了凯恩办报的创业经历及凯恩与爱米丽的订婚。他十分佩服凯恩生气勃勃、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充满了对凯恩的信赖与忠诚。作为凯恩的大学同学、事业的积极追随者利兰特,回忆了凯恩的州长竞选失败、两次婚姻的失败、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与破裂。利兰特既佩服凯恩的才华和卓识,又反对他的蛮横与自私。作为凯恩的情妇和第二任妻子苏珊,回

忆了她的演出生涯和她与凯恩的情感生活。反映了凯恩对爱的追求和自私的、强烈的占有欲。作为跟随凯恩十一年的管家雷蒙,回忆了凯恩晚年生活的孤独与痛苦及其精神的变态与死亡。

影片的这种叙事手法有点象多棱镜,折射出凯恩一生几个不同的生活片断及其性格特征,它们既真实又带有片面性。正是这种多重组合,才塑造出凯恩这一丰满的、内涵深刻的艺术形象。当然这种多视角的叙述也带来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凯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需要观赏者通过积极的思考与分析得出最后的结论。这也正是编导的高明之处。

纵观凯恩的一生,从人生观来看,他既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

者;从性格和人性方面来看,他是一个

前后矛盾人性异化的统一体。年轻时的

凯恩蔑视权威,也不看重金钱,生气勃

勃、才华超群。积极有效地创建了他的

报纸事业,并立誓为那些毫无特权的贫

民“提供一个不倦的斗士”。中年时的凯恩,他一方面继续拓展以报业为中心的帝国;一方面又运用他已经膨胀起来的资本去追求爱情、私养情人,还参加竞选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实现他政治改革的梦想;然而当竞选失败,妻子离异,事业受挫时,他就越来越变得贪婪、蛮横、专制、自私起来。到了老年,当友情、爱情、亲情和权势都失去了,剩下的只有金钱的时候,他不得不被迫退出人生的竞技场,退缩到那与世隔绝的“天堂庄园”,

直到在孤独与痛苦中死去。由此可见,凯恩的一生是个充满矛盾的聚合体:“理想主义者和斗士;暴君加恶棍与民主主义者;外强内荏的懦夫弱者;自私的情人与无私的朋友……”最终只落得个金钱与物质上的极端富有,而精神与情感上一贫如洗。所有这一切足以说明:美国社会金钱和权欲对人的诱惑与腐蚀,导致了凯恩性格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凯恩的“帝国”是大帝国的缩影,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凯恩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公民凯恩》在电影艺术方面的创新意识,与多视角的开放式叙事结构相适应,还体现在导演对电影语言及其视觉技巧的发展与创新。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把《公民凯恩》说成是“一篇关于方法论的著述”,是因为奥逊.威尔斯将各种电影艺术技巧巧妙地、完美地结合在这部影片之中,让这些语言系统同在一部影片中能动地相互作用,拓展了电影语言的表意功能。充分体现了威尔斯在世界电影史上承先启后的现代电影意识。

首先,在影片中,导演一反传统的镜头处理方法,对景深镜头的大量使用;巧妙地处理长镜头段落;蒙太奇的交互使用;以及运动摄影、隐喻镜头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安德烈·巴赞曾指出:“奥逊·威尔斯的全部革新是以系统地运用久已摒弃的景深镜头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公民凯恩》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蒙太奇镜头间的拼接与陈列,由在“完整空间里的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与摄影机三者之间的位置和关系”来实现其表意功能的。这样,不仅给观众提供的信息量大,而且可以自由地有选择性地去接收,同时给人获得更为真实的感觉。因此景深镜头在片中的大量运用显示了威尔斯的独特风格。如影片中在表现小凯恩的命运转折时,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景深镜头:小凯恩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