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考证的无意义

曹雪芹考证的无意义——兼论曹雪芹三个字的本意

摘要：目前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所有的考证，几乎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笔者认为，曹雪芹与小说中所提到的其他三位作者（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一样，都是由于情节或叙述的需要所出现的一个小说人物，不会是一个真实的名字。曹雪芹应该是“嘲谑芹”的谐音，而嘲谑的本意是戏言，“芹”是芹意，是一种对自己所要表述之意的谦逊的表达。三个字合起来就是戏言之意，与作者所谓“满纸荒唐言”是一个意思。《红楼梦》也不可能是自叙传，小说与自传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小说必然要有虚构，而自传基本是实录。小说中不管包含着创作者多少生活经历，也无论打上了多少作家的个人烙印，它始终只能是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选择之后的产物。因此，在没有足资信实凭据的情况下，就只能陷入徒劳无功的学术消耗之中。

关键词：曹雪芹；红楼梦；自叙传；《红楼梦》作者；考证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自胡适开始认定为曹雪芹之后，曹雪芹这个最初只是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便成为了《红楼梦》的作者，几乎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都把著作权给了曹雪芹，而关于曹雪芹其人的家世、生平、经历、交游等问题，目前红学界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尽管众多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但令人尴尬的是，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最起码从目前的所能看到的资料上没有任何可称得上铁证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在文学史的编写中作为定论硬把《红楼梦》的著作权给了曹雪芹的话，恐怕有失公允，甚至可能造成历史性的错误。

对于胡适开创的对曹雪芹考证意义的评价，必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第一，《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第二，《红楼梦》是自叙传；

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基础，所谓的对于曹雪芹的考证就毫无意义。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吗？《红楼梦》是自叙传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曹雪芹进行的考证的意义何在呢？

2016年12月，笔者撰写《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考证的无意义》一文，论述了红学界对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考证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也提出笔者对于曹雪芹这个作者名字的具体理解，但由于时间仓促，有一些问题并没有过多展开，因此，本文拟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引发研究者的一些思考，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疑问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吗？这个问题恐怕难以简单做出回答，尽管红学界众多研究者言之凿凿，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比如，蔡义江先生认为：“无可置疑地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①”再如，冯其庸在《关于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研讨会开幕词》中这样说道：“大家知道，曹雪芹是世界所公认的《红楼梦》的作者,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作家,是我们的爱国主义内容之一。没有任何根据而要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这只能有损于我们自己,特别是要把“曹霑”改为“曹沾”,这更是对历史,对社会,对我们的文学传统极不负责的一种粗暴行为,对于一般不明真相的人来说,是一种欺骗。商业上的弄虚作假作风,居然在学术领域里也冒了出来,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警惕的!②”

笔者认为，冯先生所说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任何确切的根据而要肯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而且是“世界所公认的《红楼梦》的作者”，这对于一般不明真相的人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欺骗呢？是不是也是一种对我们的文学传统极不负责的一种粗暴行为呢？这是不是也是十分值得我们警惕的呢？

在《再论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红楼梦》著作权》一文中，冯先生对于杨向奎所提出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笔者对于“丰润说”、“辽阳说”等等观点没有任何兴趣，这里只探讨一下冯先生对于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考证。

冯先生所提出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证据，其实并无新意，依然是采用了袁枚、明义（《绿烟琐窗集》里《题红楼梦》诗的“小序”）、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的证据，再有就是脂砚斋的批语。冯先生首先根据自己对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武断地认为，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比雪芹晚一年，同时采用吴恩裕先生的考证，认为明义的《题红楼梦小序》约写于乾隆二十三四年,并认为其时雪芹尚在,“甲戌本”已在友朋中传阅,“己卯本”也在抄写之时。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上面所引,都是雪芹同时代人的记载,当然是可信的。③”

关于这些所谓的证据，笔者在《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考证的无意义》一文中已经进行了论述④，这里稍微做几点说明：

第一，袁枚所提到的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是听明义所言，而且把曹雪芹说成是曹寅的儿子，这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第二，明义的说法有严重推测的成分，而且前后有矛盾之处；第三，明义写过二十首《题红楼梦》七绝中有一些情节与现存的《红楼梦》中的情节无法对应；第四，永忠写过《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但也明确表明自己与曹雪芹并不认识，既然不认识，那就是听来的，既然是听来的就不一定正确。因此，这个证据本身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根本称不上铁证；第五，红学界对于所谓曹雪芹的认识，更多的来自于敦诚、敦敏兄弟与张宜泉的诗歌唱和，但是，在这些明确提到曹雪芹这三个字的诗歌中，并没有明确提到《红楼梦》，所以，二敦与张宜泉所提到的曹霑是否就是《红楼梦》中那个雪芹并不能确定，也不能据此作为曹雪芹就是《红楼梦》作者的证据；第六，冯老先生所谓永忠明义等人都是雪芹同时代的人，仅仅是根据自己对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而且考证过程中用的材料也存在很大问题，因此，并不能确定《红楼梦》作者的生卒年；第七，脂砚斋争议太大，而且，“甲戌本”的年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详见拙著《红楼梦》“甲戌本”晚出考⑤》），因此，用脂批来作为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证据实在太过牵强。

如果按照吴恩裕、周汝昌、冯其庸等老先生的观点，明义、永忠等人留下这些文献的时候曹雪芹尚在，那曹雪芹的身世就不应该存在那么多疑问，至少应该比较清晰才对，但从现在学界对于曹雪芹的认识来看，实在太过模糊。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⑥”

对于所谓的曹雪芹的家世，著名的红学大家周汝昌等人也有过非常翔实的考证。但是，周老先生其实并没有真正考证过《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在周老先生看来，《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因此，对于曹雪芹的考证（如《曹雪芹家世考实》等）并没有过多涉及到对于其著作权的问题，而是集中在对于其家世以及家族变故等问题上，并把这样的考证称之为“曹学”。同样，冯老先生对于曹雪芹家世（曹雪芹家世新考——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析）的考证，准确地说，基本上应该是对于曹寅家谱的考证，而对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考证，大致不出胡适的范围。

从目前红学界对于《红楼梦》作者的研究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60多个候选人，这种不确定的情况，虽然不一定能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但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红楼梦》作者并不一定是曹雪芹。

曹雪芹之所以成为《红楼梦》作者的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小说文本，正因为这个名字相对于前三个作者——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而言更像一个人名，才造成了人们的误解。

关于文本中出现的这几个作者，笔者认为，石头著书显然比较荒诞，作者仅仅是用了一个神话的引子，相信没有人会真的认为这是真实的作者。石头作为一个所谓的见证，既是情节的需要，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个小说“人物”，当然，也是作者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一个证据⑦。第二个作者空空道人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讨论，空即无，这个名字与《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先生、乌有先生的作用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一个小说人物。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者还要进行考证，那结果只能是浪费时间。第三个作者孔梅溪虽然比石头与空空道人更像一个真名，但是，孔梅溪其实依然是“恐没兮”的谐音，这个似乎也不存在问题。但是，正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像个人名，因而也就有很多研究者对孔梅溪进行了考证，但是，这些考证虽然运用了大量文献，貌似翔实，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会用“可能”、“应该”、“当然是”等推测的字眼。如吴恩裕先生一方面认为孔梅溪是孔继涵，但另一方面，他对于孔继涵与曹雪芹是如何结识的，则是这样说的：“有可能系经由其客居东鲁、年长邻友昊揖峰介绍。”祝诚和江慰庐先生虽然考证了孔继涵在1754年前后去过京城，并认为是这个时期结识的曹雪芹，但对于孔继涵是否见过曹雪芹并没有拿出证据，而是采用了“不外乎是他哥哥介绍”、“亦或有可能继涵受岳父徐铎函介拜谒平郡王府时，得以与也在王府“弹食客铗”的雪芹邂逅，一有了结识，过从。⑧”从“不外乎”、“亦或”这些字眼来看，二位先生似乎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且，如果真如祝诚和江慰庐先生所言，曹雪芹还在王府“弹食客铗”的话，那曹雪芹应该是一个为人们比较熟知的人，那么，他的生平、家世就不会不为人所知，更不会有那么多争议。

在《红楼梦》中，用谐音应该是最常见的手法之一，即使是前面三个作者中的空空道人、孔梅溪也是如此。因此，曹雪芹运用谐音的可能并不是没有。笔者认为，曹雪芹应该与前三个作者一样，也是一个虚构的名字，由于情节或叙述的需要而虚构的一个所谓的“作者”。“曹”谐音“嘲”，“雪”谐音“谑”，“曹雪”就是“嘲谑”的谐音。“嘲”的本意是谑，《说文》解释为“嘲,谑也。从口朝声；”“谑”的本意是戏，《说文》解释为：“谑，戏也。”也就是说，这两个字本意都是“戏”。“芹”在《说文》中解释为“楚葵”，是一种植物。《吕氏春秋·本味》中有“菜之美者，云梦之芹”的记载。《列子·杨朱》记载：“昔人有美戎菽，甘苔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后用“献芹”或“芹献”表示赠人的礼品菲薄，以示诚意，再引申为“微薄之意”，指自己的建议或者观点浅陋，是一种谦称。比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虽然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但自己称之为“美芹”，“美芹”者，美意也。周汝昌先生也写过《献芹新札》，发表于1983年《红楼梦学刊》第三辑上，这里的意思也是自谦之意，与辛弃疾《美芹十论》的意思相仿。同理，曹雪芹者，戏言之意也。因此，曹雪芹三个字合起来就是“戏言之意”，与作者所谓“满纸荒唐言”其实是一个意思⑨。当然，如果直接把“雪芹”二字理解为“献芹”，把“曹”理解为“草”（即“粗糙，不细致”或“草率”之意），合起来就是“草献芹”（即“草献菲薄之意”）也勉强可以解释的通，但毕竟谐音有点勉强，不若“戏言之意”更为顺畅。

以上仅为笔者一家之言，不敢妄称的论，如能给予研究者一些新思路，笔者即不胜欣慰，如能得到方家批评指正，更是万分感谢！

二、《红楼梦》不可能是自叙传 众所周知，所谓《红楼梦》是“自叙传”，最初是由胡适提出来的。“传”或者“自叙传”，本质上属于史学范畴。在极具史学意识的中国文化中，对于史学范畴中的“传”有着严格的信念——实录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官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不带有主观色彩的客观记录。“自叙传”的提出，本质上体现的是胡适对于《红楼梦》的认识，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认识，而不是艺术的认识。作为杜威的弟子，胡适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颇深。杜威主张任何观念、学说和理论都应该以实验为基础,并且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通俗来讲，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因此，实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它是一个方法。由于深受杜威影响，胡适特别重视治学方法，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⑩”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理论指导下，胡适把历史观与实验主义方法相结合，并自觉运用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去，形成了以考证为主的所谓“新红学派”。胡适针对索隐派通过主观附会的研究方法明确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⑪”“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⑫”相比较而言，胡适的实验主义以及运用考证的方法进行研究显然要比索隐派科学了很多，因此也就为人们普遍所接受，并成为新红学的奠基者。

然而，胡适虽然运用了考证的方法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并从作者家世生平和《红楼梦》的版本人手,认为《红楼梦》中的故事大多是曹雪芹家里的事情。但是，不得不说，胡适在打击索隐派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新的索隐中去。“旧索隐派”是将《红楼梦》所叙写的故事与顺治、张候、明珠等人的家事比附，而胡适是将《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家事所比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区别仅仅是运用的方法的不同。当胡适把《红楼梦》定义为自叙传的同时，也就把历史过渡到了自然主义和实验主义美学的范畴。因此，胡适对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评价并不高，在胡适看来，“《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 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 也比不上《儒林外史》, ——也可以说 , 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⑬”。这样的评价自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能概括《红楼梦》的价值。

我们不能说胡适一定缺乏艺术感受能力，但是，当一个研究者过分注重方法的时候，就容易陷入一种误区，而胡适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从而使得其“自叙传”在文人心中扎根，以至于影响了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周汝昌更是把“自叙传”推向了极致。

那么，胡适所提出来的“自叙传”是否有一定的道理呢？笔者认为，自叙传绝不等同于小说，小说就是小说，自传就是自传，这是两种绝对不能相融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