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反思

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反思作者：赵颖来源：《出版广角》2016年第06期【摘要】吴经熊以中国文化复兴为己任，以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积极向西方解释宣传中国文化。

他的文化传播实践注重中西文明的互证互释，以同中有异的折中姿态，让读者在共性中体悟“个性”，在熟悉的文化背景中，扩大视域，接纳“异己”，最终实现中西方的平等交流与合作。

反思吴经熊的文化外宣经历，我们可以有两点收获：第一，文化外宣的行为主体最好是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外宣实践形式，目前仍应以归化为主。

【关键词】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平等；中西互释【作者单位】赵颖，河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吴经熊（1899—1986）以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中西互释的形式，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

他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读物；也接触西学，九岁开始学习英语，中英文精通程度相当。

1917年，吴经熊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20年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后获资助游学欧洲多国进一步研读法律，成为世界知名法学家。

他崇尚自然法，致力于沟通与调和中西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

同时，作为一名杰出的翻译家和中华文化外宣的践行者，他采用多种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主办英文期刊《天下》，对外介绍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化艺术成就；积极把我国经典文学作品《道德经》译成英文；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用英文撰写《唐诗四季》（1938—1939）、《诗经随感》等文章，介绍中国古诗的主要成就；使用中西互证的方式以现代西方理论解读孔子，以中国传统道家观点解读莎士比亚等。

吴经熊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和目的性，但是，由于其法学家的主要身份背景，国内对他法学家以外的身份特征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是在探究民国期刊《天下》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缺乏系统全面的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试图分析总结吴经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特点，以期为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不当之处，望方家正之。

一、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尽管吴经熊的中华文化外宣实践，发生在西学东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之下，他的文化交流心态却是中正平和的。

他认为，要“沟通东西，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境界，必须要超乎中西之上，才可以综合东西”[1]。

换言之，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绝不能固守一隅，偏执地认为己不如人或人不如己，而应该秉持一种平和的态度。

而我们要想吸收西方文化，或是发扬、复兴中国文化，都必须要彻底了解自己的文化。

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了透彻的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吸收其他文化，更好地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对全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吴经熊秉持平等的文化交流意识，也认同中西文化的同源性。

他认为，“国界虽然不一，肤色也有不同，人性却是一个。

种族的不同只有皮肤深浅的区别，但人类的统一却端在于众人之心的深处。

”[2]因此，当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灵魂时，你便能够触摸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中正和平的文化交流观念以及对文化深层次统一的认识，促使吴经熊积极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希望通过文化层面的平等交流，化解不同民族间的矛盾，最终因相互理解而达至世界和平。

二、心怀天下的外宣意识吴经熊心怀天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对外宣传中国文学文化。

虽然应蒋介石的要求，吴经熊持俸翻译了《新经全集》，但他文化交流的重点依然是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是为了自己祖国的强大。

1921年，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他曾给他的忘年交霍姆斯法官写信，谈及自己会努力学习，深刻地观察与思考，因为“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一个祖国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启蒙，我有一个种族要高举，我有一个文明要现代化。

”[2]需要注意的是，吴经熊积极学习西方，努力实现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想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汇通，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1924年，从美国启程回国前，他曾致信霍尔姆斯，在信中写道，“中国正处于一场大革命的前夕。

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知识和思想革命，一次文艺复兴！20世纪将目睹世界最古老国家的再生，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的诞生，我想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3]对于复兴的意义，吴经熊始终不认为中华文化已经病入膏肓，需要完全依赖西方文明来拯救。

相反，在他看来，我们的文化是蓬勃有生气的，我们应该当仁不让地承认自己民族的优点，同时也应以一种不带成见的态度去认识、欣赏别国的长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复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吴经熊积极努力创办英文期刊《天下》，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吴经熊创办《天下》，正是想利用报纸这一大众媒介去影响更多的受众。

《天下》1935年8月创刊于上海，每月15日出刊，6、7两月休息，1941年9月在香港停刊，共出版了11卷56期。

《天下》的发行由上海别发银行负责，除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外，在英、美、日、德等国家都设有发行点，确保了杂志“声音”传播的国际性，也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对外传播窗口。

刊物的定位非常明确，孙科在发刊词中明确表态，《天下》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上，而不是向中国引进西方文化上”。

《天下》的宗旨是“刊载一切有利于中西文化理解的有价值之文章与评论”。

《天下》共有四个固定栏目，分别为“编辑的话”“文章”“翻译”和“书评”。

其中，“编辑的话”是刊物唯一与现实和时事相关联的栏目，会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和文化事件发表言论。

“文章”栏一般登载3—5篇评述性的文章，内容涉及中西文化、艺术、建筑，政治和思想等方面。

“翻译”栏全部为中译外文章，力求“将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无论古今与体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轶事，翻译成英文”。

“书评”栏目以介绍评点新近出版的人文社科著作为主，是对当时国内外最新学术思想成果的集中介绍和展示。

从杂志栏目可以看出，作为主编的吴经熊对杂志有着清晰的定位，希望通过报纸这种新的文化传播媒介，向西方世界解释中国文化，展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以促进西方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三、“通而不同”的外宣实践1.中西互释式的文化传播吴经熊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东西方文明互释为路径，突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通而不同”，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海外接受。

吴经熊曾在《天下》发表《真孔子》一文，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为参照，分析孔子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恢复儒家圣人“正常人”的“真实面目”。

他还曾在《天下》连载对唐诗总览式的介绍作品《唐诗四季》，一改初唐、盛唐、晚唐的历史划分，以普适性的四季来为唐诗分期，把不同的诗人根据性情特点归入四季，更穿梭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提取相同经验，诉说中西诗歌的相通性。

文中，他大量引用华兹华斯、济慈、雪莱、莎士比亚和惠特曼等诗人的作品，将东西方文学放至同一层面相互比对、印证。

这种论述方式跳出具体的语言形式差异和历史背景障碍，通过对诗歌精神的普适性分析介绍，让西方读者在无障碍的阅读中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

1939年，吴经熊在《天下》上连载《道德经》译文，这也是一本“东西方文明互释的译本”[4]。

在保证译文与原文均短小精悍的基础上，他通过大量注释来解释中西思想的相通性、中西方文明的同源性，让西方读者在熟悉的文化背景内，触摸到了“与其知识体系并无隔阂的东方哲学”[4]。

相通性的介绍减少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但“相通”并不等于“相同”，吴经熊的中华文化外宣思想突出的是中华文化的“通而不同”。

中华文化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禅宗都有其独有的文化内涵，对于它们，吴经熊往往采用音译的方式来表现。

仍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例，对于《道德经》中的核心概念“道”字，他选择音译为“Tao”，用音造词汇来彰显其独有性。

我们在目的语文化中找不到对应词汇，决定用音译的形式来呈现时，意味着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相异的事实，一个全然的“他者”。

这些全然的“他者”要想从“我与他”，变为“我与你”，需要提供相似的经验去激发读者的互文体验，让读者在熟悉的背景中，在“通而不同”的作品描述中，实现与作品的“视域融合”。

2.适度归化的翻译实践吴经熊的翻译实践积极向读者靠拢，以适度归化为主要策略。

他推崇“神译”，这是一种以意译为主要方法，强调典雅措辞、流畅表达的翻译模式。

在评价别人译文时，吴经熊曾经提及，“忠于原文的直译与忠于原文的意译是两回事”[5]，而他会选择后者。

这意味着吴经熊的翻译实践侧重精神的传递和意义的传达，不会刻意追求形式的一致。

吴经熊认为，自己的译文传达了中国法律文化精髓，但事实上，他的译文中使用了许多西方现代法律术语，并不是古典文献的原汁原味呈现。

不过，这种翻译方式会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由此，将古典文献拉入了现代西方读者的视野，实现了中西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对接。

吴经熊乐于向西方宣传译介中国古典诗歌。

他认为，“诗歌是文化的精髓，它来自心灵的涌动，代表着国家的财富，展示了一个民族最强烈的欲念与信仰。

中国诗歌与中华民族的生活、激情紧密相连，学习中国诗歌就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内在情怀。

”[6]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年度跨度很大，从远古时期《诗经》中的作品，到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清词，为西方读者集中展现了我国诗歌的精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吴经熊的展示方式并不是简单固守中国诗歌的特点，而是采用以读者为本、向读者靠拢的归化译法。

以唐诗翻译为例，吴经熊的唐诗翻译大多采用的是无韵自由体，每行诗没有固定的音步，也多不押韵；语言采用地道流畅的英文，没有刻意固守汉语诗歌意象并列的风格特点，整体来说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对于诗歌中出现的我国专有名词，他也没有泥古不化，而是直译、意译并行，以思想传播为主。

四、反思与启迪吴经熊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尽管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的热情。

他不愿意做人家“文化的奴隶”[5]，以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态，心怀天下，超越东西的文化交流意识，以中西互释的文化传播形式，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共识的当下，笔者审视吴经熊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行为，有以下两点体会：1.中国文化外宣的主体胡安江提出，国外汉学家为最佳的中国文化外译群体，这种提法当然不错，但是我们要看到国外汉学家这一群体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译外任务，而且国外汉学家因为学术偏好，很难做到对中国文化全面系统的译介。

吴经熊的中国文化外宣实践让我们看到，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很好地完成中国文化的外宣任务。

因为一方面他们曾经生活在这里，对中国文化有系统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他们有海外生活经历，对西方语言与文化有理性的掌握，可以更好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完成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不单单是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海外的华裔作家中也有很好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