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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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库项目立项申请报告一、项目概论(一)项目名称冷库项目(二)项目提出的理由冷库是一种制冷设备,主要用来对食品、乳制品、果蔬、冷饮、花卉、肉类、化工、医药、科学试验等进行恒温贮藏。
冷库也是整个冷链的核心节点,有储藏、转运等功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商行业以及冷链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冷库市场也步入行业发展的快车道。
据中物联冷链委统计数据显示,2014我国冷库总容量为3320万吨,截至2018年底,全国冷库总量增长到5238万吨。
目前由于我国冷库市场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度阶段,很多旧冷库正面临淘汰整顿和拆迁,因此我国冷库容量增速有所放缓,预计2019年我国冷库容量或将达5814万吨。
冷库按照不同用途进行分类,一般可分为农批冷库、分拨配送冷库、生产加工冷库以及其他类型冷库。
其中农批冷库总量在我国冷库总量中占比最高,达到40%;其次是分拨配送冷库和生产加工冷库,其占比分别为36%和16%。
单从农批冷库来看,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农批冷库规模前20强的企业其下辖各地的农批市场总量超过150个,冷库容量共达到2273万立方米。
而全国农批冷库总容量为4750万立方米,前20强农批企业约占全国农批冷库总容量的47.8%。
(三)项目建设单位xxx有限公司(四)公司简介本公司奉行“客户至上,质量保障”的服务宗旨,树立“一切为客户着想” 的经营理念,以高效、优质、优惠的专业精神服务于新老客户。
顺应经济新常态,需要公司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内涵式增长。
为此,公司要求各级单位通过创新驱动、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效率和效益等路径,努力实现“做实、做强、做大、做好、做长”的发展理念。
undefined公司及时跟踪客户需求,与国内供应商进行了深入、广泛、紧密的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和新科技在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持续发展,致力成为业界领先且具鲜明特色的信息化解决方案专业提供商。
为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在未来三年将进一步坚持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设计能力,优化工艺制造流程;扩大产能,提升自动化水平,提高产品品质;在巩固现有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不断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市场地位;健全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政策,激发员工潜能;优化组织结构,提升管理效率,为公司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学术论坛 / A c a d e m i c F o r u m86世界经济体系重构基础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十九大会议当中就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论述,表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亦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是以,推动新形势背景下经济发展势必需以创新驱动为主、以科技发展为辅。
2015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并指出高校学生作为国家战备创新人才,需要推进高校学生开展创新创业。
随后,各区域政府、地方高校陆续出台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机制,力图推进学生创新创业。
是故,高校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正面临大好机遇。
然而,囿于外界环境影响,高校学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详尽分析并加以解决,而这亦是本次研究主题。
1 新形势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的机遇1.1 技术机遇:网络科技提供信息基础近年,中国互联网科技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为诸多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机遇。
同样,亦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新的契机。
一方面,高校学生紧抓互联网这一趋势,积极参与互联网在线创业,突破传统实体创业模式,取得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高校学生利用互联网便利性,具有更加宽泛的就业渠道。
此外,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亦为高校学生创业工作提供诸多便利性,为高校学生提供创业技术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高校学生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创业门槛有所降低,强化学生创业信心。
学生可将自身的创意、兴趣,利用互联网在线创业,将创意、兴趣现实化,避免学生盲目创业或由于创业形式局限导致自身信心不足。
1.2 政策机遇:良好政策提供形势保障现阶段,国家为缓解高校就业压力、推动创新发展,出台诸多利好政策,为高校创新创业提供强力支持。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教育总局及其地方分局,通过各类政策扶持学生开展创业,提供经济、教育指导。
贷款政策方面:国家规定符合大学生自主创业条件,可于创业地申请贷款,额度为10×1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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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有为争先突破廉洁规矩心得体会一敢担当,满怀为民责任和感情,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
主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把“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着力抓好各项服务管理工作,敢于正视问题、发现问题,对急难问题不懈怠,分清轻重缓急,善于剥丝抽茧、刨根究底,做到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担当就是对岗位的敬重,对事业的高度负责。
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历来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
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改革开放伟大构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一不是敢于担当的结果。
这是凝聚民心、集聚民智、消弭私心杂念,一心一意谋发展,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切实肩负起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任,敢于担当,奋发有为,齐心协力,加快形成势如破竹的工作局面。
担当是一种觉悟、是一种素质、工作总结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能力。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担当,每个层级有每个层级的使命担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担当。
有担当,首先要敢于担当。
敢于担当是一种境界。
就是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境界。
只有敢于担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才能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工作难中求进、生机勃勃。
有担当,还要乐于担当。
乐于担当是一种赤诚。
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地挑重担、揽责任,做事业的开拓者,不做旁观者,不当局外人,真正以赤子之心、真诚之意,自觉置身其中,把担当视为一种成就自我、成就事业的快乐之举。
有担当,更要善于担当。
善于担当是一种能力。
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解决突出问题,特别是关键时刻要冲得上、打得赢。
担当不仅要有埋头苦干的执着、义无反顾的果敢、如履薄冰的谨慎,更得有大刀阔斧的勇气和大智大勇的才能。
①本文系益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6YS1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皮毅华(1983—),女,湖南湘阴人,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步入快速增长期,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以及对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全新发展阶段。
在这种新常态下,只有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危中之机,勇于接受挑战,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科学引领、社会组织作用,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具体分析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困境,并对当前我国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针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新常态;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18)22-0008-02全面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政府职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作为工作重心。
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科学判断社会发展趋势,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高效履行自身职能,从而赢得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一、新常态下我国社会转型面临的困境分析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速度变缓,长期处于低速运行状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处于“三期叠加”的全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只有把握好经济发展的速度、调整经济发展节奏,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三期叠加”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式作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发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
在“三期叠加”的形势下,宏观经济在运行期间产生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速换挡期难以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区;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产能过剩问题严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不良影响。
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更应关注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次高的平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
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一、全球危机步入“ 新常态”正在展开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其程度之深,堪比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
用长周期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我们就会看到,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
这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这次危机之前,时间跨度近20年。
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
而且,同过去不同,其间,各类国家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
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自不待言。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是如此。
在拉美地区,经历了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顿之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现在方兴未艾。
非洲地区也很突出,自从民族独立之后,那里的经济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增长,而在过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长令世人瞩目。
然而,危机之前全球长期增长的历史,也带来了一些误解。
最大的误解就是,有些人以为如今世界这么美好,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以至于有“历史终结”的妄言。
历史并未因人们对其误读而改变自己的轨迹。
长期繁荣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
2007年开始的全球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至今虽已过去了6年,但仍无恢复的明显迹象。
做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市场纪律松懈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显著者。
致力于打造高品质文档 如何在新常态下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
深化 一、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新常态下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改革和创新。改革是我们今天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是国家、民族、社会保持生命力的最主要的方式。我国对金融改革曾经有过的阐述,最新的目标是,让金融充分发挥它在引导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现已进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金融业的高速增长态势已难以为继;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动力不足;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货币金融的发展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业必须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不断地开拓新的增长点与业务面。因此我们应积极地寻求新常态经济下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1、金融业应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坚持以服务为本质,保持适度的增长率;2、加快金融业改革与创新的步伐,以推进经济转型为中心,实现金融业的转型;3、完善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有效的防范经济下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4、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改革。 央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潘功胜,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说时提出,首先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缓解企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发挥市场在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健全多种所有制,建立多种业态和大中小型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我觉得,将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完美结合,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促转型、调结构、释放增长潜力的目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创新。引导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绿色金融、消费金融;打造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新格局,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的发展环境。 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竞争性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市场中大型企业固然重要,但小微型企业更加不容忽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经济增长结构和速度的调整;在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上,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在债券市场上开发一些适合小型企业的债券种类;鼓励、帮助民营银行投入,改善微型金融的供求关系,形成多元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 二、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一个交汇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格局中,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是一个重点工程,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率先推进。
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作者:于菲菲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6年第1期于菲菲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6)01-0001-03一、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常态是高速增长,1978年-2011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7%左右的高速增长,可以说,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
但经济增速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不会持续高速增长。
2012年和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都下降为7.7%,2014年为7.4%,2015年上半年是7%。
所以,目前经济增速正在“换挡”到7%至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经济增速换挡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决定。
高增长经济体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显著减速,这是世界性普遍规律。
第二,中央主动换挡调速。
第三,发展红利明显衰退。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突出的表现为两大红利驱动。
从供给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潜在经济增速。
从需求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出口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
但现在这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成拖累,这必然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
当然,在经济换挡的过程中,GDP不再是惟一的考核指标,但不唯GDP并不是不要GDP,而是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时来实现经济质的增长,质的提高则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
二、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调整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结构调整,本质上是资源要素的重新整合利用,资产重组调整再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旧平衡被打破和新平衡重建的过程。
(一)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是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过去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很快。
从1990年以来,工业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但金融危机之后,工业占比加速下滑,去年只有35.82%,而服务业占比在半被动、半主动之间被提升了。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扩大消费需求?作者:汪伟来源:《人文杂志》2016年第04期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需求在经济转型发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分析了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机遇与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的可行政策。
认为国家政策的空前重视、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引致的“银发经济”构成了中国未来扩大消费需求的四大有利因素;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投融资体制、利率管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制转轨遗留的历史欠账以及其他体制机制问题也构成了扩大消费需求的多重障碍。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可以通过收入、就业、财政、税收、产业与人口政策的改革与调整,破除阻碍消费需求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利用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转型体制机制障碍政策〔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020-09一、引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依赖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外部需求的增长策略成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这种策略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要素价格与资源配置的深层次矛盾。
①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外部需求疲软,再加上“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由于消费需求不振,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多年来高投资积累的巨大过剩产能难以消化,2008年政府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推出的“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计划,使得产能过剩雪上加霜,而资源环境和要素禀赋的约束,也使得高投资、高粗放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分析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机遇与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探寻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政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转变,是政府与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消费需求面临的机遇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率的提升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决定的。
改革评价标准:“两个是否”对“三个有利于”的新发展作者:吴毅君《光明日报》(2017年06月02日11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这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改革全面深化呈现新态势的宏观格局下,提出的关于改革成效评价的重要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处于低谷、党内和国内一些人对改革姓“资”姓“社”产生疑惑等情况,邓小平同志站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科学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提出了检验中国改革甚至判断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和理论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我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利益固化等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一重要论断。
这不但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一脉相承,而且根据时代的变化,更加注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新西部 NEW WEST 2019年11月上旬刊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带领全省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使古老的三秦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陕西振兴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陕西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
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为陕西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阶段。
全省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陕西得以确立。
与此同时,陕西圆满完成了“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任务。
全省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
从1957年开始,陕西在探索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二十年的探索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在此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陕西在探索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
第三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陕西踏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在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迅速摆脱了农产品短缺的局面,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温饱问题。
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地处内陆的陕西向世界敞开了胸怀。
第四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之后,陕西的改革开放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以财税、投资、价格等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按照建设西部强省的要求,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全省经济社会呈现出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GDP增速放缓是经济成熟迹象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随着中国经济成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现已成为“新常态”,但是对硬着陆的担忧被过分渲染。
这一新常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为自身带来好处。
增长放缓有助于中国政府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行调整和再平衡。
报道认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
”邱震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不能用同一个眼光或标准来看待。
有的地方和企业,如果已经开始搭上新经济的轨道,那就活得不错,信心满满;若依然在“旧经济”的模式里徘徊,那就活得很差。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中国经济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但实际上经济转型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始。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根据自身企业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转型之道,已是当务之急。
英媒:中国制造业正靠“机器人”完成新工业革命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广东省是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发动机,2015年创造了6150亿美元的出口额,超过中国出口总额的1/4。
在广东省多数地区,工人的薪资标准约为每月4000元。
据一位企业负责人介绍,由于厂内的劳动条件不是太好,他们不得不支付双倍于上述标准的工资。
因此,四年前该公司开始购买机器人,以代替越来越昂贵的人力。
邱震海:前面的一条点评中我提到,中国的经济转型实际上已经开始。
在广东,这一点尤其明显。
未来五年,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继续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智能工厂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也是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追求的目标。
“中国制造”未来必须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
而在智能工厂里,机器人的使用是超乎想象的。
所以,中国企业家未来在这方面要有更多的转型意识和行动。
美媒:中国移动支付之战日益白热化人人要分一杯羹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无现金的社会,并在这个进程中跳过信用卡。
其旗下研究服务部门“投资参考”对1000名中国城市消费者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在过去3个月中使用了移动支付平台,城市规模、年龄群体或收入水平对人们使用移动支付平台的影响不大。
话题:新动能1.背景/含义背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10月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
从此,“新旧动能”正式进入人们视野。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多领域、跨学科、群体性突破新态势,正在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深入渗透,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历史性交汇,这是当前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一个大背景。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诸多新产业、新业态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呈现技术更迭快、业态多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网络化、发展个性化、要素成果分享化等新特征,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形成。
含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过程中,新动能表现为以创新驱动、技术进步、消费升级为牵引,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标志,以数字经济、智造经济、绿色经济、生物经济、分享经济等为主要方向,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物质生产、流通和交换模式的新生产力。
2.分析必要性:第一,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经济发展必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
传统动能由强变弱,经济发展若想实现健康可持续,就需要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和传统动能的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双引擎”,这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必要条件。
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
应该看到,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落后产能过剩严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传统发展动能的支撑力量在消退。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出来。
随后,在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赋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高的定位,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和提出原因的讨论,主要是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述,焦点是对我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及与之相伴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由之前的高速转为中高速,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也是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原因。
考察经济增速的放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其中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分析是最重要的视角之一。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增速的放缓,是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力量作用使然(简新华、余江,2016;林毅夫,2016)[1-2]。
但至于哪一种因素占主导,则有不一样的看法。
林毅夫(2016)认为,近期增长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而不是内部的体制原因,主要表现为外部需求的下滑。
例证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对我国的进口需求下降,另外,不但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之前高速增长的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增速也有明显下滑,但它们与我们有不同的体制。
而更多地学者认为,内部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占主导。
比如周振华(2016)指出,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速的较快下滑并不是通货紧缩,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并且是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错配”、“要素错配”和“预期错配”[3]。
白重恩(2016)认为,总需求不足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如果总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应该供大于求,劳动力成本不应该增加这么快。
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Jan.2017 Gen.558No.012017年1月总第558期第01期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快速增长,但是,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定在了6%~8%之间,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常态,并且这样的常态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1.中国经济新常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由过去的8%以上的发展速度逐渐下降到8%以下,这样的发展速度将会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我国的要素生产率下降造成的。
过去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转,一些土地政策等等扭曲压低了中国的要素成本。
2.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中国主要是投资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倡导的是创新带动发展,只有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才能够让我国经济保持健康的发展,才能够给经济发展带来好效益和高质量。
所以中国的经济有必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
调查表明,2015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率为12.5%,明显超过了传统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并且生产总值的耗能率下降了4.8%,各个产业技术改造投资出现了持续的发展,同比增长了14.8%。
3.产业结构出现了调整。
2013年是中国经济结构出现转折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是第一产业10.4%、第二产业43.7%、第三产业46.9%。
我国要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就是统筹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第三产业,以第三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要推动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强新产业技术的创新,不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1.人力资本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也逐渐重视教育的发展,并在教育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018年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新经济持续向好、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触底企稳的基础上出现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是,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这种短期超预期企稳的局面并不意味“新周期”的全面开启,中国经济并没有走上持续向好的内生增长轨道之中。
中国经济还没有结束新常态第一,主导中国短期经济走向的核心需求力量——“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在持续的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止住持续下滑的趋势。
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同比回落5.5个百分点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没有企稳,反而呈现出加速回落的态势,尤其是标志市场性增长动力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更为明显。
中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周期的核心力量没有反转。
第二,当前内需企稳是中国持续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物。
14%左右的社会融资增速、接近10%的广义财政赤字率以及持续的大力度的产业扶持政策是中国经济企稳的关键,市场型增长动力在政策力量持续发力进程中并没有完全逆转,中国经济复苏还没有进入到市场自我增长和自我循环的轨道之上。
第三,外部环境的改善也是世界各国同步采取持续性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物。
各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投资增速的反弹、市场预期的稳定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性特征,同时还潜伏着大量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市场性复苏动力在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依然十分脆弱;二是各国虽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改革,但各国生产率并没有摆脱持续下滑趋势的困扰,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动力并没有出现;三是各类贸易指标和投资指标仅仅是对于危机冲击带来的“超调”的恢复性调整,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往趋势性水平之上;四是世界经济本轮危机所面临的收入两极化、生产率低迷、人口老龄化、金融泡沫、国际治理协调等深层次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全球新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新因素的作用下有所恶化,世界经济不仅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型新动力,同时还面临全球刺激政策退出以及新泡沫的冲击。
五是不仅要看到欧美发达国家超常规货币政策对于金融危机的稳定作用,更要看到中国超常规财政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全球贸易和大宗商品复苏的核心作用,中国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不仅会对中国内需带来强烈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需求带来很大的冲击,进而对自身的外部环境带来影响。
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中国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实施。
第四,中国外部需求和政策性需求的改善向内部市场型需求的传递依然存在大量结构性的阻碍。
CPI与PPI的背离、上游价格与下游价格的持续背离、M2与社会融资增速的背离、政府性投资增速与民间资本投资增速的背离、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与中位数增速之间的背离、名义赤字率与实际赤字率之间的背离都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的景气传导存在大量的机制体制性的障碍,市场型内生增长动力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回升,市场性力量替代政策性力量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还需要一段时期。
第五,以积极的产业政策为核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工具的中国经济政策调控空间已经受到债务负担、金融风险和产业空间的强烈约束,难以保持传统的刺激力度,政策性复苏力量已达到极致,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
第六,虽然经过2017年金融整顿和货币政策的再定位,中国金融风险有所缓和,但是地方政府债务在隐形化中的持续扩张、行政性强监管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和创新的停滞、脱实向虚治理中的泡沫轮换、各类不良资产的快速暴露、金融下行周期中风险释放的无序化都决定了控风险依然是未来中国底线控制的核心。
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总体上是政策性的、恢复性的,市场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企稳,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步入到持续反弹的新周期轨道之中。
当前中国经济以下三大特征将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要点:一是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二是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三是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
这些特征也决定了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开启新周期,也没有结束中国经济新常态。
因为新常态的三大本质特征并没有消失:一是增速换挡没有结束。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没有结束。
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没有结束。
从“政策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宏观经济深层次特征虽然说明了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启持续反弹的新周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国经济新常态却步入到了新阶段。
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
第一,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实际增速的企稳和名义增速的快速反弹标志着中国经济摆脱了持续4年的萧条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的核心力量开始由短期周期性力量与中长期趋势性力量的叠加转向中期的趋势性力量,中期趋势性回落的幅度和节奏将随着新发展理念和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落实而不断递减,中期改革红利和人力资源红利的构建决定了市场周期性复苏力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步调和幅度,未来经济增速的换挡幅度和频率将显著低于前5年。
第二,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力量是世界需求大幅度下滑带来的世界不平衡的大调整,中国外需的直线下滑直接终结了中国外需主导的增长模式,外部不平衡快速逆转直接导致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出现萧条,引发中国近20年来最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需求过度回落的缺口,中国利用两轮稳增长政策开启了中国“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使中国经济开始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的“超级大转型”。
但这些超级结构大转型是世界经济再平衡和政府主导下的产物,随着世界再平衡的结构以及不平衡的部分恢复,随着中国稳增长政策的陆续退出,中国结构转换的推动力将发生巨大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结构调整能否顺利从“外部调整”转向“内生调整”从“政策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第三,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
内生的市场型结构转换将是中国新动能转换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10年来的“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在稳增长和控风险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打下了基础,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定的情况以及市场型力量复苏的状况,来决定退出的时点、退出的幅度以及退出的方式。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将是新常态接近尾声的标志。
第五,世界经济将步入到新阶段,中国外部环境也将步入到新阶段。
一是世界经济将在同步企稳的进程中同步开启超常规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经济增速反弹的幅度有限,这决定了中国贸易环境恢复性改善的幅度也将有限。
二是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缺失决定了金融市场将面临阶段性的波动,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依然存在。
因此,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
第六,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
在金融整顿、债务控制以及政策退出的作用下,中国各类杠杆率和债务率的增速陆续见顶,金融快速扩张期将转向下行期。
整体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和释放路径将发生一系列变化,风险控制的重点将从负债端逐步转向资产端,从总量端转向结构端,从快速的增量端转向存量端,从就金融治理金融转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资本外逃和政府信用扩张适度转向流动性风险和监管风险,这些转向将使金融下行期的风险更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
第七,改革将步入关键领域的攻关期和新红利的构建期。
随着新政治经济周期的开启,“四个全面”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压倒性阶段胜利的基础上将逐步将重心转向“全面改革”,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改革必须出台。
改革的路径也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模式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建模式,转向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为经济改革奠定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构建新时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调动各阶层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面深化中构建新一轮的改革红利。
第八,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虽在未来一段时期中技术水平将持续提升、改革红利将逐步显现,但这些因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难以在短期达到较高的水平,难以完全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社会建设加速带来的社会成本上涨、人口红利递减和劳资关系改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带来的环保成本上涨,因此在经济摆脱萧条和低迷之后,并不是经济持续的反弹,而是在成本冲击下的增速缓慢回落和通货膨胀的上升。
2018年正式迈入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正式迈入新常态的新阶段。
当前的弱复苏不等于中国经济步入到稳定的新周期,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结束,中国经济新常态只是步入到新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的核心力量开始由短期的周期性力量与中长期趋势性力量的叠加转向中期的趋势性力量,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期没有结束,但将从“快速回落”的萧条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
1.在稳增长政策部分回调,各类改革措施陆续出台的作用下,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
预计2018年GDP实际增速为6.7%,比2017年小幅下滑0.1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3.7%,2018年GDP名义增速为10.4%,较2017年下滑了0.6个百分点。
2.在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投资趋缓的作用下,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的趋势将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仅为7.3%。
2018年消费保持了持续景气的局面,预计增速为10.5%,较2017年略有提升。
但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速较2017年略有下降。
3.2018年外需改善难以达到新的高度,中国进出口增长进入相对平稳期。
预计2018年中国出口增速为8.5%,进口增速为12.0%,贸易顺差为3587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了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