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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巨大的贡献。
毕节彝族的历史文化为《水西谣》的创作提供了文化渊源。
第三，奥杰阿格的毕节情节。
奥杰阿格虽非土生土长的毕节人，但作为彝族儿女，他对同为彝族聚居地的毕节有着独特的情节。
1996年，奥杰阿格第一次来到毕节，举办了“倾情毕节”个人演唱会。
他被毕节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社会风俗深深吸引，尔后，便经常来到毕节，并创造了许多和毕节有关的作品，如《洛波雅幽》《阿西里西》《索玛花开》《水西姑娘》《水西谣》。
二、毕节彝族民歌《水西谣》的音乐分析（一）曲式调式分析彝族民歌的曲式结构非常丰富，并且，不同聚居的彝族民歌的曲式结构有细微的差异之处。
总体而言，毕节彝族民歌以一段体、二段体，极少使用二部曲式、套曲等大中型曲式结构。
一些彝族民歌会在一段体、二段体的曲式结构中加入半句带有固定唱词的唱段，形成“二截半”的结构。
《水西谣》为典型的二段体结构，层次分明。
从调式的角度而言，彝族民歌的调式调性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不同地区彝族民歌，如滇南、凉山、毕节等地的彝族民歌，在调式、音阶、终止式等方面，具有细微的差异。
毕节彝族民歌的调式以羽调式和徵调式为主，“5、7、1、2、4”为其主要音阶，同时，毕节彝族民歌也有一些特殊音阶，如“降3、降5、降7”等。
《水西谣》的调式总体遵循了毕节彝族民歌的一般特征，同时，也将民谣的调式融入其中，形成了既传统，又时尚的特点。
（二）旋律节奏分析毕节彝族民歌的旋律进行通常采用级进或跳进的方式，级进型的旋律具有优美流畅的特点，跳进型的旋律则具有激昂欢快的特点。
《水西谣》以“1、2、3、6、5”“2、2、3、5、1、3”为主要音阶，将两种旋律进行方式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这种融合式的旋律进行方式，使得《水西谣》在情感表现中有着更强烈的效果，一方面，级进型旋律使得歌曲总体上平稳、舒缓，具有乡间民谣的审美特点，另一方面，跳进型旋律又使得歌曲在抒情部分具有较为强烈的情绪变化，强化了歌曲的情绪色彩。
从节奏的角度而言，毕节彝族民歌的节奏型并不复杂，这和其发展方向有着很大的关系。
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温春来
【期刊名称】《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4(42)1
【摘要】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
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
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
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总页数】8页(P64-71)
【作者】温春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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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贵州水西土司文化的旅游开发粉丝网西土司――贵州曾经存在过的四大土司之一，是统治长达1000多年的政权组织。
如今水西土司的政权统治已经结束，但是彝族仍然存在，他们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他们是贵州唯一建立了国家政权的少数民族。
本文通过对水西彝族土司文化的各方面进行阐述，并对它的旅游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出相关的开发措施，在旅游开发的基础上也做到对历史遗迹的保护。
贵州有一句俗话“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这句话体现了彝族土司存在的历史悠远性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水西文化是指在乌江上游的彝族文化，水西之名，是由元朝时期的彝语“亦奚不薛”音译而来。
千年土司制度维系了水西的和谐、稳定，造就了水西彝族文化，成为国际彝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通过分封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达到有效治理和开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治制度。
贵州彝族土司制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土司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
一、水西土司文化概述水西故地上，很早就有彝族先民古夷人建立的国家政权卢夷国、巴国、蜀国、等。
古史上记载的“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中所指的军队，就是古夷人建立的巴国和蜀国的民族部落的部队。
后来，夜郎国兴起，成为西南最大的国家，一度把水西地区纳入了夜郎国的版图。
据《贵州通志》等史籍记载，水西正式获得中央王朝的任命而建立方国政权，是在蜀汉建兴三年即丙午年(公元225年)，其缘由是因为彝族默部君长妥阿哲帮助诸葛亮南征有功，被蜀后主刘禅封为罗甸王，建立了罗甸方国，主政慕俄格。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两次“改土归流”，才于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彻底结束了水西政权在地方的统治历史。
目前，贵州土司文化博物馆共有三个:一是大屯土司庄园。
是全国仅存的土司文物保护单位。
贵州土司制度1. 贵州土司制度啊，那可真是一段独特的历史！就像一个神秘的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掘。
你想想，在那片土地上，土司们有着怎样的权威和故事呢？比如水西土司，那可是威震一方啊！2. 贵州土司制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制度！它就像一张大网，把贵州的过去紧紧交织在一起。
土司们和百姓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像播州杨氏土司，他们的影响力多大呀！3. 哎呀呀，贵州土司制度，真的太让人着迷啦！它仿佛是一部精彩的大戏。
土司们的兴衰荣辱，不就跟戏里的情节一样吗？思州田氏土司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嘛！4. 贵州土司制度，你可别小看它呀！这简直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那土司们的权力游戏，是不是像棋盘上的对弈呢？比如安顺的土司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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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们治理下的社会是怎样的呢？看看铜仁的土司统治时期就知道啦！6. 哇塞，贵州土司制度，真的超级有意思！就如同一个奇妙的世界。
土司和朝廷之间的关系，不就像拔河一样吗？像安氏土司和朝廷的互动就很典型啊！7. 贵州土司制度呀，这可是贵州历史的重要部分呢！像一座古老的城堡屹立不倒。
土司们的传奇人生，是不是让你特别好奇呢？像永宁奢氏土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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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它我们能看到多少土司的风云变幻呢？比如都匀的土司们留下的痕迹。
9. 贵州土司制度，真的是太有魅力啦！仿佛是一道绚丽的彩虹。
土司们的文化传承又是怎样的呢？看看石阡的土司文化就晓得咯！10. 贵州土司制度，这是多么独特的存在呀！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
土司们的故事丰富多彩，难道你不想深入了解吗？比如遵义的土司历史。
我觉得贵州土司制度是贵州历史中非常精彩且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它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变迁，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铭记。
论六盘水市彝族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李如海
【期刊名称】《毕节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5)004
【摘要】历史上六盘水市彝族的土司制度,其具体形式有则溪制度、营长制度,均为封建领土制度.则溪制度,为元至清初水西安氏彝族土司统治形式,具有政权与族权合一的特点;营长制度,为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具体形式,具有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相结合,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特点.明末清初,由于多民族统一封建集权国家巩固发展,已不容土司制度继续存在,相继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原来世袭土司和土官,改派中央政府任命之行政官员(流官).改土归流后,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均有新的发展.由于境内许多边远地区,流官的行政权力难以覆盖,改土归流不彻底,朝廷仍沿用当地"头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为其巩固统治.
【总页数】7页(P46-52)
【作者】李如海
【作者单位】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贵州六盘水 553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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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叫以列，双水井就在小镇的旁边。
小镇上的人们每天在这里取水，从天亮到天黑、从黎明到黄昏、从出生到死去……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双水井是小镇的母亲！顾名而思义，双水井就是在一个相离不到十米的地方坐落的两口水井，因为两井挨着，所以名叫双水井。
然而，让人惊叹的是，这两口相距不到十米的井，水质又是那么的不同！小镇上的人都是外来户，每家人原来都是江西或是湖广的，因了生计的缘故，跋山涉水，不辞艰辛来到这里，或煮酒、或熬糖、或磨豆腐、或烧砂锅，艰难而苟苟地营生。
而双水井像是一位公平而慈祥的母亲，她用自己的最大能力满足儿女们的不同需求：一口井的水适于煮酒熬糖，一口井的水适于磨豆腐，她为自己的儿女们准备着适于他们自己的营生之道。
小镇很小，文人雅士自然也就不多，不然，像其他地方一样，也可以为这两个神奇的水井起一个雅致的名字：或用四书里的某个典故，扬圣人之文德；或取诗经中的某个意境，表地域之风骚！像杭州的“虎跑”、像济南的“趵突”，泉以城名，城以泉灵！然而，小镇没有，旧时小镇上出的最高功名的人，也只是个举子，因为小镇乏读书的风气，镇上的人们，都是“引车卖浆者流”，所以，双水井还是就将就着叫双水井。
小镇不是为读书而存在的，小镇是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应运而生的！大概在三百多年前吧，卖国贼吴三桂捏造事实，征剿水西，其屠刀所指，山河血染，铁蹄践处，妇孺悲歌，水西大地“千里无鸡鸣，白骨露於野”，为达到其永驻云贵的目的，吴三桂从江西、湖广等地征调大批人民前来水西居住，小镇上的人们，就是从那时起陆续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
初来小镇的时候，每户人家，也就是那么的几个人，有些甚而是孑然一身。
那时的水西大地，虽已改土归流，建制为府，但当地土司制度残存的势力，在这个边远的小镇，还依然存在而且残喘着。
当时小镇就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土目的领地，这个土目在自己的地盘上用手那么轻轻一指：“就那个有两个水井的垭口吧！”就给那些从江西湖广远道而来的流民划了一个小小的天地，供他们在那里生息，让他们把从各自家乡带来的看家手艺都拿出来，成为其谋生的手段，同时也为他官寨里的他以及他的家人提供便利。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一、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
土——土人,即当地人;司——管理;土司——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
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
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
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到明朝时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授予官职一般加一“土”字,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
各省边远地区建立不同于腹地的土司地区,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等。
当官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首领一般称为土司。
土司制度中的土职实际上包括土官、土司两类土目。
土地均由土官所有,他们把土地按人头分给所属的峒民耕种,峒民则每年向土官交纳租税、服劳役。
土官属封建领主,除对中央政权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发外,拥有各种特权。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
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
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
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
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随着土司势力的日益膨胀,中央王朝同土司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日趋尖锐,中央王朝和广西土司之间的斗争时有发生。
元明中央王朝和土司政权采取了一些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制度和措施,使得土司统治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由于土司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各土司之间和土司官族内部的斗争持续不断,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龙场九驿：明代水西地区发展新起点作者：苏慧敏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20年第60期【摘要】元朝“驿道天下”，第一个在贵州设驿站，开展驿运;明代，黔西北驿道交通有了重大的发展;洪武十七年，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在水西境内设置七驿十八站，驿道的开通结束了水西交通闭塞的局面，密切了地方与中央联系，促进了周边交流，活跃了周边商业，使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反映了奢香夫人超于常人的智慧。
【关键词】龙场九驿;明代;水西;奢香一、驿站、驿路的开辟与使用《元史》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中国。
”明朝建立初，统治者就把驿道的整治和建设视为巩固边疆地区的一项重大措施，其所谓“量地理远近，均立邮传……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
为了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明廷在元朝已开通的驿道基础上整修，并开拓支干线，形成以今贵阳为中心，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洪武十五年二月，明太祖谕水西、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沾益各部“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
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
”洪武十七年，贵州宣慰司宣慰使霭翠病故，其妻奢香代袭，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修筑水西驿道。
驿站在古代意义重大，担任多种功能。
驿道并非单指陆路，而是一个完整的水陆交通系统，由国家统一管理，并按日程远近设置驿、站（递运所）和递铺。
《明史·职官》：“凡邮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贵州驿道开设与建成后，政令的上传下达、往来官员的食宿、出征军队的驻守均赖于此。
二、驿站、驿路对水西地区的影响《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载：（考《嘉靖志》云刘氏宣慰使宋诚目也，洪武年间，地方初附，民无凋敝，累岁逋赋，而有司催科，不少假贷，民不堪命。
水西地区刚归附明朝之际物质匮乏，民不聊生。
奢香开龙场九驿，风气大变，贸易渐兴，明人吴国伦《次奢香驿田咏其事》诗：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茸。
国家王权慑服与土司利益博弈——以王阳明水西“三书”为个案彭福荣【摘要】王阳明于明正德初年罪迁龙场驿丞,得到水西安氏土司和各族土民的接纳与庇护,其《谢安宣慰书》和两封《与安宣慰书》展现个人才学人品,凸显国家权力渗延,强化明王朝的治理体系能力,抑制土司权力、利益欲望的膨胀,稳定民族地区的秩序.王阳明与水西安氏土司的政治互动表明:在国家王权慑服下,土司通过利益博彝,保持国家与土司、中央与地方之闻的权力互动与利益均衡.【期刊名称】《青海民族研究》【年(卷),期】2018(029)002【总页数】5页(P19-23)【关键词】国家;土司;王阳明;水西;安氏;“三书”【作者】彭福荣【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涪陵408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8元明清朝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凭依军政势能，促进国家权力渗延，利用土司制度，构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把地方民族首领纳作国家王臣，额以政治、经济和文教等义务，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
在此过程中，我国西南、中南和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尤其首领慑于王权，认同元明清朝续递的国家治统，承担职衔承袭、朝贡纳赋、军事征调和崇儒兴学等义务，换取国家确认其统治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保障自身统治地位和利益，实现国家与土司、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与利益均衡。
明正德初年，王阳明罪谪龙场驿丞，遭际令人同情，学问人品让人钦佩，军政经验亦可师法。
时贵州宣慰使水西安贵荣同情王氏遭遇，敬服其才学人品，破格接遇谪迁同僚，因自身权力、利益欲望膨胀，造成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冲突，试图挑战明朝大一统政治理想，动摇水西地区的国家统治，撰书请教远谪而来的王阳明。
王阳明三次撰书安氏土司，感谢水西土司接遇庇护之恩，利用军政建议，渗延国家权力，及时干预水西土司侵损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消解国家与土司的权力、利益冲突，维系和强化明朝在民族地区的统治秩序，在渗延明朝王权、维系国家统治，形塑民族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
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
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①，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
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②。
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③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④，使边疆趋向“内域化”⑤。
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
……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
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
”⑥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
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
⑧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①二十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
如《贵州土司现状》（《地学杂志》二年（1911）第十八期）、《四川宁员土司调查记》（《东方杂志》9卷4号。
）、《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中亚教会报》1911年9月）、《云南土司一览》（《东方杂志》9卷9号。
）、《土司维新》（《东方杂志》4卷10号）、《改土归流之计划》（《地学杂志》5卷11期）等，作者们大都没有受过学术训练，文章一般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
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②参见朱祖明《中国西南土司问题》（《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童振藻《云南土司考略》（《新亚细亚》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五卷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等文。
③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④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⑤⑥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⑦《禹贡半月刊》1卷1期，5卷5期。
⑧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省对土司的态度等，并总结了明清土司政策的经验与得失，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交通与移民是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
作者以全国土司为研究对象，但对地方社会的状况以及地方文献了解不够，舛讹与片面之处颇多。
但在厘清制度的内容及其沿革方面（这是当时学者们着力的重点），《中国土司制度》较当时的许多论著更为深入和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凌纯声对土司的考察仍然侧重于制度层面，如土司起源、土官品衔、袭职情况等，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指出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
①土司制度研究的另一种取向是注重社会状况的描述。
三、四十年代，一批民族学家深入土司地区，展开细致的田野工作，对土司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作了详实的考察。
1945年，林耀华带领他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写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
嘉戎的四土部和五屯部是主要的考察区域，作者将其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了嘉戎民族的来源、杂谷土司的兴亡、五屯的成立以及四土的历史，并描述了一普通头人怎样利用兵力战争、婚姻关系以及政治手腕崛起为嘉戎地区领袖人物的过程。
相对于作者1944年写成的《凉山夷家》，可以看到作者对历时性研究认识的变化和加强。
②江应梁是一位有着较深历史学功底的民族学家，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度入滇考察，根据这些调查，结合文献材料，他发表了《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③、《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④等论文。
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土司虽无名义义上的政治地位，但是掌握有地方社会的实际权力，他建议健全政府的组织并加强职能。
在后一篇文章中，江应梁根据《云南通志》和一些笔记，考察了云南西部腾越龙陵边区现存土司的沿革状况，又结合实地调查，论述了该地区土司的行政组织，社会结构，土司阶层的知识文化、生活状况以及承袭的有关规定及具体执行情况。
综观这些民族学家关于土司问题的论著，大致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分析则显不足。
并且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现代社会，虽然有的学者也注意历时性研究，但往往偏重于土司的沿革、中央的政策规定等方面，作为描述现实的背景。
总之，尽管学者们抱有怎样使边政同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但民国以前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向化”的过程，却是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文献材料的运用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征引正史、政书以及笔记，地方志特别是府州县志基本上被忽略了。
建国后，土司研究中注重田野调查的传统被放弃，但文献材料方面则有所开拓（主要是地方志受到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学者们力求分析土司地区的阶级分化、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变化等。
土司制度始与何时，特征是什么？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怎么样？其演变、社会属性及历史作用如何？改土归流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
1956年，嘉弘发表了《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⑤，认为土司制度奠定于元代，根源可上溯自秦汉之际，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
作者注意到了改土归流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果中央能全部控制某地某族，即有所谓改土归流之制，各种设施，包括文化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全部风习社教，均要符合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图。
实质上，就是进行了反动的民族‘同化’”。
1963年，江应梁在《略论云南土司制度》⑥中指出，土司制度渊源于汉武帝时，元代初具规模，明代正式形成，并认为“土司制度只能是适应于封建领主制经济的政治制度”，从主观动机讲，应该否定，从客观效果讲，又有着消极和积极错综复杂的局面。
由此在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土司的含①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②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二期，民国三十六年六月。
③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④这篇文章先发表于益世报史学周刊第九、十期，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后收入江应梁著《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珠海大学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版。
⑤《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2期。
⑥《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期。
义、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的论争。
学术界大都同意土司社会属于封建领主制，但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制度也可以在奴隶制或末期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
而尤中则认为土司制度不只在各少数民族内部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还必须从它是封建王朝的一种民族政策的角度来考察①。
对土司地区的社会性质、状况及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性研究的有胡庆钧等人。
在《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中，胡庆钧考察了水西奴隶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奴隶来源、生产力状况、社会等级分化以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等，并分析了卫所、屯田、儒学、汉人奴隶对水西社会的影响，描述了“水外六目地颇为汉俗”以及逐渐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化的情景。
②范同寿也注意到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变迁，他认为明中叶以后，汉民移入，地主制经济发展，土司制度失去了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于是有改土归流之举，改流解放了原土司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③建国以来关于土司问题的研究中仍然有偏重于制度探讨的取向，并且较民国时期更为全面和深入。
这些著述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可忽视。
1958年，江应梁发表了专著《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④，在对文献材料进行考辨的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土官土司的来历、族系和两者之间的差异、贡赋情况、羁縻制的特征以及明代在云南设置大量土职的原因，并指出土官土司的分布区域及其疆界的变动情况，最后对滇省土官土司进行全面统计，列举出三百多家各种品衔的土职。
对制度探讨最为深入的论著当推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⑤。
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传统中国的南方民族政策史，作者从对秦代以来中央央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施政方针中探明土司制度的渊源，论述其发展及衰微的过程，并对土司制度下的贡赋、人口、兵役、土地制度及文化政策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作者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过程大致是：渊源于秦、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不断得到充实；正式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和清初；清雍正改土归流后，则逐渐衰微。
”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是一部学术性和资料性的著作，作者统计了元明清时期设于全国十个省区的2569家土司，并考订了其地望、族属、世系以及发生的大事等。
⑥以上简要回顾了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史。
笔者认为，尽管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历程并没有受到忽视，但这种探讨要么集中于作者当时的社会（民国时期的研究），要么就流于空泛，甚至用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来代替历史过程（建国后的研究）。
这些显然妨碍了我们对土司社会的深入认识。
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非中国”或者“化外”的地区，逐渐失去其“蛮夷”色彩，在不同的场景中以及在不同观察者的眼里，时而“化外”，时而“等同与中州”，最后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内地”，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其背后的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有何意义？较之于民族国家等在近代西方产生的概念，当我们用内地、非中国、新疆、羁縻、向化等中国本土的话语去理解中国历史时，可以获得什么启示？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土司制度研究所不关心的，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二、方法、思路与材料①参见杜玉亭：《试论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1期）；张永国：《也谈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3 期；尤中：《简论“土司制度”》（《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5 期）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