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

31.甲要在某市购买房屋。

但是根据该市的政策，需要在当地交税满一年才能购买，但甲不符合要求。

与甲相识的乙（非国家工作人员）声称，能够找到税务部门的人帮忙提前办理房屋购买手续。

乙又转委托中介丙（非国家工作人员）办理。

丙最终找到税务局工作人员丁办理房屋购买手续。

丁帮助甲提前办理房屋购买手续后，甲一共给了乙50万元，让乙留下20万元作为感谢费，剩下30万元由乙转交给丁。

乙拿了其中20万后，交给丙30万让其转交给丁。

丙假意答应，但是后续只给了丁10万元，丙自己留下20万元。

关于甲、乙、丙、丁的行为性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单选）（）A.甲构成行贿罪，行贿金额为20万B.乙与丙成立行贿罪的共同犯罪C.丙构成行贿罪和诈骗罪，应当数罪并罚D.丁构成受贿罪，受贿金额为10万参考答案：A解析：A项错误。

就行贿罪而言，甲对丁构成行贿罪既遂，行贿金额为10万元。

首先，甲构成行贿罪的既遂。

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在本案中，甲为谋取“提前办理购房手续”的不正当利益，让乙帮忙打点关系，属于通过第三人将财物交付给国家工作人员丁，成立行贿罪。

丁帮助甲提前办理房屋购买手续，甲的不正当利益得以实现。

其次，甲的行贿金额为10万元。

关于甲的行贿数额，甲让乙交给丁30万元用于打点关系（行贿），说明甲的本意是行贿30万元，但最终丁只收到了10万元现金，因此甲的行贿数额仅是10万元。

有同学可能认为，甲对于另外的20万元也成立行贿罪既遂。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20万元最终被丙收下，自始至终都没有交到国家工作人员丁手中。

换言之，该20万元根本不可能影响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因而不应该将该20万元认定为行贿数额。

B项正确。

首先，乙与丙构成行贿罪的共同犯罪。

乙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让丙帮忙找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丁打点关系，乙、丙有共同给丁行贿的故意，成立行贿罪的共同犯罪。

历年真题中，有类似的真题（题号2101044）：赵某的丈夫刘某因职务犯罪被监委留置，与赵某相识的甲声称可以把刘某“捞出来”，赵某于是委托甲帮忙打点关系。

收受干股并获取分红其受贿数额如何计算案情简介某甲，中共党员，某市副市长。

2000年，某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某乙谋取利益。

2002年5月，某甲与某乙约定收受某乙公司10%干股，价值100万元，但未实际转让。

在此期间，某甲共获取分红9万元。

直到2004年11月，某甲退休后才实际将股份转让并登记至自己名下，此时股份价值为120万元。

在登记转让后至案发前，某甲又获取红利5万元。

分歧意见在收受干股行为中，对起先不实际转让股份并获取分红，后又登记转让股份并继续获取分红，应如何认定受贿数额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某甲受贿数额应计算为：股份未实际转让期间，分红数额9万元为受贿；股份转让时，股份股值120万元为受贿。

因此，受贿总额为129万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转让行为距受贿行为2年之久，此时，干股价值已由100万元上升至120万元，若以转让行为时的120万元认定某甲的受贿数额，则完全脱离原本的受贿行为。

在开始未转让股权后来又登记转让的情况下，登记行为可以视为对未实际转让股权的一种事后追认，具有溯及力，即先前的收受干股虽未实际转让，但同样具有转让之效力。

所以，本案中某甲受贿干股数额应认定为100万元，而不能将正常的市场涨幅20万元作为受贿干股数额。

综上分析，某甲受贿数额应认定为114万元，包括两次的分红所得。

第三种意见认为，某甲的受贿数额应当认定为100万元，此后两次分红获得的14万元红利和股份增值20万元均应当作为受贿孳息。

评析意见笔者赞成上述第一种意见，即某甲的受贿数额应为129万元。

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在收受干股型受贿中，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实践中，认定收受干股型受贿及其数额，应当遵照上述规定执行。

陈某等受贿案—以公司合作的形式拿钱是否构成受贿罪【裁判要旨】1.国家工作人员虚假设立公司，利用职务之便，迫使对方与该公司合作，以利润分成的名义索取巨额钱财，其行为符合受贿罪中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构成受贿罪；2.受贿罪是否成立应由受贿者本人的认知状况决定，行贿者对财物归属的认知状况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3.收取贿赂后，受贿犯罪已经完成，行为人事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并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案号】（2005）衢中刑初字第47号；（2006）浙刑二终字第33号【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

因本案于2005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某某。

因本案于2005年8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5日被逮捕。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王某某犯受贿罪，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王某某案发前分别担任浙江省衢州市文化局（2005年7月起更名为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社会文化处处长，兼任2004年、2005年衢州元宵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成员。

2004年至2005年春节间，被告人陈某、王某某先后利用自己负责衢州市2004年、2005年元宵灯会彩灯制作的招标和管理职务之便，共同向承接彩灯制作业务的四川省自贡市众鑫实业公司、德力西集团自贡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公司）负责人吴某某索取贿赂人民币75000元，予以平分。

期间，陈某还单独收受吴某某所送贿赂2次，计人民币4000元。

在筹办衢州2005年元宵灯会过程中，被告人王某某还趁自己代表衢州市文化局与自贡公司洽谈业务、签订彩灯制作合同之机，向该公司负责人吴某某提出衢州市本地有公司要与其“合作经营”2005年元宵灯会。

吴某某迫于无奈，答应了被告人王某某的要求。

随后，被告人王某某便个人出资，以其侄子王某、妻子傅某为挂名股东，向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衢州市天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公司），然后让王某出面以天然公司的名义与吴某某“合作”。

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最⾼⼈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有关部门就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征求最⾼⼈民法院研究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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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问题由来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前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均按参与额量刑往往导致罪刑失衡，此时，能否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审判实践中争议较⼤，有关部门遂向最⾼⼈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主要争议问题⼀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

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所得额”⽽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种意见认为，根据⽴法精神及“部分实⾏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经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贿⼈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且按照各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

主要阐释如下：1.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关于共同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问题，我国⽴法和司法的做法不⼀。

在⽴法上，1952年《中华⼈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朗确规定贪污共犯⼀律根据个⼈所得数额处罚。

日本刑法初订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至今发生很大变化，其中分则中变化最大、最为复杂的，则是贿赂罪的有关规定。

日本刑法原先规定的贿赂罪，仅含刑法第197条的单纯受贿罪、加重受贿罪和第198条的行贿罪。

1947年，经对第197条修改，增加了受托受贿罪和事前受贿罪、第三者供贿罪、事后受贿罪四个罪名。

1958年，新增了斡旋受贿和斡旋行贿两罪，完善了没收、追缴贿赂的有关规定。

1980年，提高了斡旋受贿等罪的法定刑。

在日本刑罚体系中，没收属附加刑，是指法院对与犯罪有关的一定有体物所有权的强制剥夺。

受贿人将贿赂返还给行贿人的，对行贿人实施没收。

追缴不是刑种，它在没收不宜的情况下适用，主要有三种情况：（1）演出、服务等非有体物本来就无法没收；（2）贿赂被收受后已经消费、灭失；（3）与他物混同或已转移于不知情的第三人所有。

至于追缴的数额，从判例来看是以行为时的价值计算。

（一）单纯受贿罪所谓单纯受贿罪，包含受贿罪和受托受贿罪，为日本刑法197条1项所规定，即“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处5年以下惩役。

其中，接受请托的，处7年以下惩役。

”犯罪主体是公务员或仲裁人。

公务员包括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职员以及依照法令从事公务的议员、委员和其他职员。

所称职员，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的事务管理人员，不包括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仲裁员是指依法行使仲裁职权的人，不包括其他在仲裁进行前后起斡旋作用的人。

所谓收受，是指愿意接受并取得贿赂。

贿赂为财物时，表现为对财物的占有；贿赂为利益时，表现为实际上已能享受这一利益。

收受时间在行使职务以前还是以后，不影响受贿的性质。

所谓要求，只要一方提出即可，提出要求的时间为既遂成立之时，即使没有答应要求，本罪亦成立。

所谓约定，是指双方就收受贿赂的意思已达成一致。

约定一经达成，即使后来一方提出解除约定的意思表示，亦不影响本罪成立。

由于本罪是故意犯，主观上的贿赂性认识是必要条件，因而如果确信是“正当的要求而非贿赂”而加以收受，本罪不能成立。

《刑事审判参考》分类索引：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分类索引——刑法分则篇之一：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编者说明1.由于同一案例可能涉及贪污、受贿等数个罪名，因此同一案例可能在不同罪名归类中多次出现；2.指导案例连载的时间跨度长达16年，在此期间，由于刑法、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颁布、修订和变更，案例的指导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本文所涉及章节的犯罪，新增了很多相关罪名，变化更为明显，请各位同仁相加比较、区分，灵活运用指导案例；3.指导案例编号与所在期刊号的对应关系请查询附后目录；4.由于原刊物案例编号存在错误且进行了修正，导致【第1019号】和【第1020号】分别在总第99集和总第100集各出现了一次。

为加以区分，我将之标注为【第1019号】（总第99集）和【第1019号】（总第100集）；【第1020号】（总第99集）和【第1020号】（总第100集）。

贪污贿赂罪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9号】陈贵杰等贪污案——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第30号】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第63号】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 【第79号】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83号】陆建中被控贪污案——律师事务所主任将名为国有实为个体的律师事务所的财产据为己有不构成贪污罪【第124号】徐华、罗永德贪污案——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资产真实情况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如何处理?【第125号】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第136号】宾四春、郭利、戴自立贪污案——如何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6号】于继红贪污案——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第275号】胡启能贪污案——截留并非法占有本单位利润款的贪污行为与收受回扣的贪污行为的区分?【第292号】胡滋玮贪污案——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第311号】江仲生等贪污案——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理解与认定?【第312号】尚荣多等贪污案——学校违规收取的“点招费”能否视为公共财产?【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第355号】朱洪岩贪污案——租赁国有企业的人员盗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处理【第377号】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454号】陈焕林等挪用资金、贪污案——无法区分村民委员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款项性质的如何定罪处罚【第462号】高建华等贪污案——使用公款购买房屋构成贪污的，犯罪对象是公款还是房屋【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642号】钱银元贪污、职务侵占案——如何理解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第692号】黄明惠贪污案——利用受国家税务机关委托行使代收税款的便利侵吞税款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710号】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第771号】李成兴贪污案——社保工作人员骗取企业为非企业人员参保并私自收取养老保险费的行为，如何定性【第786号】刘某贪污案——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第871号】黄友强贪污案——在不同证据所证内容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案件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1016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受贿罪【第三百八十五条】（编者注：考虑到关联性，其中包含3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第一百六十三条】）【第14号】翟鲁光受贿案——银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如何定罪？【第15号】刘群祥被控受贿案——索要正当合伙承包经营的分成不构成受贿罪？【第30号】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第32号】余永恒受贿案——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应如何掌握具体处刑? 【第38号】张德元受贿案——对受贿犯罪分子应如何适用刑罚?【第64号】陈晓受贿案——事后收受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 【第113号】王海峰受贿、伪造证据案——受国有公司委派担任非国有公司诉讼代理人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8号】姜杰受贿案——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慰问金”的行为如何定性?【第257号】蒙某受贿案——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赞助费”不征应征税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320号】杨志华企业人员受贿案——筹建中的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财物的能否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第335号】曹军受贿案——对于依照公司法规定产生的公司负责人能否认定为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第340号】李葳受贿案——利用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发房地产的职务便利要求合作单位为其亲属提供低价住房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第384号】胡发群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要高额投资回报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399号】钱政德受贿案——在国家机关设立的非常设性工作机构中从事公务的非正式在编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第407号】方俊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以“劳务报酬”为名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受贿【第470号】马平、沈建萍受贿案——以房产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犯罪敷领认定问题【第562号】梁晓琦受贿案——收受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未出资而委托他人购买股票获利是否认定为受贿【第584号】周小华受贿案——特定关系人在受贿案件中的认定问题【第585号】蒋勇、唐薇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行为【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595号】张留群受贿案——村民组组长依法从事公务的认定【第607号】汪光斌受贿案——没有利用查禁犯罪职责获取的线索可以构成立功【第608号】李万、唐自成受贿案——国有媒体的记者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第693号】黄长斌受贿案——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还能否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构成受贿罪【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707号】沈同贵受贿案——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他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的阻止行为仍构成立功【第724号】朱永林受贿案——如何认定以“合作投资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第754号】陆某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情人职务上的行为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第806号】吕辉受贿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管员为医药销售代表“拉单”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23号】渚明剑受贿案——法院如何审查受贿案件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第855号】杨孝理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分别在国有独资公司委派到国有参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改制为非国家出资企业任职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84号】周龙苗等受贿案——非特定关系人凭借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挂名”取酬并将财物分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是否构成共同受贿【第885号】雷政富受贿案——以不雅视频相要挟，使他人陷入心理恐惧，向他人提出借款要求且还款期满后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的，是否属于敲诈勒索以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授意他人向第三人出借款项，还款义务最终被免除的，是否属于受贿【第937号】陈凯旋受贿案——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委派到市、县、乡、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的人员是否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第959号】宋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如何认定国有控股企业中一般中层管理干部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第960号】高世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村自行修建道路中收受他人贿赂的，如何定一性【第974号】章国钧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第975号】胡伟富受贿案——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房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第1017号】周标受贿案——案发前主动退还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处理以及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制作何种文书【第1018号】卫建峰受贿案——如何认定公司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第1019号】（总第99集）凌吉敏受贿案——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租房屋，所收取的租金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第1020号】（总第99集）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第1040号】尹某受贿案——如何审查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不同期间所作供述的合法性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四条】【第13号】苏豫鲁挪用公款案——二审宣告无罪的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第31号】韩义昌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案——滥用职权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公款出借搞“资产解冻”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55号】陈超龙挪用公款案——以假贷款合同掩盖挪用公款的行为如何定罪?【第63号】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 【第75号】王正言挪用公款案——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第79号】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194号】梁某挪用公款、张某挪用公款、盗窃案——如何通过客现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7号】万国英受贿、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借用下级单位公款进行营利活动、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第326号】歹进学挪用公款案——工商营业执照上标明的企业性质与企业的实际性质不一致时如何确定企业性质【第333号】丁钦宇挪用资金案——材民委员会成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借用村集体资金或者将村集体资金借给他人使用的，能否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第356号】冯安华、张高祥挪用公款案——多次挪用公款的如何计算犯罪数额【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406号】刘某挪用公款案——国有公司长期聘用的管理人员是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502号】张威同挪用公款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510号】马平华挪用公款案——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原国企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如何认定【第574号】杨培珍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便利将关系单位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用于清偿本单位的债务，同时将本单位等额的银行转账支票出票给关系单位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第1016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行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787号】袁珏行贿案——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他人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人行贿的事实，能否认定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第1020号】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私分国有资产罪【第三百九十六条】【第125号】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第293号】张金康、夏琴私分国有资产案——如何区分变相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与违反财经纪律超标准、超范围发放奖金、福利等行为的界限？【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第377号】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939号】徐国桢等私分国有资产案——在仅能由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能否认定非适格主体与单位构成共犯渎职罪编者注：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罪名修改为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罪名，第164号之前的相关指导案例均为变更罪名前的案例，请谨慎参考滥用职权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第31号】韩义昌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案——滥用职权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公款出借搞“资产解冻”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第327号】包智安受贿、滥用职权案——滥用职权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第563号】张群生滥用职权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出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罪【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玩忽职守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第14号】翟鲁光受贿案——银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如何定罪？【第16号】王文强玩忽职守案——行政机关的行政罚没款能否认定为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第46号】林世元等受贿、玩忽职守案——玩忽职守罪适用法律时效应如何理解?【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第294号】龚晓玩忽职守案——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其他渎职犯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第三百九十八条】【第210号】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辩护律师将在法院复制的案件证据材料让被告人亲属查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第258号】李宝安、昝旺木、李兴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利用中考命题工作的便利将考前辅导内容作为中考试题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四百零二条】【第209号】丁锡方彻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认定询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否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四百零四条】【第809号】杜战军徇私舞弊不征税款、受贿案——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的认定及损失数额的计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四百零六条】【第270号】高原、梁汉钊信用证诈骗，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如何理解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客观要件?违法发放林木采代许可证罪【第四百零七条】【第694号】李明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如何判断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与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第四百一十五条】【第100号】张东升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边防检查人伪造入境记录的行为如何定性?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第四百一十七条】【第129号】杨有才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参与案件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借用人员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第186号】李刚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执行法官能否成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第357号】潘楠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贿案——帮助逃避行政处罚的行为能滞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徐剑【摘要】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期刊名称】《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1)001【总页数】11页(P62-71,77)【关键词】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考察【作者】徐剑【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8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392自新刑法以专章规定贿赂罪以来，学者对受贿罪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正是这些理论成果，推动了我国立法对受贿罪不断完善，从而提高了司法实务的可操作性。

尽管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规定越来越完善，对受贿罪的研究越来越具体、细化，但是由于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取决于构成要件要素、刑罚体系以及罪刑关系的配置状况，［1］而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对受贿罪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直接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在认定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争议，从而限制了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而通过分析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提高人们与受贿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有助于正确认识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要件，推动受贿罪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区分此罪与彼罪，界定好受贿罪的犯罪圈；有助于为法官正确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王继亮受贿案辨析XX，某区环保局副局长（分管下属环境监察支队），中共党员。

2016年7月，某工程项目被辖区环境监察支队处以行政罚款20万元，项目老板李某请托甲某帮忙协调，并送予甲某好处费5万元，后甲某通过向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张某打招呼，使张某撤销了对该工程项目的行政处罚。

对于甲某收受李某5万元好处费的事情，张某并不知情。

XX的行为属于普通受贿行为，应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涉嫌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在审查调查期间，对于甲某、乙某和丙某的涉嫌违纪违法行为，应分别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等规定，分别给予其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

【评析意见】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党员、公职人员，应当依照党纪处分条例和监察法等法律法规，给予其相应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一、如何区分普通受贿和斡旋受贿普通受贿和斡旋受贿是受贿罪的两种类型，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八条分别作出了规定，其中，普通受贿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斡旋受贿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实践中，由于认定二者的方式不同，裁判所援引的刑法条款亦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第一，从职权行使的角度来看，普通受贿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相关行为。

而斡旋受贿则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相关行为。

对于如何区分上述两种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3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此有明确规定。

第二，从所谋取的利益来看，普通受贿要求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既包括正当利益，也包括不正当利益。

谈谈受贿罪论文腐败问题是古今中外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再加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也有待提高等原因，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腐败现象在短时期内不仅难以根治，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增多，受贿犯罪逐渐成为一种易发多发的腐败犯罪。

法制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使受贿犯罪的行为人在充分了解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采取种种办法逃避法律的制裁，以致受贿犯罪呈现出了手段隐蔽、形态多样等特点。

受贿罪的主体、对象、行为表现等构成要件方面都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有的行为根据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可以定性，而在有些问题面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则显得比较原则和简单。

怎样对日益复杂的受贿现象进行合理的定性和刑罚处罚，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受贿罪理论概述受贿罪的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

因制定上述刑法时对受贿罪的认识不够深入，此次立法规定不能适应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通过一系列决定、司法解释对受贿犯罪进一步加以完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新鲜出炉，才阐述了受贿罪的完整概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受贿罪的概念，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

当前对受贿罪概念的表述或者说是规定，较以往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也不是尽善尽美。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立法、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中。

【监察实务】10种新型受贿犯罪形式来源|方正出版社作者：陈国庆10种新型受贿犯罪形式01交易型受贿一是低买型。

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情形。

交易型受贿犯罪中，低买型最为常见多发，其中低价购房行为近年来尤为盛行。

二是高卖型。

即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情形，这种逆向高卖的交易行为也是近年来受贿犯罪的新动向。

三是其他类型。

如通过增设中间交易环节获利、以物(低价)易物(高价)等方式受贿。

02干股型受贿干股型受贿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干股已转让的情况。

即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另外一种是干股未转让的情况。

“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也就是说股权未转让情况下，以所得分红、红利数额为受贿数额。

实际上，股权未转让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的所谓的“红利”，许多情况下不过是请托人行贿的借口和理由，实质跟普通财物的行受贿无异。

03合作投资型受贿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参与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由请托人垫付资金，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事后并未归还请托人的垫资，且不实际参与经营而获取经营利润。

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合作投资，国家工作人员也真实出资，但不实际参与经营而获取利润的。

三是由请托人垫付资金，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不实际参与经营而获取经营利润，并以利润归还了请托人的垫资。

四是由请托人垫付资金，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实际参与经营而获利，事后归还了请托人的垫资。

04委托理财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未实际出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所谓的投资收益，变相收受他人财物的。

张明楷：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来源：《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限于篇幅，注释略，详见原文。

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张明楷摘要:“ 为他人谋取利益”旨在说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对价关系;“ 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他人”包括行贿人、行贿人所指示的第三人以及单位,“ 利益”包含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将“ 为他人谋取利益”限定为客观上实施了谋取利益的具体职务行为或者解释为主观要件要素, 不具有合理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最低要求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先没有约定, 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收受作为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的财物的, 成立受贿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 除刑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应当与受贿罪实行并罚。

关键词 :受贿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立法理由;事后受贿 ;数罪并罚一、“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立法理由刑法第385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

”“ ……的, ”表明该条文对一种罪状(或具体犯罪的一种情形)的表述已经完结;如果“ … …的,”后面还有其他表述, 则是对另一罪状(或具体犯罪的另一种情形)的表述, 而不是对前一罪状的补充或递进说明。

由于该条所规定的“ 索取他人财物”后使用了“ 的,”这一表示罪状已经表述完结的标识, 故索取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的, 不要求“ 为他人谋取利益” 。

为什么刑法条文对索取财物构成受贿罪的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呢? 回答这一问题, 有利于理解受贿罪中的“ 为他人谋取利益” ;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必须以受贿罪的法益为根据。

关于受贿罪的法益, 存在形形色色的学说, 但本文认为, 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作为受贿罪的法益, 最有说服力。

正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所言:“ 国家的作用即公务, 必须得到公平地执行。

第1篇一、案件背景陈立新，男，汉族，1975年1月出生，原系某市某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2019年，陈立新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

经审理，陈立新被认定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二、案件事实陈立新在担任某市某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具体事实如下：1. 2014年至2016年期间，陈立新在审理某公司破产案件过程中，明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有偿还能力，却故意判决该公司破产，导致刘某公司财产被无偿处置。

事后，刘某为表示感谢，送给陈立新人民币五十万元。

2. 2015年至2017年期间，陈立新在审理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故意偏袒开发商，判决购房者赔偿开发商人民币二十万元。

事后，开发商为表示感谢，送给陈立新人民币二十万元。

3. 2016年至2018年期间，陈立新在审理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故意判决该公司败诉，导致该公司损失人民币八十万元。

事后，该公司为表示感谢，送给陈立新人民币八十万元。

三、法律分析1. 陈立新构成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陈立新在担任某市某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2. 陈立新受贿金额巨大，应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受贿数额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陈立新受贿金额共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属于数额巨大，依法应从重处罚。

3. 陈立新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陈立新在被调查期间，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职务犯罪司法认定的几个问题作者：李德智杨晶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9期【关键词】职务犯罪；司法认定一、基本案情罗某系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审查医疗卫生报销单据，因晋升未如愿，遂厌倦工作并心存报复。

在一次审查医疗卫生报销单据中，罗某发现退休人员王某在报销医疗费用时，欲利用伪造报销单据增加报销费用，骗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

罗某虽已察觉但故意不知情，审核通过了此次医疗报销凭证。

王某则顺利骗取了社会医疗保险金10000万元。

事后，罗某以欲揭发王某为由向王某索要5000元人民币。

王某却以欲告发罗某索要赃款为由，拒绝给付。

经检举，案发。

二、问题的焦点（一）罗某行为如何定性？（二）二人骗取保险金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三）事后索要钱款行为是索贿型受贿还是敲诈勒索，既遂还是未遂？三、评析意见（一）罗某行为如何认定？第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本案中，对于罗某的审查过程中，对虚假证明凭证加以确认的行为，应当直接以保险诈骗共同犯罪正犯论处。

笔者不同意此观点。

首先，此处所规定的犯罪主体是确定的即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三类，而罗某系一般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上述职务，不属于该类主体；其次，客观方面表现为主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罗某行为也并不符合立法本意。

第二种意见认为，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主要观点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合同应当作为一种特殊合同加以认定，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但是，本案中的社会医疗保险合同是国家作为一项社会保障措施，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带有公益性、基本性、覆盖广泛性、自愿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合同”。

而且从投保人角度看，也是由不同的主体缴纳的，即一般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缴费义务，并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在商业领域中签订、履行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