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裁判第一人舒鸿先生的体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竺可桢体育教育思想在浙大的实践　张洋波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竺可桢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竺可桢在青年时期逐渐认识到体育对个人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　重要的作用，于是，体育思想便成为他日后作为一个教育家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并在他执掌浙江大学校长的十年里，矢志不移地　倡导并践行体育教育，为浙大的体育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竺可桢体育思想体育教育　实践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９６８２（２０１０）０７—００５４—０２　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字藕舫，浙江上虞县人，我国著名　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　务。其自幼好学，且学贯中西，是我国地理学、气象学的奠基人，　在教育领域也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财富，特别是为浙大创立　的“求是”精神独树一帜，为以后的浙大学子引以为豪。“求是”　精神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核心。对于竺可桢在科学方面尤其是气　象学和地理学方面，人们探讨的比较多，他的教育思想也为学界　所重视。竺可桢的体育教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方面，笔　者不揣浅尝，试从他的执掌浙江大学校长１　３年进行的体育教育　实践作一些探讨与梳理。　一、源于对体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竺可桢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固然有诸多的因素，其中对体育　教育的作用的深刻认识，这是首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青年时　身体单薄的竺可桢，便遭到同学的讥笑和挖苦。在上海澄衷学堂　读书时，胡适认为他活不过２Ｏ岁，听到此话后，竺可桢非常气　愤。由此，他便痛下决心，在刻苦学习之余，坚持锻炼身体，而　且持之有恒，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练成一副好身板。姑且不论　竺可桢当时的身体素质如何，也不管胡适当时是与竺可桢开玩笑　还是危言耸听，但是正是胡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使得竺可　桢开始重视体育锻炼。这在他日后的求学以及工作中均有体现。　随着竺可桢对体育的重视，其认识也逐步加深。在哈佛读博　士期间，就发表过《中国人之体格》一文，其认为“中国人的体　育与世界他种人类之体育相较，居于何种之地位？此一极有趣亦　极重要之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尊严的问题，并引述英美两　国专家调查的部分关于人体形态方面的资料，来研究我国与英、　美、日、菲等国青少年和成人的形态及其综合比较，希望引起国　内各界注意，并且呼吁：“望吾国之教育家，体育家之急起而谋。”　还在《学生之卫生》中写道：“学子之所以宜求卫生，操练体魄　者非徒为一己之幸福而已，亦所以预防将来为国家御敌，而尽国　民惟一之天职。”可见，竺可桢对体育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有助于　个人的身体健康，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青年一代的身体素质与　国家民族密切相关，于是，他高瞻远瞩地把体育教育事业和国家　民族的安全与发展相联系，并在执掌浙江大学校长后把体育教育　思想融入到他的办学当中去。　二、在浙大进行体育教育的实践　源于对体育作用的重要认识，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校长后，　其体育教育思想便有了施展的舞台。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在　一次新生谈话会上说：“吾人也不希望大家皆能成为选手”，惟深感　“国人因不喜运动，故年逾三十即形老废，影响个人、国家甚大。”　可见，他语重心长，并不倦地循循善诱学生，养成运动的习惯。竺　可桢对于体育，不止于口头上重视，而是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　在软件设备与硬件设施两方面开展体育教育的建设。　１．延揽人才，坚持开展体育教育。　要开展体育教育，就必须具备人才和设备这两个方面。于是。　竺可桢开始聘请体育教育方面的人才，并且“为请名师主持体育，　竺可桢聘请的一位体育教授是全校教授中薪金最高的。”可见作　为浙大校长的他对体育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不惜以重金延揽体育　人才。舒鸿教授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正因如此，浙大便云集　了各学科著名学者、教授，不仅提高了学校体育运动水平，还平　衡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抗战爆发后，迫于战乱，浙江大学进行了内迁的征途。时局　动荡，当时有学生代表为了不上体育课而见竺校长，声称学生代　表会议已两次决议，要求不上体育课。竺可桢听后便谆谆教导，　明之利害，晓之以理，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事一方于学生健　康有益，一方为国家法令势在必行，如全体不上体育，即全体停　课亦在所不惜。”同时，竺可桢为了加强体育管理，教务处下直　辖体育课，切实规范体育教育的秩序。在战火纷飞，学校不断西　迁的艰苦条件下，竺可桢仍按１９３５部颁《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　要》的条例严格执行，并且规定全体学生都要参加课外体育运动，　还对学生提出要求：“体育课对浙大学生不是无足轻重的，体育　课缺课超过限额或者考试不及格者必须补修，否则即使其它学分　都修满也不能毕业。”竺可桢雷厉风行，在他的高度重视下，在　如此艰难的岁月里，浙大的体育教育仍然持之以恒地进行着。　２．设立体育系，完善体育教育硬件设施。　鉴于抗战胜利前，浙大尚没有体育系的建制。１９４６年浙大迁　返杭州后，设立体育系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时年初，“校务会　议专门通过决议，在部拨经费条件下，拟设置哲学系、森林系、　体育系、艺术系……等。”为促进学校体育的开展，１Ｏ月特“增　设体育委员会”，“增加课外活动（体育、音乐）和师生接触（如　星期旅行）等措施。”体育系的设立，完善了浙大的学科课程体　系，对学校的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成立相关的体育组织，激发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为　增进师生之问的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增　强体质，又可以融洽师生关系。　竺可桢是一名运动健将和行家，当然知道运动场地是开展各　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必备条件。因此不管是在西迁的艰苦条件下，　还是在返杭后，都因地制宜，竭力为学生们创建一些最基本的体　育设施。他在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８日的日记中写道：“由将台山下达　南星桥再至万松岭，觉工学院勉强已可建筑，惟嫌无草地操场及　

台纵横　—　丽　丽　年会体育部主任。１９２６年董守义发起组织天　

津体育协进会，任会长。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３日，　

董守义与世长辞，终年８３岁，他一生献身于　

体育，被尊称为“中国篮球运动之父”。　

二、董守义的主要体育实践活动　１．留学期间为国争光。１９２３年５月下旬，　

董守义被青年会推荐到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　

德市的春田学院进修。在春田学院的７００个　紧张的日夜，他以自己勤奋和才能，证明了黄　事业的时候，很多人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就连　

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后来，我　

逐渐领悟到，体育运动除了拥有提升身体和　

心理健康的价值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培养　

如何做人。这是一个可以活到老干到老的事　

业，因此才下了决心一生干体育工作。　

２．“不论胜败、只求进步”的体育竞技观。　

董守义亲身经历过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历练　过程，可以说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运动场上　

篮球作为中国最为普及的运动项目之　

一，随着易建联、林书豪加入ＮＢＡ，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爱上了篮球。可是大多数人关心的　

是那场比赛谁赢了，这双球鞋多少钱，谁会记　

得１９０７年有一个１２岁的中国孩子喜欢上　

了筐球——也就是现在的篮球，从此一生与　

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董守义。他带领　中国梦之队“南开五虎”饮誉神州，他被推选　

为国际篮球裁判会会员，又被选为国际奥委　

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董守义当选为中国篮　球协会主席、全国体总副主席等职。董守义所　

著的《最新篮球术》是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　

后来国人称他为“中国篮球之父”。他为中国　

体育默默付出奋斗终生，为中国当代体育打　

下坚实的基础，他的体育思想对当代体育有　很大的指导作用。　

一、董守义的成长经历　董守义（１８９５－－１９７８），名兴顺，１８９５年　

ｌ　１月２０日出生在河北省蠡县郑村的一个农　

民家里。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学生　

时代就酷爱体育，运动成绩优异，尤其偏爱篮　

球运动，大学期间，曾担任校篮球队队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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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鸿 中国奥运第一哨

作者：李宁

来源：《新体育》2016年第11期

在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担任篮球决赛的裁判员是中国人舒鸿。舒鸿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第一批国际裁判员之一、中国执法奥运篮球决赛第一人，有“奥运篮球第一哨”的美誉。

赴美留学

舒鸿1895年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宁波。父亲舒高第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三十余年，是中国早期著名的翻译家。舒鸿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然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给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

舒鸿的四哥舒厚德东渡日本留学，是第一批留日学生。受家庭和哥哥的影响，1919年，舒鸿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勤工俭学，在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1923年至1925年，他又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舒鸿有幸成为篮球之父奈史密斯博士的学生。当时正在春田学院担任体育老师的奈史密斯组建了一支校篮球队。奈史密斯博士发现，与美国学生相比，舒鸿虽然个子矮小，但训练刻苦，打球很动脑子，是可造之材。师从奈史密斯期间，舒鸿不但篮球技术突飞猛进，篮球规则也烂熟心中。

1925年，舒鸿回到中国上海。为培养中国裁判，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28年，他担任会长。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体育比赛并无裁判一职。当时，参赛的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裁判职务，谁看见犯规，只要喊一声即可。再后来，因参赛者胜负观念加强，便请来第三方担任裁判。不过，第三方并不一定懂什么规则，只要临时告知几点注意事项就能执法了。上世纪20年代，很多正规比赛开始聘用外国人担任裁判，所以，裁判术语均使用英语。

1928年，恰逢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按惯例，裁判将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向比赛组织者建议“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一定让中国人执法”，可外国裁判坚决不让位，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有人提议，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参加统一考试。于是，有9人参加了考试，其中有4名中国人。考试结果，4名中国裁判中得分最低者为88分，5名外国裁判中得分最高者为60分。于是，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成为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级裁判。

原创成果

奥运金牌的心理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刘东锋1,2，魏歆媚2

（1. 上海体育大学 研究生处，上海 200438；2. 上海体育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 奥运金牌对国民的心理影响以及公众对竞技体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动用公共资金发展竞技体育的合理

性与合法性。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假设，以1 697名年满16周岁的中国民众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探

讨国民奥运金牌的心理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国民对增加公共财政投入支持竞技体育发展持肯定态

度，从而为举国体制和公共资金投入竞技体育确立了政策合法性与正当性；国家认同和奥运会性质认知对奥运

金牌的心理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证实了以社会认同理论解释认知与心理作用关系的适切性。

关键词: 奥运金牌；奥运会；竞技体育；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理论；心理效应

中图分类号: G80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498（2024）05-0027-14DOI：10.16099/j.sus.2022.11.10.0007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我国通过实施举国

体制实现了竞技体育的跨越与超前发展，在奥运金牌

榜上的排名稳步提升，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举超

越美国排名世界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虽然此后

的几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排名有所起伏，但依然稳定

保持在世界前三的水平。如果以奥运金牌作为衡量指

标，中国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而之

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种体制能够动员和集中全国的

资源，并通过全国“一盘棋”的部署与协调，实现特定

领域或重大工程的突破与超常规发展，即所谓“集中力

量办大事”。然而，举国体制同时也意味着对包括人、

财、物等公共资源的大量消耗，这些资源往往又十分宝

贵。竞技体育之所以能成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领

域，即所谓的“大事”，主要是因为其被认为关乎国家

荣誉，奥运金牌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和提升国民自豪感，

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然而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