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差异及其启示.

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差异及其启示(1)三上述先秦原典《缁衣》的流变现象，从传世先秦经典的现状来看，如《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等，在当时决不是孤立的。

秦汉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相对于秦汉以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巨大的变化：第一，刘邦吸取秦始皇“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班固语）的教训，实行同姓封建制，而剪灭异姓诸侯王。

分封同姓，对刘邦这种六亲不认的政治流氓来讲，并不意味着他看重或倚重同姓诸侯，从汉代初年的历史来看，刘邦之所以分封同姓，完全是为形势所逼，以便更牢固地控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大权，以达到其一人专制的目的。

第二，刘邦大封同姓，“系作为完成大一统专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周公一样，‘宗周’以居于天下大宗（共主）的地位为满足。

这便使汉初的封建在基本上已经生不了根。

”[12] 形成典型的“强干弱枝”的专制政治体系，其中央与诸侯国的关系与宗周共主与诸侯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徐复观先生说：“专制皇帝只允许有腐败堕落的诸侯王，而决不允许有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猜嫌禁制，“不仅足以反映出专制君主为达到一人专制的目的，即使牺牲其子弟宗支亦在所不惜的心理状态；并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的发展，发生了莫大的窒息作用。

”[13] 在笔者看来，这三个方面是汉初学术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全国以宗周为共主，而诸侯国彼此独立的格局，更适合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各个诸侯国和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更易于发挥出来，因为当时的人际关系中更加注重独立、创造的精神。

这是先秦诸子百家群星灿烂的根本原因。

先秦儒家就特别注重人格独立的精神。

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孟子亦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告子上》）都是在讲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可剥夺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孟子的笔下，把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扩展为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这当然是超越于亲亲之上的人道主义至上的政治理想。

亦即，哪里有“仁政”，人民就可以奔赴到哪里；哪里有暴政，人民就可以群起抗争，诛讨独夫民贼：齐人伐燕，取之。

诸侯将谋救燕。

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

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

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

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梁惠王下》）对“诛其君而吊其民”的仁义之师，人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因而“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这当然是典型的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它不分国界，不受民族、种族的限制，惟仁义是求。

所以，不仅刘邦的同姓之封“与儒家的政治思想没有任何关系”，[14] 而且数千年中国专制社会的腐败政治史也与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在简文《缁衣》中所看到的“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屯。

《诗》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是孔子基于他丰富的人学理论对人类社会做出的出色的诗化的描述。

其中“君”与“民”的关系，虽然是“心”与“体”的关系（“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

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

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但是二者互为唇齿，血肉相连。

在孔子笔下，“君”必须是道德的化身，必须在各个方面给广大的人民做出表率，是“民之蕝”，才能够成其为“君”，在孔子那里是没有丝毫含糊的。

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当孔子笔下理想的“君”已经演变成像刘邦这样的流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已经被刘邦式的地痞所攫取时，孔子为什么还要为刘邦所统治的国度的道德沦丧、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腐败污糟令人发指的状态负责呢？在刘邦的个人专制主义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无一例外的沦为婢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都肆意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她们像一个个赤身裸体、下身流淌着鲜血的妓女一样在恶棍们的强暴之下无望地哭泣。

孔子、孟子在这样的时候，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时候他们连妓女都不如！有的人对刘邦式的人面兽心式的人物之所作所为视若无睹，却抓住几千年前“布衣孔子”不放，这到底是表现了他们学术眼光的犀利，还是理论人格的怯弱？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作为哲学的一个流派，当然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种种限制，肯定会有这的、那的错误，历史的前进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们对其思想的吸收，肯定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而发扬光大，但是，要几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为几千年后的中国现实负责，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得太简单了？本文对简文《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比较研究，正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认识真相的契机。

周予同先生在其《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中指出：“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态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

……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

……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

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 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中引用了上述周予同先生的论述之后，又说：“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决不是‘布衣孔子’（‘布衣’是指一般平民穿的衣服，这里即作‘平民’解）的本来面貌。

”[15] 笔者在此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知道了孔子的真相之后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只能奉“布衣孔子”为圭皋，而不能越雷池半步吗？笔者的意思是，孔子毕竟只是一个历史的个体，我们只有端正学术心态，认真总结孔子、孟子以及先秦原始儒家思想的成败得失，继承他们一系列优秀的传统，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才是我们最终的理论选择。

否则当代儒家哲学的研究，将仍然走不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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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缁衣》文字简明赅要，精炼深刻，文章结构紧凑，布局合理，以“万邦作孚”之“孚”提纲挈领，又以“人而无恒”之“恒”为文章收尾，前后照应，一气呵成，是《礼记·缁衣》不能企及的。

因此，《礼记·缁衣》对简文《缁衣》第一章错误的诠释，导致了它在文本上一系列的问题。

二总观简文《缁衣》，第一章至第四章，言好恶之理；第五章至第九章，言上下之理；第十章至第十三章，言教刑之理；第十四章至第十九章，言言行之理；第二十章至二十二章，言交友之理，各章互为支持，融会贯通，建构起了儒家伦理学说方方面面的价值观念，但是，引人注目的是，简文《缁衣》的基础，始终是儒家有血有肉的人学理念。

它的理路是，首先要做人，然后才能言好恶，为君臣；教与刑的问题，言与行的问题，交友问题等等诸多方面，都无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显现，把人的德性修养看成是第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失去了这个基点，人类的一切学问都等于零，有时甚至是负数。

所以，简文《缁衣》第二十二章云：“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仁不坚，而恶恶不著也。

”把“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视为“好仁不坚”，注重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仁”德的坚固于心。

这与《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里仁》）的思想可以互为诠释。

而今本《礼记·缁衣》则上承它的第二章“好贤如《缁衣》”，将简文《缁衣》第二十二章改写成了“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一字之差，整个的理论路向都发生了变化，孔子推崇的是内在德性上的“仁”，而《礼记·缁衣》推崇的却是政治上的“贤”，这不仅是歪曲孔子，而且使文本的思想显得极为浅薄。

又如简文第九章云：“长民者，衣服不改，从容有常，则民德一。

”是说“长民者”加强内在的修养，以身作则，以自我的人格魅力和外在的善言懿行，自然显发出来的品性的端正诚悫，以此感化了人民，人民就会自发地、主动地、竭尽全力地模仿、效法“长上”的品性而归于“德一”，其内涵与孟子“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的人学意蕴是一致的，没有带任何强制性的成分。

但是，在《礼记·缁衣》中，这一相关的章节被改写成了“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以齐其民”，首先是没有把“民”当人，这里的“民”，在精神上成了被宰制的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主体的自由意志；一个“其”字，把专制主义者“一天下”、“家天下”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尽显其专横、霸道的嘴脸；“齐”字更是一种外在的修整，在精神上对人民的盘剥与强暴。

孔子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的仁爱境界在《礼记·缁衣》里已经被流失了。

同样的道理，简文第十六章之“君子道人以言，而恒其行”，被《礼记·缁衣》改成了“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其专制的心态昭然若揭。

简文《缁衣》的第二十三章，以“恒”字笼括全篇，实际上也是为全篇点题。

郑玄注云：“恒，常也。

不可为卜、筮，言卦兆不能见其情，定其吉凶也。

犹，道也。

言亵而用之，龟厌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郑玄抓住了全文“则民咸力而型不屯”“仪型文王，万邦作孚”通贯全篇的主题精神，说明了孔子强调的是主体之“仁”，是一种涵括天地，下学上达的内在精神的修养与追求，“恒”，当然也是指主体的高度自觉。

在简文《缁衣》中，“孚”是“恒”的追求目标和精神境界，而“恒”是“孚”存有的表现形式，“孚”与“恒”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而缺一不可。

共同建筑起了简文《缁衣》的灵魂与血肉之躯，使之内蕴饱满，思想深邃，主题集中，风骨传神，充分显示了先秦经典精当、蕴藉、深刻、意味深长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