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院分析行政机关败诉五大原因

行政诉讼二审败诉接下来怎么办一、行政诉讼二审败诉接下来怎么办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对法院终审裁判认为有错误不服的，可以申请再审，相关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行政诉讼二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又称上诉审程序或终审程序，是指上级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当事人不服其下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而提起的上诉案件进行审判的程序。

人民法院对第二审行政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第二审程序不是每个行政案件的必经程序。

第一审行政案件的当事人认为其裁判正确，或者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没有提起上诉，便不会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生。

三、再审制度再审是为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进行的审理。

不同的启动再审的部门也反映了当事人有不同的申诉救济途径，当事人不仅仅可以到中级人民法院反映诉求，也可以到省高院、检察院进行申诉。

法院对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依照再审程序对案件的再行审理，其目的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确属错误的判决或裁定。

再审的特点是：１、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或本院院长；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与反思胡玉阁【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出庭应诉主体不规范、出庭应诉制度目的达成不能、出庭应诉状况地域差距明显等问题,应转变对其意义解读的关注重点,从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理性对待该制度.【期刊名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年(卷),期】2018(034)002【总页数】3页(P95-97)【关键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诉讼【作者】胡玉阁【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2.1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历史演进2015年《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并非是完全新兴的制度，其最早可以追溯至1999年8月陕西省合阳县政府与县法院联合颁布的《关于贯彻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明确规定“机关部门一旦成为被告，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自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江苏、河南、四川等地均陆续实施了该制度，并出现了著名的“南通现象”与“海安样本”。

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引起了国务院的关注，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第22条规定，要认真做好行政应诉工作，鼓励、倡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该规定的出台是中央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地方实践的首次认可，但是此时只是“鼓励”“倡导”，并未以义务的形式予以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务院于2010年印发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第25条规定，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要依法积极应诉，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和其他相关材料。

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

此时，对于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成了义务性规定。

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同年印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8条规定,要通过推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为协调、和解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

十起行政诉讼案及其启示法槌敲下，尘埃落定。

此时，人们除了关心案件本身的真实情况外，也对诱发案件的原因，以及诉讼将给包括监管部门在内的证券市场参与者带来哪些影响，投入另一份关注。

十案八胜从2019年4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艾群策诉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开始，至10月份北京市一中院受理孙炜以证监会和司法部为共同被告的行政诉讼结束，去年全年，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为被告的行政诉讼一共发生了10起。

这10起案件中，被媒体公开报道的主要集中在以下5起浙江证券及董事长项建中不服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而分别提起的行政诉讼；郑百文原董事陆家豪不服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股民艾群策要求证监会履行法定职责，分别于今年4月和9月提起的两次行政诉讼。

另外的5起案件是张铁武以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身份，认为证监会对某券商的行政处罚过轻，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要求证监会加重对券商的处罚。

该案被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且已生效；原系统投资人张楠要求证监会处理其持有股份转让问题未果，诉至法院要求证监会履行法定职责。

该案被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上诉，目前二审尚在进行；股民宋新贵因股票被非法转移并买卖，状告证监会沈阳特派办，要求其对证券公司非法开户及非法融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履行法定职责。

沈阳和平区法院以起诉不符合受案条件为由，一审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不服，已上诉至沈阳市中院，目前该案二审尚在进行；股民孙凤兰因股票被盗将证监会沈阳证管办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将调查盗卖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

沈阳和平区法院以不符合受案条件为由，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律师孙炜因不服证监会和司法部对其的行政处罚决定，诉至北京市一中院。

在案件审理之中，孙炜申请撤诉，获法院准许。

尽管都是针对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诉讼，但10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又各有不同。

从案件的原被告看，10起案件中9起的原告是自然人，1起是法人；8起的被告是中国证监会，2起是中国证监会地方特派办。

关于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化解思路（作者:垫江县信访办副主任田洪武）涉法涉诉上访是指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或应当被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在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的情况下，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上访活动。

近年来，针对司法机关涉法上访频繁发生，“群体访”、“越级访”、“缠访”等屡见不鲜，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和谐垫江的构建。

为切实有效解决涉法上访问题，去年3月至7月期间，中央政法委在全国政法机关部署开展了深入排查化解涉法涉诉重信重访工作。

同年7月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全国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在全国开展区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诣在解决突出信访问题。

为此，我市也随即开展了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并组成四十个督导组，对全市四十个区县的活动开展及突出的信访问题，包括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进行督查。

我县在这两项专项活动中共有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51件。

笔者有幸作为这两项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加上曾有二十年作法官的历史,结合实践形成该调研文章。

我县所涉及的51件案件中，通过有关数据的统计汇总，现就案件基本情况作简要的概括分析。

从上访者身份来看：农民39人，职工3 人，干部1 人，无业人员7 人。

通过身份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上访老户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农民、无业、下岗或退休人员居多，没有用人单位的约束和时间约束，为他们长期上访提供了方便。

且这些人文化程度偏低，观念陈旧，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期的变化，也不能正确理解司法机关的裁判，容易对司法行为产生抵触情绪。

其中，农民又是上访的主要群体，占上访人数的75%左右。

农村是一个经济不发达，法治意识不强、传统观念影响根深蒂固的社会。

据有关资料分析，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群众司法理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改革中形成的司法理念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司法公正的认识程度与司法机关的理解存在较大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为上访申诉等影响稳定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

行政诉讼实务：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适用于哪些情形以及集体讨论需要的注意事项最近在办理一起行政复议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某地财政局以企业存在串标的违法行为为由作出罚款25万元的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经过了听证程序，但没有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程序，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我在学习行政处罚法的时候，老师经常讲行政机关作出较重的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告知违法行为人听证的权利，经过听证程序后，则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集体讨论，也就是听证的适用范围等同于负责人集体讨论的适用范围。

今天我结合《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及现实中的案例来讨论一下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适用于哪些情形以及集体讨论需要的注意事项？一.什么是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程序，是指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处罚的程序。

重大、复杂案件的处罚往往较重、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

之所以要求集体讨论，表明法律对此种处罚持极为慎重的态度，有必要通过集体讨论对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和规范，通过发挥民主意见，防止错误决策，确保处罚决定的正确.有效。

二.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适用的情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主要适用于两种情形：1、情节复杂；2、重大违法行为。

而“情节复杂”和“重大违法行为”均为不明确的法律概念，一般由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结合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进一步的明确及规定。

小编以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农业农村三个部门的行政处罚程序为例来看一下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适用的情形。

（一）交通运输领域。

根据《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行政处罚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交执法部门重大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决定：（一）拟作出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的；（二）认定事实和证据争议较大的，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较大异议的，违法行为较恶劣或者危害较大的，或者复杂、疑难案件的执法管辖区域不明确或有争议的；（三）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行政诉讼第一案”涟漪庭审将要接近尾声，身穿0100囚服的被告人段继红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法庭上痛哭起来。

她指着公诉人说：“你们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这是2013年4月24日出现在深圳市中级法院第五法庭上的一幕。

因为同样的事由、同样涉嫌诈骗罪，这已经是段继红第二次被刑事立案侦查。

她第一次被刑事立案侦查是在1994年，但案件在检察院侦查阶段就被否决，经过讨论后认为不构成犯罪，于是案件被撤销。

段继红也因为被错误羁押而获得了国家赔偿。

谁也不会想到，在事隔19年后，因同样的事由、同样的罪名，她站在了刑事案件的被告席上。

这一次，她已经被羁押了三年多，案件曾多次被退回补充侦查，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开庭。

即便如此，案件的走向依然不明朗。

5月22日，一位熟知案件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强调:“案子现在还没有基本结论。

”漫长的羁押、马拉松式的庭审，均意味着案件的复杂性。

本案材料多达30本，提交给合议庭的报告就有100多页。

而19年来，针对段继红涉嫌诈骗的争议与讨论从未停止——十多年前检察机关宣布对段继红等人涉嫌诈骗一案予以撤销时即遭致不少非议，其中包括检察机关内部人士。

一定程度上，对案件的不同看法为19年后的重新审查埋下了伏笔。

但蹊跷的是，如今的重新审查和19年前的审查并无本质不同——截至第五次开庭，公诉人并未出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新证据。

段继红据此高呼“你们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段的辩护律师则认为，重审已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之规定，因为“这是对司法机关早有结论的案件就同一事实重复侦查”。

庭审中，段继红的辩护律师、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万臣和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健也反复问公诉人，为何经最高检批准撤销的案件会再次被追诉？行政诉讼第一案对段继红的重新审判，意味着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贤成大厦案”并未画上句号。

于1991年破土兴建的深圳贤成大厦，一度期待成为“中华第一楼”，结果却命运多舛。

一桩中外合资企业内部并不复杂的股权纠纷，在各种力量持续不断地干预下，1994年后逐渐演变为一场历时十几年的连环诉讼，包括一系列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案件的结论来回往复。

一、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的现状作为行政诉的法律依据一一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十多年了，那么，这十多年来，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如何呢？笔者认为是喜忧参半，不容乐观。

诚然，不可否认，《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的行政执法提供了法律监督，可以说使我国的法制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从这几年行政诉讼案件数不断上升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人们的法制观念正在缓步上升，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也在日益增强，同时，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水平较之以前亦有很大的提高，这些不能不说是《行政诉讼法》带来的效益。

但是，在此笔者不想过多地谈论行政诉讼的成绩，只想就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存在的弊端加以剖析。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渠道还不畅，这可以用所列的几个关于行政诉讼的现状加以说明。

1.表面繁荣的行政诉讼的背后掩盖着实际上的门庭冷落。

从湖北省高院年度统计材料看，2001年全省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为6794件，审结6559件，除与2000年的受案数6977件相比略有下降以外，几乎连年都有所增加，如果与行政诉讼法实施当初的1990年相比，受案数可以说翻了好几番。

乍一看，似乎行政诉讼令人乐观，其实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里面至少掩盖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法院收案数虽然增加，但与行政机关实际处理的行政争议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就拿宜昌市工商局来说，去年共处理违法案件两千多起，而诉至法院不足百件，还有象猇亭区行政执法部门也处理过数百件案子，却无1件诉至法院。

二是相对于行政诉讼案件来说，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非诉案件迅猛增长。

就拿宜昌市猇亭法院来说，近几年虽然实现了行政诉讼案件的零的突破，但案件数未见明显增长，相反有下降的趋势，近两年来尚未受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而我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倒显著增加，去年已达18件（前几年只有几件）。

法院受理诉讼案件不分难易，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一般经过筛选，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意味着非诉执行案件隐含了成倍的未知数。

以案分析：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咨询之不同政府与公民间联结的政府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百姓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动向，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也便于督促政府依法行政，阳光办公。

政务咨询主要指亲自去政府部门办事窗口或者去政府官网找公众“意见建议、咨询留言”等功能的栏目进行线上政务咨询。

现在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2018）最高法行申81号案例，来阐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哪些可诉，哪些不可诉。

基本案情：刘某等28人(原系民办教师)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最终以败诉收尾。

刘某等人被告知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名义，进行政务咨询，最终未能达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目的。

那么刘某申请事项的性质究竟如何认定？2016年10月31日，刘某向某市政府申请公开了“8项民办教师有关政府信息，其中包含多个文件的花名册、人数、认定依据、认定标准等”。

一审市中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有关事项向行政机关提出咨询，对行政机关不予解答或者对答复意见不服提起诉讼的，因行政机关对咨询的答复或者不答复行为，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立案。

刘某等人启动二审程序，二审省高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相关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刘某等28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部分内容，即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后刘某又启动最高院再审，最高法院支持一审、二审认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刘某等28人的行政诉讼案件以败诉告终。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克难题寻良计求解行政审判“两高一低”杨智军毛振（杨智军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毛振：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两高一低”问题，一直以来是行政审判工作中难以解决的老问题。

所谓的“两高一低”，是指上诉率高，申诉率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低。

上述三个指标之间相伴而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上诉率和申诉率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自然就低。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2年9月6日召开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着力解决行政审判突出问题”视频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着力解决当前行政审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两高一低”问题。

而“两高一低”问题，更是困扰我区、我市行政审判工作，制约行政审判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为妥善解决行政审判“两高一低”问题，积极配合自治区高院日前开展的全区法院行政审判“两高一低”情况专题调研，我院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对近三年来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中“上诉率高、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调研成果如下：一、我市法院行政审判“两高一低”问题的基本情况。

据统计，2010、2011和2012年我市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上诉率分别是75.83%、76.37%和83.33%（近八成属“三大纠纷”案件），远远高于其他类案件的上诉率。

申诉案件也依然存在，其中4件申诉案件的申诉人还多次越级信访（包括上思县在妙镇屯隆村枯楼一、二队土地确权纠纷案，上思县在妙镇屯隆村板挂队土地确权纠纷案，港口区公车镇白沙村下东组、上帮子组和下中组山林行政纠纷案，上思县在妙镇联合村七门组土地行政裁决纠纷案）。

2012年起，为有效化解行政纠纷，提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我市法院在积极创新审判理念，寻求多元化解行政纠纷新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013年上半年，我市法院已经审结的行政案件的上诉率为66.67%，与前几年同期相比有了小幅的下降，服判息诉率为33.33%，今年审结的案件尚没有当事人提出申诉。

山东高院公布拆迁胜诉率高2014年7月4日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这条新闻真的是给老百姓和我们的案件当事人打了一支定心针，因为山东省公布去年的案件胜诉率，拆迁胜诉率排在第一位，胜诉率最高因为很多原因都是有关的拆迁部门违法行为，现在可以说按照我们北京京平拆迁律师事务所走行政诉讼方法就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胜诉率，只要启用行政复议手段就可以调取有关部门的违法点，然后在把所有搜集的证据逐个击破，有关部门的不作为行为，逼着有关部门找当事人来谈补偿价格，当事人再跟他们谈判就不会再求他们因为事态已经完全扭转，所以这个时候您的补偿他们必须按照合理合法，甚至要高于您正常的补偿款。

2014年7月3日，山东省高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3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白皮书及全省十大典型行政案例。

山东省高院副院长叶赞平在发布会上表示，这是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白皮书首次向公众公布，往年白皮书仅限于内部传阅。

上述白皮书对去年全省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显示，去年全省共收案18403件，同比下降28.49%。

从行政管理领域看，案件数量居前10位的依次是，土地占14.38%，计划生育占12.87%，劳动和社会保障占11.49%、房屋登记占7.16%，公安占5.53%，拆迁占4.03%，农业占2.72%，环保占2.4%，乡政府占2.03%，工商占1.1%。

其中，房屋登记和公安案件出现增长。

一审行政案件以裁定准许撤诉方式结案11988件，撤诉率为66.5%，同比下降6.6个百分点。

这说明行政纠纷更为复杂，案件协调难度增大。

上诉率是反映当事人一审裁判满意度的客观表征。

去年全省行政案件上诉率为52.44%，低于全国平均上诉率。

申诉率为2.10%，为全国最低。

实体判决率是一审行政案件判决数与一审行政案件结案数之比。

凡是作出实体判决的案件，全部经过了开庭审理。

一般情况下，实体判决率越高，表明行政审判的司法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得越充分。

第1篇一、引言公共法律案例是指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和代表性的法律事件，这些案例反映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和影响，对于推动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选取十大公共法律案例进行解析，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法律知识。

二、十大公共法律案例1. 赵某诉某市规划局规划许可纠纷案案例简介：赵某因房屋翻建问题与某市规划局产生纠纷，赵某认为规划局在审批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遂将规划局告上法庭。

案例分析：本案涉及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审查问题。

法院判决规划局违规审批，支持了赵某的诉讼请求，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2. 某科技公司诉某市环保局行政处罚案案例简介：某科技公司因排放污染物超标被某市环保局处以罚款，科技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分析：本案涉及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审查问题。

法院判决环保局处罚决定合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3. 王某诉某县教育局招生歧视案案例简介：王某因户口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地不符，被某县教育局拒绝录取。

王某认为招生政策存在歧视，遂将教育局告上法庭。

案例分析：本案涉及教育公平问题。

法院判决教育局招生政策合法，但要求教育局对王某的情况进行特殊情况处理。

4. 张某诉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案案例简介：张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约定房屋交付时间。

然而，房地产公司未按时交付房屋，张某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案例分析：本案涉及合同履行问题。

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违约，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5. 李某诉某市住建局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案案例简介：李某因在自家土地上私自搭建违章建筑，被某市住建局强制拆除。

李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分析：本案涉及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律依据问题。

法院判决住建局强制拆除行为合法，维护了城市规划的严肃性。

6. 赵某诉某市卫计委医疗事故赔偿案案例简介：赵某在就医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导致身体残疾。

赵某认为医院存在过错，要求卫计委赔偿损失。

案例分析：本案涉及医疗事故赔偿问题。

“不予公开”的两个“没有”回复怎么用不容易败诉？作者：杨亮来源：《宁波通讯·图话版》2018年第01期法者，治之端也。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提议建设法治浙江，率先开启了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探索实践。

12年来，宁波积极响应，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丰硕的法治成果。

10多年的法治建设为宁波社会稳定与进步、经济发展与转型、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着力加快宁波的法治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城市”，仍是宁波建设“名城名都”的题中之义，是市委、市政府制定的长期目标之一。

加快法治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城市，必然要求政府提高治理能力，依法行政。

为此，本刊新开《以案说法》栏目，讲述行政过程中有代表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行政诉讼案例，解析跟行政行为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以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助推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一直是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率较高的一类案件。

2016年宁波132件行政诉讼败诉案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占了1/3，其中不少案件都跟“政府信息不存在”和“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这两个不予公开的回复有关。

两个“没有”回复被业内戏称为“神回复”，是因为两者都属于消极事实，按照举证规则无须证明，也不容易证伪，法院一般不会轻易判败诉，因此它们的使用频率较高。

但好用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近年来因这两个回复而败诉的案子并不少见。

“政府信息不存在”和“不属于本机关公开”到底该怎么用，才能大概率地通过司法审查？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专业人士。

案例某村两名村民在该村承包了土地，2013年因为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两人为了核实被征承包土地出让行为的合法性，向所在地的国土资源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开发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书。

该地国土资源局以土地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不属于该局记录、保存的信息为由作出答复。

同年，两名村民以同样的申请事项，向该地国土资源局的上级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上级政府答复称“你提出申请信息内容由国土部门负责制作，本级政府审核后发放给土地使用权人，政府及国土部门没有留存，但其审批手续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由国土部门负责保存。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1条规定亮点一：行政诉讼不再“门难进”河北高院行政庭庭长袁瑞玲介绍，行政诉讼法是一部保障“民告官”的法律。

当前，行政诉讼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立案难。

由于受案范围有限，行政争议产生后，老百姓到法院寻求救济却立不上案，导致许多应当通过诉讼解决的争议进入信访渠道。

新法为解决行政诉讼“门难进”的问题，从五个方面加强了对当事人起诉权利的保护：一就是新法第三条明晰法院应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非政府的控告权利，对应立案的行政案件依法审理。

二是新法贯彻党的xx届四中全会精神，将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强化受理程序约束，即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裁定书，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原告对裁定不服，可以上诉。

三就是新法明晰了法院的适当责任，即为如果法院在立案过程中存有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举报。

四是新法第十二条扩展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纳入了受案范围，保护的权利范围扩展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五就是新法第五十条明晰可以口头控告，便利当事人行使诉权。

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实立案登记制、解决群众告状难的问题上，根据新的《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还是要特别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人民法院要坚决按照法律规定，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法有序、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其次，申请立案必须要符合法定条件，绝不是无论什么事由、不管具备什么条件起诉，法院都必须立案受理。

要严格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切实落实好立案登记制。

要坚决杜绝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尤其是恶意诉讼行为。

亮点二：跨区统辖载入法律新法第十八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北京法院发布2018年度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8.11.06•【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北京法院发布2018年度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11月6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暨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发布北京法院2018年度多元调解十大典型案例。

北京高院立案庭庭长杨艳介绍，此次评选的十大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北京法院多元调解工作的三大特点：一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纠纷化解成效不断提升。

案例中既有退休法官、律师和行业专家调解员发挥职业优势和经验优势调解成功的案件，也有借助行政机关综合协调能力联合化解成功的区域群体类纠纷。

如在某协会诉某公司支付合作费用的合同纠纷和某公司诉对方公司偿还欠款的金融借款纠纷案中，受诉法院将案件分别委派给律师调解员和某商事调解中心金融领域专家调解员进行调解。

这两起案件充分展现了律师和金融专家调解员熟悉商事纠纷“合作共赢促发展”的调解理念以及掌握专业商事调解方法的独特优势。

再如涉及新农村建设的70余户村民与承包方之间的工程欠款案，通过乡镇政府主导、联动协调的方式商讨解决方案，最终稳妥化解了村民群体与承包方的纠纷，保障了群众合法权益。

二是专业领域不断扩大，调解专业性日趋增强。

十大典型案例除传统的家事、劳务纠纷外，还涵盖了保险、合同、金融、知识产权、建设工程等多个行业专业领域，通过多元调解，行业专业性组织发挥了微管理的大效果。

如某基金公司与其他4家基金公司、米某、某证券公司的债券回购交易案，案件涉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标的额大。

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优势介入先行调解，保证了整个纠纷及时、有效化解，防范了金融风险。

同时，法院加大对驻院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人民调解的专业性、规范性也日益增强。

调解员不仅运用法律知识帮助当事人归纳争议焦点，引导其合理调整诉讼预期，使当事人在法律框架下以更灵活的方式达成和解，而且融入人文关怀，让调解更有“温度”，彰显了人民调解化解地缘性、亲缘性纠纷的特有优势。

行政诉讼的困境与破解行政诉讼的困境与破解一、检视：行政诉讼的多重困境（一）从起诉角度看：收案数少、立案难纵向来看，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行政一审案件从1990年的13006件到20xx年的12.98万件，20余年间增长还不到十倍，且其间起起伏伏；横向来看，行政案件数量相比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数量始终居于绝对下风，20xx年我国每万人中提起的行政案件还不到1件，但每万人中提起的民事案件却超过36件。

行政案件少固然与行政纠纷一直以来都不是社会纠纷的主要形态息息相关，但立案难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行政诉讼立案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制度本身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构成的极大限制；二是部分法院基于社会效果的考量将一些行政案件拒之门外；三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和干预对一些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产生不当影响。

（二）从审理角度看：上诉率高、审理难由于行政诉讼的自身特殊性等原因，行政案件上诉率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一直处在高位水平，相比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上诉率明显偏高。

虽然高上诉率不能简单的用来衡量行政审判质量，但是从中可以窥见行政案件的审理难度确实较大。

而且，必须承认，行政诉讼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某些环节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干预现象，这种干预的一种重要表象就是行政案件撤诉率较高，“其中原因固然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在强大的行政权力的阴影下，原告基于现实的利害考虑而做出理性而无奈的选择。

”（2）此外，很多行政案件本身往往带有较强的政策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给司法处理增添较大难度。

（三）从执行角度看：息诉率低、执行难行政诉讼的执行难主要集中在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中。

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划拨存款、罚款、提出司法建议、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等强制措施。

“但实践之中法院根本无法采取强硬态度并进行强制措施，以致于在执行层面上的收效甚微。

国务院国资委终审败诉——全国首例企业国有资产界定纷争尘埃落定发布日期：2009-07-04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日前，哈尔滨市丰田纯牌零件特约经销中心（以下简称“丰田中心”）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公司”）、哈尔滨广来汽车配件公司（以下简称“广来公司”）之间的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纷争，从2004年开始，至今长达五年的诉讼，终于有了下文，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09年6月5日作出（2009）高行终字第495号终审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务院国资委的上诉，维持北京一中院撤销国资委对原告侵权部分的行政行为。

至此，“国资委可否当行政诉讼被告”一案，终于在北京市高院落下帷幕，国资委不服北京一中院所提出的所有上诉请求全部被驳回；而丰田中心则在我们诸多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讨回了一个迟来的“说法”。

丰田中心座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是由中航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东安公司原职工王建斌先生投资组建的，股东有王建斌作为承包人的深圳进出口贸易集团机电配件公司商场和哈尔滨机电设备工程公司等4家单位，注册资金160万。

其中，有80万元来源于广来公司所偿还的货款。

因曾经担任东安公司关联企业广来公司的负责人，基于这笔80万元货款，王建斌被怀疑涉嫌侵犯国有资产，于2000年10月14日被哈尔滨市纪检委“双规”；其后，当地司法机关对王建斌涉嫌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立案侦查。

可是，经法院最后审理，认定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罪名不成立；但在审理期间，丰田中心被发现有偷税行为，王建斌最终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案了结三年后，谁都不曾想到，丰田中心及其另外两家由丰田中心参股的企业，即哈尔滨广进汽车配件经销中心（以下简称为广进中心）、哈尔滨广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广丰公司），突然之间被莫明其妙地卷入一场冤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