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非法审讯制约效果之考察

新刑诉法非法审讯制约效果之考察
【摘要】
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问题即为司法正当程序问题，而我国新刑诉法已对正当讯问程序作了合理构建，但经对已有实证分析的考察，其仍不能排除非法审讯，讯问过程中司法正当程序仍未实现。

立法正当程序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司法正当程序，实现讯问程序正当化仍需内在动力的构建与外在法治环境的支持。

【关键词】
侦查讯问；新刑诉法；非法审讯
正当程序可分为立法上正当程序与司法上正当程序，而于现实中人们往往仅关注到立法上正当程序而忽视了司法上正当程序。

基于此，本文特以司法上正当程序为视域考察侦查讯问过程这一刑事诉讼程序最薄弱环节的正当性，探究其是否已实现程序的正当化。

新刑诉法围绕人权保障设置了律师侦查阶段介入制度，拘留、逮捕及时送看守所制度，录音、录像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抑制非法审讯，下文就此几项新设措施对实现司法正当程序的作用进行考察。

一、律师介入制度
依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获得辩护人地位，其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

并且辩护律师要求会见的可得以及时会见，并创造性地规定了会见不被监听制度，在较大程度上赋予了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权。

有关学者早年对监狱中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进行考察，据其研究数据，在接受调查的2621名在押服刑人员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了2221人，而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400人，也就是说仅有20%的受访人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这也是与我们经验相符合的，知识与文明共存，而罪恶往往与愚昧共生。

此外，文化程度低的受访者中有60%的人受到各种刑讯逼供，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中仅有40%的人受到逼供。

以上数据表明文化程度较低者所受到的非法审讯比文化程度较高者更普遍，更严厉。

而文化程度较低者不可能有法治意识，更难以知悉刑诉法的规定并以此为武器对抗侦查机关。

在关于犯罪嫌疑人对寻求律师帮助的态度方面，也可通过有关学者研究数据加以考察。

在关于受访者如何对待侦查机关非法审讯行为的调查中，寻求律师帮助的仅仅为23%，而高达56%的人仅选择忍受或者抗议而已。

由此可知，非法审讯的受害者本人并无通过律师保护自己权利的意向，因而，尽管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辩护人地位，并确立了一系列权利，但若犯罪嫌疑人并无委托律师，则不管律师权利多完善也无法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关于侦查人员在新刑诉法施行后对律师介入的态度以及其对非
法审讯的看法，有关学者也深入基层对公安人员作了相关调查。

据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警察认为律师权利增加会导致律师介入过多影响办案，65%的受访警察认为会见时律师不被监听会不利于办案。

高达95%的受访警察认为现阶段不适宜禁止刑讯逼供，55%
的警察认为刑讯逼供是获取口供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知，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已实施，但侦查人员并未完全接受刑诉法中人权保障条款及关于讯问过程的程序设置，其仍热衷于或崇尚于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口供。

综上，就作为受害方的犯罪嫌疑人而言，犯罪嫌疑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不愿寻求律师帮助，因而，新刑诉法中授予律师对受害犯罪嫌疑人进行救济的权利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其仅停留于法定的层面，而不可能于讯问中为律师所行使。

而作为侦查主体的警察，其为了达到获取口供的目的，认为律师介入是其获取口供的一大障碍，以刑讯逼供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主导途径的思想仍禁锢着侦查人员的头脑。

侦查人员极大可能想方设法通过更为隐秘的非法审讯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作出口供。

因而，律师介入制度尽管完善了立法上的正当程序，使正当程序理念在法定程序上得以充分体现，但经上述调查结果可知，律师介入制度仍未能真正制约非法审讯现象。

二、拘留、逮捕及时送看守所制度与录音、录像制度
依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

欲通过将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尽可能快地移交看守所，借助看守所的监督，从而减少于此阶段出现的非法审讯行为。

此外，新刑诉法也明确规定，讯问过程中可以进行录音录像，而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应当进行录音录像。

通过录音录像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于理论上是较为理想的排除非法审讯行为的方式，但其
实际效果如何却仍需要仔细考量。

下文也通过有关学者所作的调查结果对此两项制度在实现程序正当化的作用方面加以分析。

就拘留、逮捕及时送看守所此制度而言，其并不利于讯问过程的合理化构建。

有关学者已对某省就有关供述人认罪时间与地点的问题进行了相关调查。

由调查结果可知，85%的被告人在刑拘之前作出有罪供述，与此相对应，91%的被告人在侦查机关办公室作出有罪供述。

由此可得出，大多数有罪供述在拘留前已在侦查机关办公室作出。

侦查机关在拘留逮捕以后于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认罪仅占极少数。

在这里，侦查机关依据的是人民警察法第9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法定情形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

”以及刑诉法第117条的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的规定。

即侦查机关可通过盘问检查或传唤，拘传的方式于侦查机关办公室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这种情形下的认罪供述占所有认罪供述绝大多数。

但依据正常情况而言，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心理强制更大，理应在看守所的认罪供述占大多数。

而于办公室认罪供述更多就极大可能是通过非法审讯方式获得有罪供述的，因为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完全置于侦查机关控制的空间内，若侦查机关使用非法审讯方式逼供，其基本上不受外界监督。

因而，从上述分析可知，由于大多数情况下侦查机关对犯罪嫌
疑人的非法审讯已于拘留前完成，拘留逮捕及时送交看守所制度对不当讯问过程的制约实为有限。

而对于录音录像制度，通过上述数据可知，侦查机关完全可以在其自己办公室完成讯问过程而于看守所的讯问作为对犯罪嫌疑人
之前供述的确认。

如上文所言，侦查机关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进行讯问活动，若其进行非法审讯，也当然可以不进行录音录像或进行虚假录音录像。

况且据新刑诉法第121条仅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只有于特定情况下才必须进行录音录像。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侦查机关是可以理直气壮不进行录音录像的，更何况其于自己的“地盘”进行讯问。

此外，录音录像作为技术性措施，其技术性弊端是难以克服的。

这种技术性弊端即为其易于被变造，使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并非讯问当时的真实情况。

在最近的“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即为因此而使无辜当事人蒙冤10年。

在该案中，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并不完整，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

因此，录音录像虽然理论上能对非法审讯行为形成有效制约，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因而，拘留逮捕及时送看守所制度以及录音录像制度并不能于讯问过程中有效制约非法审讯。

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通过此规定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此规则能否于真正意义上实现讯问程序的合理化实乃需认真考量。

诚然，新刑诉法对此规则的确立毫无疑问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一大进步，但欲若以此规则作为根除讯问过程中非法讯问现象的举措是徒而无功的。

此制度实质作用在于排除经非法方式所获得的证据。

于此看来，它主要作用在于避免非法证据导致错误的事实认定，是一种事后救济。

但就于讯问过程本身而言，其对侦查机关权力制约以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作用并不突出。

当然，已有学者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从根本上切除非法审讯的动力来源，使侦查机关主动放弃非法审讯。

但于现今口供仍为证明犯罪主要证据以及高压考核标准这个大环境中，希望侦查机关因其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合法将导致证据被排除而放弃非法审讯方式是不可能的。

因而，就作为一种事后救济方式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于现实讯问过程中制约侦查机关非法审讯行为
四、结语
新刑诉法于保障讯问过程正当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认可与
赞许的，但依上文分析，其仅完善了立法上的正当程序，而对实现讯问过程中即司法上的正当程序所起的作用实为微弱。

所以，应尽快转变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的路径，即不应仅通过完善法定程序以
实现司法正当程序，而须从不当程序生成的内在根源与外在法治环境着手寻求非法审讯的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1]林莉红，尹权，黄启辉.刑讯逼供现状调查报告——以监狱服刑人员为调查对象[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3）：39. [2]毕惜茜，李铁军，姜军.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立法完善实证调查与研究[j]，2012，（5）：90.
[3]马静华，彭美.非法审讯：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以s省为主要样板的分析[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4）：26. 作者简介：
陆伟志（1989—），男，广东广州人，广东商学院法学院2012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