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模式”到“中国模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发展的意义

从“东亚模式”到“中国模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摘要：通过分析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和中外对比，结合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探讨研究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

比较“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之异同，阐述和思考“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发展的未来。

最后强调文化和教育对于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东亚模式；大国崛起；社会市场经济；理性政府；科教强国；兼容并蓄20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纪。

世界的重心也随着这波澜壮阔的画卷的展开，而悄然改变着。

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兴起，更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步跃进，以及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向东亚的转移，无怪有人高呼：“亚洲时代即将来临！”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凭借其特有的发展模式，在不同时期里领一时之风骚，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提高了区域竞争力，成为20世纪发展模式的典范。

很显然因为国情以及国家目标的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拿来主义”般地直接套用别国模式。

但是全面了解这些模式，剖析其成功和不足，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模式”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东亚模式”的内涵及基本特点，以及从宏观上分析大国崛起的基本规律，然后从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教育与文化几个方面比较中国与上述东亚国家，进而探究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东亚模式”面对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

尽管东亚模式极大地繁荣了上述国家的经济，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创了上述东亚和东南亚的亚洲经济大国，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对于东亚模式有了更多的质疑。

因此对于如何看待东亚模式，我们需进一步认真思考。

那么，什么是“东亚模式”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东亚模式”的解释是观点不一的。

主要的观点有：1、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它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指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4、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模式”，认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

5、它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具有众多的要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有其独有特色。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和侧重点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总结与概括，有些观点与分析甚至相当的精辟和深刻。

尽管上述观点看起来百花齐放、众说纷纭，但是在我看来，东亚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政府主导或是国家计划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重视贸易、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依靠科技和教育。

而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兴起无一例外的都有着美国扶植的影子。

最重要的是，东亚国家普遍有着理性的集权政府，这是其保证其国家政策和制度实行的根本原因。

再把眼光收回到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由于自身国情、内外环境以及国家价值的实现目标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不同，东亚模式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要求。

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

二、大国崛起国际关系学表明，大国崛起指的是新兴大国的实力赶超世界最强国，并改变国际格局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将崛起理解为快速发展，这种理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程度区别，而没有看到性质差别。

发展是指绝对实力的增长，而崛起是指相对实力的增长，而且特指新兴大国与世界霸主之间的相对实力变化。

因为大国崛起在本质上是零和性的，大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国际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

而这种零和性决定了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

所谓结构性，是指新兴大国的崛起成功必然改变该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实力地位关系。

不可避免地，霸主国为了维护其在国际权力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会对新兴大国进行压制。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美国通过汇率和贸易规则的调整造成对日本的压制，使得日本元气大伤；又有冷战后美国积极将战略重心向西太平洋转移，以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在第一岛链从东从南对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封锁，同时还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阻挠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等。

为了打破国际格局，进而实现崛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需要建立在一些必要条件之上，采取适当的崛起战略。

概括来说就是“内外兼修，刚柔并济”。

必要的条件主要有：军事上无外部入侵之虞；外部获得国际承认，内部实现政治稳定，即无内战之虞；具有大规模出口能力和技术赶超能力。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虽然发展与崛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但是发展之于崛起的意义无异于跬步之于千里、细流之于江海，只有逐步积累量变，才能达到实力逆转之质变。

简而言之，崛起是最终目标，发展则是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可以说要想实现崛起，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发展，如何快速发展，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解决因为这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的、和谐的发展。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成败和发展模式中汲取经验，启发灵感。

三、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当然有所侧重，但也不可偏颇，因为根据木桶原理，制约任何一个事物达到新的高度的原因只有可能是其最薄弱的一环，对于人是，对于国家亦然。

首先谈谈政治与经济这传统上归于“硬实力”的两方面，其中先谈政治。

1、政治前述东亚模式成功的核心要素是理性的集权政府，这在东南亚国家以及“江汉奇迹”期间的韩国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样的政府形式有利于集中力量，保证政策和制度的实施。

政府通过权利高度集中，摧毁一切不利于发展的障碍，使得经济在高度威权主义下飞速发展。

但是这要求政府的高度理性，而一般而言，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性是脆弱的。

尤其是当这种集权性达到一定高度后，由于政府手中的权利过度集中，将会损害经济增长的自然秩序，给一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破坏。

泰国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就是前车之鉴。

而怎样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缓解政府和民众、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呢？韩国和新加坡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韩国是通过民主政治改革，从权威集团内部改革派代表卢泰愚开启先河，在文人出身的金泳三、金大中等民主人士的努力下，现代韩国从威权主义向民主政府转变，虽然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问题，而且现今保留了浓厚的权威政治的特征，但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传统政党的格局，并不断使韩国政坛走向制度化。

而新加坡则是另外实现了“新加坡式”的民主。

虽然保持着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但在高度集权之下却能保证清廉执政，这不得不对“腐败来源于高度地集权”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

新加坡的反腐倡廉工作的成功一方面来源于其长久以来提倡的廉政文化，另一方面来源于其合理的保廉机制，具体包括高薪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三个方面。

对于现在的中国政府来说，盲目地推行民主化进程是不理智的。

因为我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上的不同，国民素质也不足以清醒地发挥民主的正面效用，而且我国更不可能如上述国家般得到美国的扶持，因此可以说我国如果盲目地推行民主，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国家的分裂。

更不用说社会上许多别有用心之人鼓吹的“废除一党制”的言论了，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在我看来，一党制不是目前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因为新加坡也是一党制，不设反对党，但照样有着廉政政府，因此根本在于文化问题和纠错机制问题。

文化问题暂且放下，后文再说。

先谈纠错机制的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纠察以及治理腐败的制度，这不光是实施不力，也有体制的缺陷。

香港和新加坡是反腐倡廉的良好学习对象，但是由于大陆的地域以及人口远大于香港和新加坡，实现和完善这样一个机制难度将远超想象，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但是只有切实解决共产党及中国政府自身的不足，削弱高度集权带来的负面效果，我们才能在这样的党和政府带领下缓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体制改革，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2、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普遍是依靠两件法宝：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也主要是借鉴了这两点成功经验，效果显著。

在此不细说这两件法宝的巨大作用，而谈谈其弊端以及解决办法。

首先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由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了使市场更加良好的运行，需要国家宏观调控。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未能很好地平衡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政府过多地扶持和保护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削弱了企业自身竞争和生存能力，这显然不利于市场的活力和进步；另一方面损害了市场制度原则，在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时，政府参与资源配置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但是当市场逐渐接近成熟时，这便成了市场完善的最大阻碍。

而且政府过分干预市场，往往造成政治权利渗入市场，官商勾结，又将重提腐败问题。

其实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上，德国一直做得很好。

“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也是用来形容德国经济模式上的，以其很好的平衡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国家调控的关系。

其次是出口主导型的贸易政策。

一个国家具有大规模的出口能力，意味着该国能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但同时也意味着该国的经济深受国际市场的制约，而且容易带来贸易纠纷以及经济制裁。

明显的例子：1985年发达国家经济紧缩，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平均增长率降至2.3%；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与美国、西欧贸易摩擦从纺织品到钢铁，从汽车到家用电器，愈演愈烈直至白热化，直接导致了日本放弃“贸易立国”的政策，转而向内需型经济。

对于中国而言，刚过去的经济危机反而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本来危机就是说的危险与机遇并存。

首先，中国可以借着经济危机的影响，顺势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避免“经济泡沫”的形成，进而切实解决重点是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诸多问题；其次，经济重心逐渐向国内市场转移，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进而带动国内各个产业的发展；再次，加速产业升级，从劳力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积累科技实力，进而改变出口商品的产品构成，从而在出口贸易中占得主导，避免经济摩擦；最后，考虑经济对于环境的影响，逐渐使经济模式绿色化、节约化。

切实来说，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碰到的问题都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应该这样说，目前中国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单方面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尤其是汇率改革、房地产热和世界多国对于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和贸易限制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