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自然观的重新认识_魏燕

爱默生自然观的重新认识魏　燕(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在《自然》一书中颠覆了基督教反自然的传统,强调用直觉和顿悟的方式达到人与自然的融合。

他的这种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启迪了一种新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把自然的本质归结于生命共同体,从自然共同体的高度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

关键词:爱默生;自然;自然观;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4-0439-05收稿日期:2001-01-29作者简介:魏燕(1972-),女,江苏东台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已并不陌生,他的《自然》一书也早已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研究者们对爱默生创作的评价不一,观点迥异,但大多数人在探讨爱默生的自然观时基本上持相似的观点,即爱默生提出的要建立一个“人驾驭自然的王国”,主要是在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人定胜天”的思想。

由此可见,爱默生的自然观是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

当然,有人由于爱默生的这种自然观,把他看成是“危险的激进分子”[1](P .311),可又有人对他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认为爱默生给他同时代的年轻人“带来了生命”[1](P .324),也有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这种自然观在19世纪有积极作用,而在人类重视环境保护的今天却已过时了。

然而,爱默生的自然观是否真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他究竟是如何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爱默生创作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揭示爱默生对基督教反自然传统的颠覆、用直觉和顿悟的方式达到人与自然的融合,来指出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整体主义自然观。

一、基督教反自然传统的颠覆自然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极少有哪一个词的含义像它那样丰富多彩。

它如同自由、善、权利、美、真理、祖国、民主等词一样,在我们整个生活中意义重大。

然而,虽然经过许多世纪哲学巨匠的努力,自然几乎还跟原先一样,依然是一个谜。

自然,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是“关于数学化的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的是“世界有着有序的和谐、对称、普遍规律、美与优雅”[2](P .4);这种知识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同时也给予我们改造这个世界的力量。

然而,在一个有着许许多多星座,经历了200亿年,纵横200亿光年的宇宙之中,地球似乎不过是一粒尘埃。

“根据数学化的关于物质的微观物理学得出的形而上学将会使人越来越显得渺小,最终变成不过是一些运动中的物质。

”[2](P .4)在这种自然观图景中,自然是原子论的、可分的、孤立的、静止的和互不关联的,可以通过还原的方法来理解。

物理学对于自然的解释虽然对于我们了解自然是必须的、基本的,但439它并没有涉及到自然的本质。

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最倾向于反自然的。

他们认为自然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

在极端的情况下,自然被看作是魔鬼威胁、肉欲以及必须被有力抑制的动物本能的来源。

基督教把人之外的一切都排斥到它的神圣王国以外,否认对低级的物种具有道德上的义务。

例如,教皇派厄斯在公元9世纪曾经拒绝批准在罗马组织一个反对宰杀公牛的体育和娱乐会。

他声称,动物是没有灵魂的,从而也不具有要求人类道德上同情的权利。

基督教否认非人类的统一体中存在着灵魂或内在的精神,把人类关于自然的概念简化到一种机械的人工装置状态。

这种情况最早可能表达在《创世纪》关于天地创造的描述中:一个超然的神奇力量竟然在真空之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物质世界。

一切都是按照完全理性的设计形成的。

当其停止为其造物主的目的服务时,一切便都毁灭了。

基督教从自然身上剥去了所有精神特质,并且严格地使它与人类的感情保持距离。

爱默生颠覆了西方宗教反自然的传统偏见,他在1836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自然》中将自然定义为宇宙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从哲学上看,宇宙由自然(nature)和灵(soul)组成,自然即一切“非我”(Not Me)之物,它既指通常意义上的日月山川、鸟兽鱼虫、人的身体等,也指人在艺术观念指导下创造出的物质形态,如雕塑殿堂等。

这样,自然与灵的关系似乎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且“非我”的自然对于“我”有着重要的抚慰心绪、启示美感的作用。

他认为:“世界之所以缺乏统一,而且被支离破碎地堆积在一起,就是因为人没有与其自身统一起来。

”就这点而论,他不认为人一定要接受那些已经是尽善尽美的由上帝在最初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更倾向于使人类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不断进取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

人类能够通过使现实理想化而做到这一点,真正的世界,即在物质图像之外存在的思想领域,是人类想象力的持续不断的集体创造。

这个理想的世界,并不仅仅为了被理解而存在:它是一个有机的由人们赋予其意义的不断发展的世界。

人只有把自己从那种束缚于自然的理念中解脱出来,才能开始接受和实现使各种事物都井然有序的高级角色。

爱默生致力于建设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使自然的混乱状态归于统一和变得有意义,而且这个理想的世界也会是人们所渴望的精神家园。

在《自然》第四章《语言》中,爱默生写道:“所有的文字都传达某种精神含义,但其起源却不能归于自然,这在语言发展史上是十分清楚的事实。

文字并不是唯一具有表征性的东西,事物也同样是表征性的。

自然中的每一个事实,都是某一精神的象征。

自然中每一个现象都与心灵的某一状态相呼应,而该心灵状态只能通过将自然现象以图像形式表达出来而得到描述。

”由此可见,爱默生的自然并不是独立于人的自在自为的物质存在,而是人的心灵的表象。

在爱默生的理想世界中,“各种令人厌恶的表象,小人、蜘蛛、蛇、蛆虫、疯人院、监狱、敌人,都将极其迅速地消失;它们的存在是暂时的,而且将会永远销声匿迹。

自然中的低级和污秽之物,太阳会把它们晒干,风会把它们吹散”。

在更完美的未来,精神将建立起它对肉体的支配权,思想将超越人体,理想将超越物质,人类将超越自然。

爱默生指出:人是“置于废墟中的神”,自然是他异化了的意识,随着“精神的注入”,世界的创伤将会愈合,“人驾驭自然的王国”将给予人“比他现在梦想的上帝还要巨大的权力”,“一位有德的人必与自然的业绩不期而合,因而成为这个清明世界的共仰楷模”[3](P.841)。

在这里,爱默生是想建立一个道德上的乌托邦,在这个过程中,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

培根给世界构造了一个人造乐园,这个乐园通过科学和人类的管理而变得丰饶。

他曾预言,在那个乌托邦乐园里,人类将恢复一种尊贵和崇高的地位,并且重新得到他一度在伊甸园中所享有的高于一切其它动物的权利。

培根用一种完全自信的口气宣称:“将人类帝国的界限扩大到一切可能影响到的事物。

”他认为:“世界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世界服务。

”[4](P.51)爱默生继承了培根的思想并把它精神化。

他认为,自然体系需要有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进行调节,地球以及它的生物都注定要由人来改变其性质。

他说:“自然完全是中性的,他生来就是为了服务。

它像一个由救世主驾驭的牲畜一样温顺地接受人的控制。

它将其所辖的一切都作为原料奉献给人类,人类可将它们铸成有用的东西。

”因此,他为人类所选择440的标签———“生命的主人”,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部分培根的乌托邦思想。

而现在,是应该重新审视人在道德上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

二、走向整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19世纪,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渴望征服自然的欲望也愈加强烈。

爱默生发表在这一时期的《自然》一书自然很容易被视为是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

他提出的要建立一个“人驾驭自然的王国”,也很容易被看作是人类迫切希望征服自然的口号。

科学主义往往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自然看成是人类改造的对象。

人类的科学技术正是在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前进的。

然而,爱默生曾反复强调的“作为个人的人的无限性”,只不过是在科技有所发展但又没有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对未来的一个预想。

因此,对爱默生自然观的理解,也只能在这一独特的人类文明环境中去理解。

在这一环境中,爱默生一方面强烈地感受到人类科学的发展要作用于自然,另一方面又不可能清晰地、用科学方法来把握自然。

他只能从人化自然的角度,用心灵感受这条绳索把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

他所提出的以直觉和顿悟的方式而达到人与自然的结合,其实是一种把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整体主义自然观。

在爱默生的时代,还未经历现代科学化理性化的阶段,对细部的兴趣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因而保持着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整体性。

爱默生企图通过皈依宗教来使人们认清自然界内外的“同一性”。

根据他的理论,一个人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获得神性,直觉是一个人下意识中的道德情绪,是超越他本人的。

爱默生在《自然》中描述自己在一个朦胧冬日穿过波士顿公地时所体验到的直觉:刹那间,就像被上帝一击,他的精神升华了,他享受到“完美的兴奋”,“高兴得近乎畏惧”。

他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尽管自身无足轻重,却看到了一切,“宇宙的浪潮围绕着我;我是上帝的一部分”。

爱默生对人性的充分信赖使他的世界带有一种宗教的玫瑰色,这与灰蓝色为主的现代主义“荒原”有感情上、心态上的区别。

西方精神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沐浴在人文主义的玫瑰色中,虽然在19世纪,人文主义的英雄色彩已经从人化了的神形回到了神话中的诸神,用以雕塑辉煌人体的英雄色彩光辉渐失,在现代主义的“荒原”上只有一些灰色的城市工业喧嚣中的小人物和伊丽莎白·毕夏甫的“人蛾”。

二战后甚至“人蛾那有自我表现存在意识的最后的冰冷的眼泪”也已蒸发[5](P.32)。

面对精神的囚禁和自我解放的矛盾,面对工业化、现代化、生态环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挑战,人文精神失落了。

其原因并不复杂,人文精神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所以,在古代英雄时代,产生了悲壮、伟大、崇高、理想、意义等精神追求;在近代,与工业化和科学理性的胜利相对,产生了对规律、秩序、规范等的精神追求;在现代,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世界渐渐变成了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

在这种世界中,根本没有人的精神的位置。

加上由于现代化运动导致的竞争加剧,使得人们社会压力加大,人们变得更为现实、更为实际,对物质的关注,使得人们渐渐淡忘了或顾不上精神的需求。

贝洛在《挂起来的人》中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那位内向的日记作者一开头就攻击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这个时代笃信行动而毫不相信自我意识”[6](P.32)。

面对生活的压力,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的地位无足轻重。

难怪海明威笔下的巴内斯感慨地说:“人人都是这样,什么事也不懂(Nobody ever knows an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