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作的伪翻译属性

再创作的伪翻译属性 philip 2008 许渊冲认为，“出原著头地”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使读者。乐之”。要达到这种境界的惟一手段就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译语不仅要和目的语竞赛，甚至可以和源语竞赛。这首先可以理解成一种同处翻译屡面上的竞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创作也可以算是一种翻译．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翻译成文字。既然两种文字都在表达作者的思想，那就有一个高下之分，这就是两种文字在竞赛了”(许渊冲，2 5 7)。如果从创作的角度去换位理解，这里所指的作者就不仅仅是原作者．也指另一个“作者”，即译者，两个。作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或相近的“思想”。这样．译者和原作者就同处创作层面，因为翻译被等同于原作者用源语进行创作，为了求美，甚至以失真为代价。翻译中求真和求美的矛盾随着创作和翻译之间界限的消失也得到了调和。许渊冲先生的再创论所反映的理念并不是他的独剖，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就说，。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钱钟书，3 7 3)。郭沫若是一位文学翻译巨匠，创作论是他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他认为，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涌起。创作冲动”。当然，如果要达到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所提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境界”，译者的“冲动”也并不是无度的。

可以看出．再创论就是要打破创作和翻译的界限。其实，这种观点已经显示出对理论家们热衷于去给翻译下定义所持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特别是对。忠实”与“不忠实”，“归化”和。异化”之说的不屑一顾。当译者产生创作冲动，那么对翻译这一过程是否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就只是放在第二位了，首要的是译者如何通过自己的再创造使读者“乐之”。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文化建构》(Constructing Cultures)一书中指出，“如果不强调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具有的属性，这也许是有益的，不妨把翻译枧为一系列文本实践．在此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相互串通”(Bassnett，39)。这也正是许渊冲最提倡的，委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译者就必须同时站在读者和作者的位置上，要投读者所好，此时的译者具有了一种本能的创作意识。 一，翻译定义的模糊化实际上已经抽去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本质属性，而始终把翻译与原创置于同一地位，从而也淡化了原创，正如巴氏在对已经不再是翻译的“翻译”经过一番剖析之后所指出的，“„翻译‟的归类本身就是模糊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很久以来这便已成为事实．所以就有了关于如何区别„归化‟、„译本‟和„模仿‟的种种微不足道的争论，有了关于对原文忠实或不忠实的争辩，以及对过份地沉溺于所谓„原创‟的说法的种种非议”(Bassnett，3 8)。这种认识多少有助于我们接受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史中屡屡占上风的再创论翻译观。曾经引起国内译界讨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其中心问题就是再创作，进而涉及到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再创论或“再创式”翻译所提倡的不是名为翻译实为原创，而是追求一种创作境界。它也不是文化层面上的讨论，与其说是关注目的语文化中译文所产生的从“无”到“有”的异化效应或从“有”到。无”的对等效应，倒不如说是更多涉及译者的主体意识的问题。再创论并非有悖于当下的流行视角，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译者早就已经确立了与作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是以语言的本质为出发点的运思，译者的显身只是意义被解构后一种主体性的实现，而再创论所关注的是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主体身份的转变，最终落定的对象是文本。由此看来，我们与其说有必要给予再创论以过多的后现代理论的关怀，倒不如说有必要关注翻译中的再创作所导致的译者意识的转变或创作意识的确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以“有”译“无”和以。无”译“有”的翻译文本的走向。

从钱钟书、郭沫若到许渊冲，“再创式”翻译已经发展到一种与原创相提并论的地位，这一点在许先生的论述中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对翻译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翻译恰如“灵魂转生”，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翻译要做到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会有欠额和超额的翻译，“化”不当总是会发生的，是“讹”的一种表现，而钱氏对“讹”译是抱一种宽容态度的，更何况是“出原著头地”的所谓“讹”译。译文作为一种亚文本，总会带有误译的成份，但这也许恰恰是令“译者”得意的误译，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超导”，因为“超导体导电不过是无所失而已，而独创的翻译不仅无所失，还有所得，有所创造，-…·能够超过„超导‟，那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许渊冲，l00)。且不说所谓的“无所失”是否能做到，仅就许先生所提倡的“超过„超导”，就已经是把翻译的再创功能提到了很高的位置．甚至是视为“最高境界”。如果说钱钟书的“超越论”尚不明朗的话，那么许渊冲的“优势论”、“竞赛论”和“再创论”的三论合一就已经发展为一种自觉意识很强的翻译观了。试以许先生的几个译例来理解再创风格的实践：

原文：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E维《鸟鸣涧》， 译文：I hear osmanthus blooms fair unenjoyed；，In still night hills dissolve into the void．／The nsm‟g moon arouses birds to sing；／Their fitful twitter fills the dale with spring,(许渊冲译)

从整篇译文中可以看出，译者想以“不译”为“译”，以“有”译“无”，传达出一种与原诗吻合，甚至超过原诗的那种“无人赏花”的闲情逸致。虽然hear，to sta‟g，fillsthe dalewith spring等几处从字面上来看与原文并不一致，但译文荐造了一个与原诗相一致的整体意境，突现译文的创作功能。读者身处译者营造的情境，得到的却是原诗的意韵。其中dissolve tnto the void表面上与原文很贴切，但译文巧妙地用了一个对应词void描绘了不同的场景，而展现的却是大致相似的意境，因为dis solve是当。溶解”、“分解”或“消失”讲，译文可理解为“山峦隐没”或“四野皆空”。许渊冲先生在翻译黄兴的《咏鹰》中。木落万山空”一词时干脆避开了“空”字，译成Leaves fall and mountains sigh，这完全成了译者的再创。

原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捶。--t之涣《登鹳雀楼* 译文：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s bows；／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flows．，You can enjoy a era．haler sight／lf you climb to a greater height(许渊冲译)

译文中的a great height虽然没有直译出“更上一层楼”所体现的“境”，但也没有任何创作的痕迹。相比之下，第一句中bows一字则完全是译者的再造，可见用心良苦。除此一处之外，译文的完美与其说是再创之功，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形似”和。意似‟的高度统一。由此可见，“再创作”也可以体现为翻译中的个别。症状”，比如说，体现在“依山尽”一处的翻译上，成为翻译批评中个别的诊断对象。

原文：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

译文：Deep deep our love，too deep t0 show．／Deep deep we drink,silemt we grow．／The candle grieves to see us apart：，It melts in tears with burnt-out heart．(许渊冲译)

译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是个“得道者”，然后完全沉浸在创作的状态中。此时“翻译”只是一个旗号。翻译是假，创作是真。特别是“唯觉尊前笑不成”一句的译文，更显译者的再创痕迹。但没有生造之感，而且为全诗的翻译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意境。

再刨论所提倡的翻译被一些学者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甚至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境界。翻译尽管可以等同于创作，但毕竟不是原创。不管译者的创作冲动有多么强烈，其所作所为总是在想方设法把原作中的意境再现给译文读者．不管用“汾酒”还是用。茅台”去替代“伏特卡”(郭沫若语)，其目的总还是要营造类似的艺术意境。但这提醒我们思考一些问题：翻译的再创作何为度?再创作是否还具有翻译属性?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翻译标准的双重性问题。

二 巴斯杂特认为，所谓的原刨的概念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是现代的发明，翻译、原创和著作权都是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的。于是，翻译似乎只是一种低级的商业行为，始终处于边缘化和从属的地位．其结果便可能使翻译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特别是突显译者作为艺术再创造的主体，追求郑海凌在《文学翻译学》(2 0 0 0)中所描述的。和谐”的境界。由于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所导致的理想境界，如果把握不当，就有可能是一种超额的或欠额的再创作，说到底还是一个意译的度的把握的问题。由此可见，“再创”和“和谐”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真正的再创必然是和谐的。真正的和谐必然是再创。任何因“得意”而“忘言”的翻译都可以是再创造，但值得注意的是，译者不能“忘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脚上的镣铸”，否则就会是过度甚至是无度的创造。如果说翻译的再创作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源语文本形式的羁绊的话，那么，其分寸的适度与否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比如，把杜牧的《赠别》“唯觉尊前笑不成”译成Deep deep we drink，silent we grow，可以被认为是从心所欲的妙译，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超出临界点的发挥。而过度发挥并不总是令人称道的，尽管早在l 7世纪。英国的著名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就反对。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文的美就在于那副“镣铐”的存在。实际情况是，在理论上充分彰显翻译的再创本质就很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度。的失控．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一旦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失控也就成了司空见怪的现象了。笔者在此无意否定那种再创意识很强的翻译．倒是想在翻译批评话语中对“再创式”翻译，特别是对过度的再创作作一种隐性的诊断．从而认识“再创式”翻译的双重属性，避免对这种翻译策略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种臆性的诊断不一定带有颠覆性，相反会给翻译中的再创作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

图里(Gideon Toury)早已提出所谓的“伪翻译”说(ps~udotranslating)。需要注意的是，图里所说的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是指那些名为翻译而实际上根本无原文可依的“译作”。换句话说，并没有发生语际转按．也不存在任何翻译关系。在西方，伪翻译作品历来是用来向本土文化推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或文学新风的捷径。由此可以在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学实践中不引起非议。这是因为本土文化通常会对翻译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是翻译的，就可以放行。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许多文坛的创新者都是打着翻译的旗号。按照图里的解释，伪裔译其实不是翻译，有的是因为作家想改变路数，但又不希望读者把新的作品与代表自己原有特色的人名联系在一起，于是就打着翻译的幌子推出自己的新作品。也有的是为了躲避查禁．把一个假设的作者当作替身。毫无疑问．伪翻译与所谓的真翻译(genuine translation)就其文化地位来看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有些文本以翻译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