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道德心得

关于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个人心得。

引用搜狐教育网的一个在线调查结果：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现状，在被调查的4300位网民中，有7.26%认为正常，有21.14%认为异常，竟然有70.77%认为很糟糕，只有0.84%认为很好。

也许这些数据并不能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也不能真正地反映出当前中国人的道德现状，但至少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部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道德水平认可度很低。

这个认可度是对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在学术界，研究生毕业有这个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个人心得一项也见怪不怪。

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道德是不懂的，以为是通俗诚信、友爱，与人为善等，不错它们是在道德里，但说它们就是道德，则太为勉强。

道德太过深刻，我不敢妄下断言，在天为道，在地为德，在人为常。

借用南怀瑾老师在《原本大学微言》的话。

“德”字，我们现代人，一看到“德”字，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道德”，而且毫无疑问的，“道德”就是代表好人，不好的，便叫他“缺德”。

其实，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是汉、魏以后，渐渐变成口语的习惯，尤其是从唐代开始，把《老子》一书称作《道德经》。

因此，道德便成为人格行为最普通，又是最高的标准了。

但是，根据传统的五经文化，又有另一种解释，“德者，得也”。

这是指已经达到某一种行为目的，便叫德。

《尚书·皋陶谟》篇中的定义，共有九德——九种行为的标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在《尚书·洪范》篇中，另外说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在《周礼·地官》篇中，又有讲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

另外有关“德”字，在魏、晋以后，因为佛教、佛学的普及，提倡“布施”，教导人们必须将自已所有，尽心施放恩惠，给与众生，这样才有修行的功绩基础。

由此采用《书经》上一个同义词，叫做“功德”。

后代人们有时讲到“德”字，就惯性地与“功德”一词的观念连在一起，所以附带说明，以便大家了解。

我们了解到上古传统文化对于“德”字的内涵以后，把它归纳起来，再加简化一点来讲，“道”字是指体，“德”字是指用。

所谓用，是指人们由生理、心理上所发出的种种行为的作用。

这对于研究《大学》一书，尤其是最重要的认识。

不然，到了“明德”和“明明德”关头，就很容模糊、混淆不清。

因为古文以简化为要，到了现在，中国人的教育，不从文字学入手，搞得自已不懂自已的文化，反而认为古人真该死，自已的传统文化真糟糕。

在《大学》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在南怀瑾老师那里给我们有一个很好很清楚的讲解。

他用别的去侧面解释，如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可以借来用做明明德的发挥。

因为世上的人们，几乎都苦于不自知。

换言之，人都缺乏自知之明。

等于禅师们所说，人人都不知自已的本来面目，因此自心不明自心而不能见道。

又如早于孔子的管仲也说，“圣人畏微，愚人畏明”、“聪明当物，生之德也”，都是相同的道理，所以学问之道，首在“明明德”。

对于科学精神同样是模糊而不愿意清楚的。

认为科学就是技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

如果知识不能为我们带来赏识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价值的。

为此，我们都是“实用主义”，不愿去进一步去感受科学精神，跟不要去提深究科学精神，而不清楚什么是道德，而到处用，不明白什么是科学精神，而与道德混谈。

看到这里让写的是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个人心得，不知道我写关于中国道德的，写关于科学精神的认识算不算跑题。

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没有传承道德，人人过得糊里糊涂，也没有认清什么是科学转而去割裂科学本身，另辟一块谈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我们既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道德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科学而是想在结尾显现处框一个中国化的道德与学风。

关于科学精神，学生不才，看了些东西，在这里妄下断言。

“科学”这个译名。

英文science 是由希腊文episteme 而来，对应的拉丁文是scientia，意思是知识。

而所谓“知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信息的获得，而是与“意见”相对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

这里根本没有“分科之学”的意思。

作为分科之学的英文是另外一个词discipline。

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是针对那时的西方科学正处于职业化、专业化、分科化阶段而言，突出了19世纪中期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特征，但却遮蔽了它所生长出来的知识论传统。

我们可以说科学就其本质就是知识。

但知识是什么？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也很宽泛，我们常说“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等等，但西方对知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知识必须具有确定性。

西方关于科学的理想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理想，这是西方文化中一个特色，而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不是东方民族所热衷的。

古希腊时代，相同时期的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变化着的生命之场。

希腊哲学断然拒绝变化，从巴门尼德开始，就坚持“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是者是，不是者不是）”。

由于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思想，确定性、不变性成为之后几千年西方思想的主题。

这一主题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原则。

科学就是寻找规律，规律是变化之中的不变者。

科学定律通常以方程的形式呈现，方程即等式，而支持等式成立的就是不变性。

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确定性、研究不变性的领域。

这里多说一点，我们去看希腊的哲学发现，希腊人最核心的问题是自己、自我性的问题。

德尔斐神庙有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

“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要通过认识的方式将自己识别出来。

那么什么是你自己？我们通常是通过我与他人的关系来认清自己的角色：你是你爸爸的儿子，你是你丈夫的妻子，等等，这是通过外部的眼光来确认自己，是别人眼睛中的你，是靠他人来确立的你，但这是真正的你自己吗？这种所谓的自我实际上不能自持，是处于流变之中的。

我今天是老师，但是第二天被开除了，那么我还是老师吗？所以希腊人需要在认识你自己的名下找到稳定不变的东西。

只有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比如，我不可能把我还原为我的身体、我的血肉，因为人的身体在不断变化，现代生物学表明大约7年人体内的细胞会全部更新一遍，但你还是坚信你仍然是你自己，这靠的是什么？这个把自由看做最核心价值的文明所关注的中心是：什么是永恒的、不变的和什么是不断变化的。

巴门尼德的原则就确立了这样一个思想：纷繁复杂、不断流变的现象背后有永恒不变的本质，而知识的存在必须依赖“有确定性的、不变的东西存在”这一前提，必须“是者是，不是者不是”。

这就是西方哲学对于实在和现象的二分，它由巴门尼德开始，最终在柏拉图手中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观念。

实在是永恒不变的，而现象是通过感官认识到的、不断变化的，对永恒不变的实在的认识是知识，是真理，而对现象的认识只是意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和后来脱胎于此的科学最根本的追求是确定性。

我们可以说科学本身是谦卑的，对于不能证明的东西，既不肯定也不否认，因为你既不能证明它存在也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我们看到希腊文明对于人类文明自己独特的创造。

比如逻辑学，演绎数学，或者说证明科学。

我们也许会说我们也有数学、有算术，但是deductive science，即演绎科学却是西方独有的，举个例子。

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我们中国人只要测量一下得出结论就认为可以了，如果量一个不行那就测量多个。

但是希腊人会问：凭什么一定是180度呢？有什么保证它一定是真的呢？这就需要演绎，需要证明，于是诞生了证明科学。

一个定理如果能在一个体系中得到证明，那它的正确性在此体系中就是永远无法被质疑、被否定的。

不变性是自我的真谛，没有找到不变性、确定性的自我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也就因此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

爱因斯坦说，科学有两个要素——诞生于古希腊的演绎精神和近代产生的实验精神。

而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不令人奇怪的，中国不可能有科学，因为两大精神都没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在取向上的不同，西方文化把确定性、不变性、真理作为追求，而这一问题取向是从对自由、对自我的追求中生发出来的。

每种文化背后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文的核心：人和文。

对人类而言，特有的事实是：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开始置身于一种文化形式之中。

这种特定的文化就允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保证人生是值得过的，并为人生的意义作出辩护。

因此，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什么是人”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理想的人性”这个问题。

“人文”一词是个词组，它同时揭示了理想的人以及达至这一理想的方式。

文通“纹”，代表的是一种教化方式。

“人文”就是说：有一个对理想的人的设想，然后通过文化的方式实现这种理想。

故而，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理想和教化方式，形形色色的知识、具体的文化形态，都要从属于这个核心目标。

在我们的文化里不强调对这种永恒不变的实在的追求，也因此不重视知识。

把问题认识清楚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

儒家和道家的思维是：变化是绝对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一个事物可以既是又不是，因此，对于人性、人生，国人追求的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境中达到中庸、获得平衡或者作出在当下情境中最好的、最恰当的具体应对。

像中国历史上“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中国人止步于夸赞孔夫子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没有人质疑孔夫子，没有人非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逻各斯（Logos），逻各斯可以翻译为“道”，但是中国的“道”却是“道可道，非常道”：如果“道”可以被言说出来，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道”。

西方的“道”是言说（speak），确定性一定要能够明白无误地说出来。

这是西方追求的，也是科学追求的。

我们是个泛道德的国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伦常关系是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这是农耕文化最自然、最经济的方式。

在这种文化中，亲情成为核心要素。

西方文明，以其源头之一的希腊文明为例，其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经常迁徙的特性，这与农耕民族人口很低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于人与人之间频繁的流动，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那怎样组织才能形成井然有序的而不是充满了暴力和冲突的社会？这就形成西方社会的契约文化。

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天然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亲情为社会联结的纽带，而希腊的人与人之间是契约关系，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圣经“旧约”、“新约”是说上帝与人订约，这是源自民间早就存在的订约行为。

所以，制定规则、遵循规则是西方社会构建的机制。

举个例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子或者学生犯法，父亲或者老师有义务去亲自将其绑下，送去法办，但父亲或者老师犯法，做儿子或者学生则要与父亲或者老师站在一边，这样做事符合道德的。

忘了是孔子还是孟子被问到，若是尧的父亲犯法，尧该怎么做，回答是，尧该辞掉王的位置，和父亲一起到远方躲避，这才是符合道德的。

如果有人真细看这篇文章，思考但别用现代的杂乱意识去思维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