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_樊星

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樊 星内容提要：1990年代，文学界对神秘文化的叩问大致体现为三股思潮：一是“宗教热”持续升温，体现出重建精神家园、抵抗虚无主义瘟疫的可贵努力；二是对各地神秘文化的神奇揭示，体现出探寻“东方神秘主义”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三是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感悟平凡人生的神秘感，由此超越“原生态叙事”。

关键词：1990年代 文学 神秘文化谈到1990年代的精神气质，常听到的概括是世俗化。

诚然，现代化的发展在1990年代有了明显的飞跃。

“全民经商”的浪潮空前高涨。

但另一方面，与世俗化浪潮相伴而行的，是文学界对于神秘文化的进一步叩问。

这叩问在1990年代以后大致呈现出三重风景——“宗教热”的持续升温信仰，是不可思议的神秘。

信仰似乎发源于神示。

信仰也深深植根在人们的心中。

“文革”导致的“信仰危机”驱使人们重新回归传统的宗教。

史铁生就在1986年指出：“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

” 11991年，当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张承志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写出了感天动地的教史《心灵史》。

这本书渲染了信仰的伟力——“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民性强悍。

除开神秘主义（即苏菲主义）外，没有什么力量能适合于这里。

”“这里充满了神秘的传说。

人在这里非常容易碰上奇异。

”※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在这里，“信仰是唯一出路”，“在这里连科学也是软弱的”，“苏菲各教派的信徒们只相信神秘感，又相信自己的想象力和直觉，只相信异变、怪诞、超常事物，只相信俗世芸芸众生不相信的灵性……”作家为哲合忍耶教派几代人的反抗与牺牲所感动，也特别指出：“经济不等于时代。

”“正因为是在一个无信仰的中国，正因为是在一个世俗思维理论统治一切的中国，导师马明心和他的哲合忍耶才如此闪烁异彩。

”这样的批判虽然偏激（在1990年代，中国信教的群众已相当可观！），却与世人对于“人心不古”的感慨相通。

在记录那些“哲合忍耶”教徒的悲壮历史的过程中，作家还发现：“历史全是秘密。

……追求心灵的历史，有时全靠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

”这样的历史观当然充满了神秘感。

的确，历史的神秘感在于：那些“正史”常常被质疑；许多“野史”反而广为流传；无数的“历史之谜”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也是在1991年，信佛的贾平凹发表了短篇小说《烟》。

作品通过一个“三世轮回”的魔幻故事表达了对于佛教核心理念“古赖耶识”的认同。

所谓“古赖耶识”，亦译“阿赖耶识”，是佛法唯识学中的“八识”中的第八识。

意为一切善恶种子寄托的所在，与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相近。

《烟》讲述了一个人肉体毁灭以后灵魂不灭、转世成为新人的故事。

考虑到1985年以后随着“现代派”的扩散导致的“世纪末情绪”的流行，不妨将《烟》看成作家借鉴“现代派”的魔幻手法、但摒弃了“现代派”虚无主义世界观的一次成功尝试。

范小青曾经在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的“后记”中写道：“自三国时期佛教传入苏州，对苏州民风影响颇大，有人认为苏州人佛性甚笃……我以为，佛性与‘韧’，似乎是有联系的。

” 2到了1992年发表的《还俗》中，作家点染出信仰与人格的玄机：尼姑慧文在1950年代初被迫还俗后依然终身独守，平易待人，“虽然几十年前就还了俗，其实看起来和不还俗也差不多”。

而另一位尼姑慧明则在几十年里一直修禅侍佛，不问世事。

虽然其间几度受委屈，几度欲自尽，到底还是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撑到佛事重兴、故庵重建的一天。

两种人生，都写出了苏州人信仰的坚定、恒久。

不过，作家有意在故事末尾通过慧明在苦修后顿悟慧文更有佛性的点睛之笔，写出了佛教的真谛：本心清净，即心即佛，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小说之外，还有一些散文作品也显示了作家进入佛家境界的体验与妙悟。

例如何士光发表于1992年的两篇散文——《黔灵留梦记》在回想自己的坎坷人生时对于因果、心灵有这样的妙悟：“岁月愈是淀积，你就愈是觉着这心不可捉摸。

我们怀着的这颗心，究竟是什么呢？”“佛曰求心，禅曰开悟，道曰法道，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都是对心灵的奥秘而言”。

“佛老及诸先贤……均发现，构成我们这心灵的，是宇宙间的一种最本质的能量，佛把它称为‘真知’、‘实相’、‘实体’，道把它称为‘一’、‘道’或‘炁’。

这是一的一切和一切的一。

……于是我们拥有的这颗心灵，本来就和整个的宇宙万物相联系，具有宇宙固有的莫大能量，能穷究万物的存在，包容着宇宙间的所有信息。

”这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通往这种奥秘的途径，纯然是实践的和体验的。

……这种体验的完成和质的飞跃，只在一瞬间。

”还有《夏天的途程》，在描写自己与好友张贤亮的缘分时也有这样的顿悟：什么是缘？两个人的相识、投缘，“这一切是注定而必然的？或者只是随机而偶然的？又或者显得圆满一些，同时是注定而偶然的？”如果缘分来自前世，那么，“那遥远的、我们的目光窥视不到的地方，会是怎样的情景？……那遥远到无量劫的情景。

”一切都玄远而神秘。

最后的感悟是：理性是苍白的。

还是“随缘从分地走过去，并不猜测和畏惧那结果”。

顺其自然：在这佛家和道家的哲学交汇点上，闪烁出超越浮躁的淡定之心。

到1993年，何士光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是佛经开卷语。

作家在书中通过对人生之谜、包括特异功能之谜的探寻，表达了对佛家和道家智慧的认同。

“从‘迷’开始，而抵达于‘悟’。

”悟到什么真谛？“不变只随缘”。

而那“缘”，又富有多么难以言传的神秘内涵！散文方面，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马丽华。

她在1989—1994年间出版了自己在西藏行走、体验、思考的长篇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表现出一位汉族作家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礼赞：那里的智者“所从事所擅长的是神秘主义的东方式智慧。

……他们的想象力又是超常的”，“那些非此地莫属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如此引人入胜”。

那里的史书、医书常常“充盈着人神杂糅之俗，浪漫主义之风”（《藏北游历》）。

“在充满神灵崇拜的雪域高原，天上、人间、地下，无所不在地充满了神”。

那里的人民相信“灵魂像风”，“灵魂与世界共生”，“一群这样拥有无穷时空的灵魂，一个消弥了有限界限和个体意识的群落……无所谓祸福，无所谓苦乐……崇尚自然，生命平等，贫寒而不自知，善待并同情天下人，而不管那些人如何优裕于他们”（《灵魂像风》）。

那里的淳朴民风、那里的虔诚信仰甚至使作家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建立一个世界上独特的阿里式的现代化文化（或：瑞士+西藏的模式）是否有可能？”（《西行阿里》）尽管，作家知道自己“不会皈依佛教”，但“仍被它的另一种境界所吸引，被它难以捉摸的、它暗示的永恒和渺无边际的空间所吸引”（《灵魂像风》）。

马丽华的这些作品，是当代“藏族文化热”的重要收获。

如此看来，1990年代之初，上述几部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看似偶然，其实是于冥冥中昭示了文学的精神的：无论是张承志那样慷慨激烈地呼唤1990年代文学的神秘文化思潮信仰的回归，还是贾平凹、马丽华那样含义深远地启迪人深思灵魂不灭的积极意义，或是范小青这样写普通人生命中佛性的根深蒂固，在世纪初的虚无主义情绪弥漫和世俗化浪潮渐渐高涨之际，都耐人寻味。

联系到稍后文学评论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可以看出文学界在世俗化的年代里努力守护精神家园的立场的。

文学，从神秘的生命体验、神秘的信仰坚守中发现抵抗虚无主义瘟疫的文学，虽然不再可能重新赢得1980年代曾经有过的辉煌，却在1990年代伊始，留下了超越时代主旋律（世俗化）的特别声音。

虽然，虚无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因此消亡。

虽然，世俗化浪潮照样日益高涨。

“文化热”的奇思与妙悟1980年代，文坛就有过“文化热”的高涨。

到了1990年代，“文化热”也进一步发展到了神秘文化的深层。

韩少功在199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鞋癖》就明显超越了《爸爸爸》的批判立场，而转向探寻“秘史”的奥秘。

小说显然打上了作家的身世烙印：作家的父亲在“文革”中死于非命。

小说刻画了父亲去世后家中一系列奇怪“异象”——父亲坐过的藤椅无端发出声响；父亲用过的碗无端破裂……而母亲的性格也变得怪异起来，并且热衷于做鞋。

“妈妈的鞋癖到底是怎么来的？”在读了野史《澧州史录》，了解到乾嘉年间澧州山民曾经爆发过一场“乡癫”，后被镇压，六百多“癫匪”被断去双足以后，作家猜想：鞋癖是否来自那场悲剧？人们是否因为断足的恐怖记忆而对鞋子产生了特殊的“嗜鞋”心理？家乡送鞋的礼俗、送葬时烧纸鞋的风俗、还有做鞋的热忱……一切都显得神秘、怪异，也足以引导读者去追寻风俗之源、秘史真相。

此后，他在发现生活的神秘、有趣方面颇多收获。

他的长篇笔记《暗示》《山南水北》中常常闪烁着叩问神秘的智慧——例如《暗示》对“隐秘的信息”的发现（该书第一卷就题为“隐秘的信息”。

作家在该书的“前言”中也表达了写作该书的主旨：破除“意识形态危险驯化”，发现“意识隐疾”）；还有《山南水北》对神秘大自然的参悟（对于“草木的心性”的猜想，对于“这条船其实是有生命的”的发现，对于“预感”神奇的见证……），都使人感受到一颗对世间万物充满了好奇和求索的心灵。

1992年，蔡测海发表了中篇小说《楚傩巴猜想》，表达了对楚魂的追寻：“楚傩巴文化具有游侠式的浪漫激情，具有一种鬼怪式智慧，对世界作出超验的直觉的判断”，它是质朴的人性，是生机勃勃的灵感，是“不去中原的皇帝老子那里做太监”的个性立场，它还是“一个梦魂境界”。

然而，无情的历史还是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中央帝国通过联姻吞并了楚傩巴。

“楚傩巴从此分化成若干个别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

此篇从远古的浪漫楚魂中寻找神奇的想象力、绚丽的生命感，是“寻根”思潮在1990年代没有消亡的又一证明。

1993年，何立伟在短篇小说《关于刀的故事》也通过一个“有教养的和平主义者”因为得到一把刀而变得豪侠、好斗的故事，写出了人与刀的神秘关系：“这把刀的某种神秘凶险的魔力已经依附于我并且主宰着我了。

它在我的血管里奔跑，使我失去理智，变得好斗、凶狠、头脑发热，同时也蛮力无穷。

……这就是刀的意志”，而在将那把刀送人以后，才重新变回了一个规矩人。

如此说来，人常常是被物支配的么？如果物可以左右人的命运，那么，人的主体性又从何谈起？……如果说，《楚傩巴猜想》的神秘令人遐想，那么，《鞋癖》和《关于刀的故事》的神秘则因为深深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厚土而难以理喻，令人喟叹。

“楚文化”的复兴是当代文化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