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以下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首先，“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前三十年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变化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了新的文学形态和运作机制，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机构和体制对作家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们被归入了体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艺术性上的简陋，但它仍然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对于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作家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经验和价值。
综上所述，“十七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评论资料一、贺仲明：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二、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三、王福湘：《山乡巨变》：左右为难中的艺术创造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贺仲明一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语言成就和发展方向，对于新文学语言于何时成熟以及是否成熟等问题，研究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我以为，评价新文学语言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本土化的实现。
因为众所周知，新文学是从传统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脱胎而来，它的语言更是受到文言文和翻译文体的强烈影响，要走向自立，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从外在到内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本土化转换过程。
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生活化。
也就是语言的鲜活自然，是现实生活的直接产物。
因为文学的主要反映对象是现实生活，它的语言就应该以现实人们的语言为基础，通过语言可以折射到现实人们的真实生活。
二是民族性。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体现，本土化的语言应该具有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透过语言可以体会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三是美学化。
语言本土化不是完全回归口语，而应该是对生活语言的提高和净化。
它应该立足于生活，又比生活更美、更凝炼、更生动。
真正成熟的新文学语言，应该是汲取了传统文言文的精粹，又借鉴翻译语的优长，同时又建立在现实大众口语的基础上，是本土生活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具备了这三点，就可以说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也才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成熟。
本土化是一个基本要求，具体到语言风格和语言方向则可以是多元和丰富的。
也就是说，随文学体裁和创作题材的变化，语言可以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更可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
像知识分子题材，就应该符合知识分子的生活话语，可以书面化一些，文气一些；乡村题材就要符合农民的生活，要尽量避免采用单一的知识分子话语，尤其在直接传达农民口语时更应该如此。
此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不同文学体裁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语言的表现内涵也会有所差异。
新文学语言的本土化需要现实生活的滋养，在这当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路程，那就是对农民语言的吸收和借鉴。
谈谈我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认识十七年长篇小说定义：十七年小说专指1949年到1966年里出版的中国大陆的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有多种分期。
最常见的就是三分法，按照政治来分期1949-1966（文革前）为十七年文学时期，1966-1976是文革文学时期，1978-？是新时期文学。
十七年文学时代风格政治色彩浓烈。
服务于政治，服从于政治。
十七年文学的说法本来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划分是以政治分期为标准的。
当时，中国的革命事业刚刚胜利。
毛泽东曾经总结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过，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文学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作用，被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中央十分重视文艺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9年后逐渐成为指导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文艺思想。
这时期的文艺路线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工农兵服务。
文学别无选择的充当了生活教科书的任务。
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类型一方面出于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更重要一方面出于要符合当时的文艺路线，把政治与艺术统一。
此时的长篇小说的类型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统一的“两结合”型文学。
一方面从革命现实出发，但是另一方面在革命现实中展现的是美好胜利的明天。
所以此时一切批判、暴露社会黑暗，存在消极思想的文学一律没有生存的空间。
此时的文学体现的就是歌颂革命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将这种美好的革命理想反应在作品中，让人们对美好的胜利的明天充满信心。
所以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从题材的摄取，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安排，细节的细节，直至创作的全过程，用革命理想来指导对现实发展的描写，以此来激励人们前进。
在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作品成就高，称作文学界用八个字来概括了这八个优秀经典长篇“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三红一创”即《红日》（1957）、《红岩》（1961）、《红旗谱》（1957）、《创业史》（1960），“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1958）、《山乡巨变》（1958）、《保卫延安》（1964）、《林海雪原》（1957）。
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2019年第10期“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文学传统辽宁 孟繁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现实、思想、情感等的表达，在继承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创造了全新的话语和形式。
“十七年”期间，成就最高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
这里主要描述的是农村题材小说。
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并不是一回事。
所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独特的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文学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也必须在这样的范畴和基本形态中展开。
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形态，即乡土文学，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4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一文学形态开始向农村题材转变。
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文学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农村题材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要反映和表达的，是中国社会开始构建的基本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它的基本依据是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学说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推翻地主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出路。
依据这一学说，现代文学开始发生转变并一直延续到1978年。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家们创作了大批红色经典，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陈登科的《风雷》、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这一文学现象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
事实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都实现了，但是，中国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
80年代，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率先对这条道路提出质疑：在这条道路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依然一贫如洗，出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