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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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宏观经济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郭丽岩展望明年,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将进一步增多,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接触式服务业和消费将加快恢复,就业、收入和国内物价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我国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题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不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持续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进一步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不断提升内需体系完整性,使得内外部需求持续改善,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内生动能不断增强,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发展。
宏观调控成效明显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支撑。
今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科学把握“稳”与“进”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丰富宏观调控工具和手段,稳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有力推动和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运用系统观念和工作方法,强化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机制,把握力度和节奏,促进多目标动态平衡,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特别是面对世纪疫情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压力和挑战,能保持住政策定力,强调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根据轻重缓急,在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和节奏的基础上,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调控,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稳定在合理区间。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
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两年平均增长6.3%,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1%,两年平均增长3.8%,增速与前三季度持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9%,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两年平均增长4.0%,增速与前三季度持平略快。
国企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1.引言1.1 概述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国有企业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建立的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旨在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促进国企健康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
在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下,国企的权力分配清晰,决策程序规范,能够有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决策的迅速执行将有助于企业迅速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
其次,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可以增强企业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通过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制度,可以使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更加透明,投资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决策过程,降低投资风险,增强市场信心。
另外,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还能够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
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防范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维护国企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最后,随着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不断崛起,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也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规范、透明、公正的治理结构能够提升企业的信誉度和市场声誉,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对于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势在必行。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的设计是一篇长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整篇文章的内容逻辑。
本文将以"国企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为题,通过以下章节组织和呈现文章的思路和分析。
2. 正文2.1 第一个要点在这一部分,将介绍当前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企业运营、发展带来的影响。
首先,可以探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定义和特点,并引用相关数据和案例,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谈起罗广建摘要: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已走过十多年的历程,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
改制后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系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
本文即是在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分析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对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一词起源于西方经济学,是指由一套组织结构严密的自然人来治理公司而形成的组织结构体系。
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机构(经理层)四部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衡,共同组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我国自1993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国企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有一批企业通过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机构,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但也有不少企业虽然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机关职能不健全,权力不能有效制衡,并未真正建立起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
一、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一)所有者缺位状况仍未解决,由此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从理论上讲,改制后的公司中只要存在国家股,那么国家就是公司的股东。
国家所有,其实质就是全民所有。
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全民对公司的产权并没有极强的约束力。
因此,由什么机构或人员来代表国家(全民)来履行作为出资人的股东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实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以及这种代表产生的法律依据、授权基础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国家股的代表人至今仍然不十分明确,因而造成了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
这就给企业的经营者为牟取个人私利或本企业职工的小集团利益以可乘之机,从而产生了“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严重破坏了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和已经组建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得股东和董事之间的信任委托制衡关系形同虚设。
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2)08-000-02摘要公司法是我国经济法学的一种,它从宏观方面对公司进行调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也属于公司法调整的一种,它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内部实现公平与效率最大化,并与社会公平效率最大化相契合,使我国公司的发展愈发健康快速地发展,而国有大型公司合理健康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财政的收入来源,缩小政府经济负担,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同时,公司本身也增强了自身的竞争力,在对外经济交流中也能抵御更多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结构势在必行,具体来讲,主要是处理好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关系,使三者利益能够都得到合理分配,在此基础上增加董事会义务,确保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同时增加经理层的职权以及监事会的监督权,扩大监事会成员来源范围,规范监事会成员的生产方式,通过政府任命并直接对公司各个股东负责,使其职权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只有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根本解决,我国的公司才能更加高效的发展。
关键词法人结构社会公平效率改革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公司的发展日益成熟,在外来经济的影响下,公司内部结构形式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改变,公司的经营者在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对其自身进行着改变以期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式,而随着企业内部经营方式的更新,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些公司因为企业法人内部结构调整不当濒临破产,一些上市公司经常因为其内部的失误从而使公司上市失败,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出现了问题,或是董事会功能缺失,或是执行能力落不到实处,产生的结果则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些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则产生效果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为了实公司结构的合理运营、有秩序地发展、抹掉负面因素、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与稳固改革开放的成果,对此,我国不断对《公司法》进行修订,新的《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实施,其中对旧公司法在公司股东在重大决策参权、股份转让权和责任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新的划分,但这只是完善我国现代公司制度的开始,中间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给出概念,我们还应该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经验来为我国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做出更完美的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公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的公告文章属性•【制定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日期】2021.12.31•【文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25号•【施行日期】2021.12.31•【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银行业监督管理正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25号为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机制,提高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现予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12月31日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增强宏观审慎政策透明度,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宏观审慎政策目标、风险评估、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机制等,是确保宏观审慎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机制。
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将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第三条在金融委的统筹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牵头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牵头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监测、识别、评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畅通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组织运用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第四条宏观审慎政策适用于依法设立的、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从事金融业务或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以及可能积聚和传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
第二章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第五条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周期累积以及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和跨境传染,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促进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与稳定。
第六条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是指综合运用风险评估工具和监管判断,识别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和表现,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态势、发生可能性和潜在危害程度。
及时、准确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
刍议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当前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外部出现的问题提出积极实现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加大力度推进政企分开;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作用;完全展开经理人员选聘制度;加大对企业集团经营国有资产的授权的几点完善的建议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国有控股一、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概况和缺点改革开放到现在,市场经济改革不断展开,如何建立、改善、更新公司治理结构也在不断的进行探索。
尤其是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后,标志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主要包括:首先,经过这三十多年的进程,多数大中型金融机构和国资委管理下的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和基本制度,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其次,,我国这学习式的直接套用国外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与现实存在诸多脱节之处。
(一)内部治理结构的缺点1、国家控股比率过大,过于集中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平衡衡,国有控股占有绝大多数份额,比率过高,造成国有股份占有绝对的主导权。
这样,就造成大股东掌握着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及表决都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导致中小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另一方面,公司的流通股少,且非常分散,普遍存在流通股东”用脚投票”的现象,这些都有碍股权结构的优化。
2、内部控制不平衡主要变现在:董事会缺乏独立性,成为没有科学自主决策力的空架子;独立董事职责不明,沦为形式;监事会空壳化,不能发挥监督作用。
(二)外部治理结构的缺点公司治理结构除了内部的问题,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合理也是重要缺点,应该对内部和外部得到同等的重视,真正实现全公司治理结构。
1、未形成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在我国国有控股高度集中且占统治地位的股权结构,以及国有资本处于绝对优势的资本市场,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经理人市场在约束公司经营者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多数经理和董事都不是通过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产生的,这就为培养合格的、具备专业素质的经理人才造成了阻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直是以来一个持续热议的话题。
因此,有
必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原因。
首先,宏观治理结构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政府在宏观
治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助于加强政府的行政实力,解决抗衡的复杂局面,从而使
政府的决策更加精准、有效、及时。
其次,科技发展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资源。
通过一
系列的科技发展,其效果使政府治理更加便捷,大大提高了效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此外,公民参与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府在治理中不断推进公民参与,释放政策、程序、资源等信息,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和建议,还利用科技和互联网,实现政
府与公民的即时沟通,增强公民参与度,有效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和发展。
政府治理工作要求具备创新精
神和专业素养,不断更新政府管理思想,加强政策制定、执行和宏观评估能力,通过对重
大问题的深刻剖析,发挥全球视野和政治引领,从而推动政府治理风格的现代化。
总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多重因素,政府的宏观结构演变、科技及人文发展、公民参与民主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发展等都是现代化政府治理所必须达到的要素,我国政府更加注重以国之大局为重,从系统性、领导力、能力和效果等角度加强治理
建设,并以此促进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治理论文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姓名:xx班级:xx学号:xx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xx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的新形势下,加强公司治理已成为国际潮流,受到国际企业界的普遍高度重视。
公司治理结构,是我国构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致力于研究解决的课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
本文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对策。
关键词: 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对策一、公司治理结构概述(一)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又称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组织机构现代化、法治化问题。
从法学的角度讲,公司治理结构有广、狭二义。
前者泛指一切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的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机关(组织机构)制度、股东“用脚投票”(抛售其持有的股份)、上市公司收购等1。
后者是指为维护股东、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保证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营,由法律与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公司组织机构之间权力分配与制衡的制度体系2。
本文仅从狭义上进行探讨。
(二)国外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发展国外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股东本位论”到“利益相关论”的发展过程。
与此相适应,立法模式也经历了一个从“资本基本主义”立法模式到“利益共同体主义”立法模式的演化过程,到目前又有了新的进展。
以德国为例,德国联邦政府于2002年夏季提出了公司治理改革的10点计划。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联邦政府改善公司治理的措施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此后又颁布了《德国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三)主要内容措施首先,强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
为了弥补股东大会的不足,《目录》与《准则》提出了强化股东以个人或少数股东身份监督经营者的措施:(1)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2)完善股东集体诉讼制度。
其次,加强对董事的约束与激励。
为了防止董事利用其职权侵害公司与股东利益,必须对董事施予一定的约束与义务;同时,为了使董事为公司的利益而勤勉地工作,必须对董事施予一定的激励。
宏观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与“治理governance)”同为当代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两者之间的内在已逐渐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治理的概念最早于80年代末提出,自1992年世界银行发布《治理与发展》的年度报告后,治理问题逐渐成为各国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随后,学术界逐步将治理与财政分权结合起来,提出通过财政分权实现多维度的善治(good governance)目标,如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惩治腐败、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并构建了各类衡量财政分权与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和分析工具。
本文首先对国外治理与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作一些综述;其次,简略介绍国外相关的治理绩效指标;最后,针对建立我国分级财政的治理绩效衡量体系,完善宏观治理结构等问题提出初步建议。
财政分权与治理问题的文献综述治理是指在一个国家中运用公共权力,依靠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合作与互动,高效率地配置社会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满足公共需要,以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活动与过程。
与治理密切的一个概念是善治或善政(good govemance),系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理想治理过程及其结果。
当代公共管理学认为,善治的概念包含10个要素:(1)合法性或义理性legitimacy)。
指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2)透明度(transparency)。
国家政治、经济信息的公开、透明、公民获取公共信息的容易程度;(3)责任性(accountability)。
强调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4)法治性(rule of law)。
强调健全法律、规章、秩序,法律既规范公民行为,更约束各级政府自身的行为;(5)回应性(responsiveness)。
是政府责任的延伸,政府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做出及时、负责任的回应;(6)有效性(effecfiveness)。
指政府管理的效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行动灵活;二是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善治与无效或低效的管理格格不入。
(7)公民参与(civil participation)。
指公民对社会生活、政府决策过程等方面的参与;(8)政府廉洁(cleanness)。
政府官员清明廉洁,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9)社会公正(justice)。
指不同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的重要手段。
不论是财政分权还是财政集权,作为政府治理的特定形式,是推进政府治理与善治的重要工具。
虽然,直接将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结合起来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但大量涌现的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假说进行的实证研究,在间接意义上也是对政府治理效果作出的检验,因为改善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制度创新等理想化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假说,正是政府实施治理与善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和温加斯特援引欧洲历史上新兴资产阶级逼迫封建国王建立国家预算制度的史实,强调财政制度创新对于政府治理的重要意义(North and Weingast,1989)。
Manor论证了中央政府之所以要推行地方财政分权,主要目的在于创建财政激励机制——以鼓励地方增加收入,并由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收入提成比例;从政治意义上考虑,财政分权也有助于中央政府从地方层次上赢得更多的选票支持,有利于建立广泛参与的、非集权型民主治理模式(Manor,1999)。
奥斯特罗姆等人认为,财政分权使得政府更加贴近人民,因而更有助于建立民主监督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更有效地遏制政府机构中的腐败行为(Ostrom et al,1989)。
而Bardhan等人则揭示了财政分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代理问题(Bard-han et al 1999),此外,Remy Prud ‘Homme深入剖析了财政分权有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危险(Remy Prud’Homme,1995)。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财政分权的治理绩效是直接反映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福利改善等一系列具体指标上的。
1995年Humplick和Estache运用国际比较数据,检验了不同的分权方式对道路、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绩效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分权模式下,各建设项目中至少有一项指标得到了改进,但分权与改善绩效之间的总体相关性并不显着(Humplick,Estache,1995)。
Hhther和Shah于1998年验证财政分权与多种治理指标之间具有的正相关关系(Huther,Shah,1998)。
20XX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Luiz de Mello 和Matias Barenstein基于78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再次验证了财政分权与各类治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在他们的研究中,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衡量是通过控制腐败、政府效能与责任、法治化、政治稳定、暴力冲突以及政府管理成本等方面的指标反映出来,财政分权指标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下级政府的收入动员等。
他们的研究证明:财政支出责任的下放可以改善治理绩效;非税收入以及来自上级政府的补助金、转移支付的比例越大,越有助于改进财政分权的治理绩效(Luizde Mello and Ma-tias Barenstein,20XX)。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在研究财政分权问题的时候,总是对机构能力或制度安排予以特殊的关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奥茨所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中的“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
在世界银行和美国马里兰大学从1999年至20XX年合作的研究课题中,研究者基于在菲律宾和乌干达两国的实地考察,提出只有在政府间预算约束硬化、地方支出自主和民主制度健全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财政分权才能取得良好的绩效。
而制度安排主要是指建立与完善公民约束、政府间约束和公共部门管理约束等一系列制度约束环境(Omar Azf ar et al,20XX)。
治理目标与治理绩效衡量自觉地把财政分权当作政府治理手段来运用,就需要事先明确财政分权的治理目标。
在世界银行指导各国分权改革的政策分析工具中(decentralization toolkit),是将财政分权置于一国既定的政治与管理环境中,把财政分权同政治分权、管理分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伴随时间的推移,分别观察三种分权各自的制度产出(System Outes),以便整体地把握三种分权战略共同的制度结果(System Results)和发展影响(Development lmpact)。
这种系统性的制度分析思路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财政分权在总体分权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政治分权和管理分权的中间环节。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职能更多地受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禀赋条件限定,政治分权和管理分权涉及国家政权结构和行政管理制度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的难度和阻力比较大,因而,一国政治和管理制度上的变迁是相对缓慢的。
比较而言,财政制度的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财政分权的成功推进还能为整体制度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
优化财政制度产出,如更大限度地动员财政资源,硬化预算约束,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各级政府运用财政资源的能力等,能够直接提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并且为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就是我国和其他转轨国家为什么选择财政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原因。
财政分权又是与政治和管理分权密切相关的,没有政治制度、管理体制上的相应调整,财政分权就不能真正贯彻到底。
是政治、财政和管理各自分权的制度产出汇合成总体的制度结果,总体制度结果才能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单一的分权或者绩效欠佳,或者不能持久。
这也同时说明为什么财政改革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协调配套,而不能单项突进的道理。
1999年Kaufmann,Kraay和Zoido——Lobaton运用数量方法,研究建立衡量政府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
他们搜集了来自商业风险评估机构、多边国际组织、思想库等非政府组织的基础数据,并在各国专家学者、工商界、社会公众中作广泛的问卷调查,对300多个反映政府治理绩效的基本数据作出分析,建立起衡量政府治理绩效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构建了有关政府治理的6类集合性指标系统,包括;公民呼声与政府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无暴力冲突(political stability/no viole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政府管制的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性(rule of law);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
通过对150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他们得出政府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联密切的结论。
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世界银行提出“治理是重要的(governance m atters)”这一公理性论断。
Kaufiaaann,Kraay和Zoido——Lobat6n的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在治理指标与财政分权之间建立直接。
而Jeff Huther和Anwar Shah 在1998年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是对财政分权与治理绩效相关性进行的检验。
他们以地方政府支出表示财政分权的程度,对财政分权与政府治理绩效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两者之间相关显着的结论。
在Kaufirmnn和Huther等人研究的基础上,20XX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Luized MeUo和Mafias Barenstein运用来自78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再次验证了财政分权与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他们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衡量是通过控制腐败、政府效能与责任、法治化、政治稳定、暴力冲突以及政府管理成本等方面的指标反映出来,反映财政分权的指标是:地方政府支出的份额、地方税收自主权、非税收入自主权等。
他们的研究证明:财政支出责任的下放可以改善治理绩效,支出下放的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改善治理绩效。
不但下放支出权限重要,而且赋予地方征税、融资的自主权对于提高地方治理绩效也非常重要,同样,来自上级政府的补助金、转移支付的比例越大,越有利于财政分权治理绩效的改善。
在财政分权和政府治理之间建立的研究思路,既有理论价值,更富有实践指导意义。
然而,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借鉴,不可以盲目照搬。
中国财政改革植根于本国独特的制度土壤,国外学者设计的衡量指标往往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财政分权的治理绩效。
例如,按照Jeff Huther和Anwar Shah设计的评价指标,中国财政分权治理绩效被排在俄罗斯之后,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客观的评价结果,原因在于国外学者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过度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