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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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一、引言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受到普遍关注,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它是我国实施城市化、产业化发展战略的产物,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殊的历史现象。
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留守儿童自身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留守儿童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留守儿童支持系统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前者主要表现为:一、成绩下降,自觉性较差;二、心理承受能力差,缺乏家庭归属感和安全感,且性格孤僻叛逆;三、行为放任自流,我行我素,染上一些社会上的恶习。
后者主要表现为:一、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认识不够;二、留守儿童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三、留守儿童教育的专业管理人员缺乏,管理存在漏洞;四、留守儿童教育的缺失。
上述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我国农村教育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社会工作作为弱势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活动,有必要参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
二、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模式社会工作介入是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案主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
根据以上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社会工作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介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直接针对留守儿童自身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另一方面是对影响留守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行社会工作介入,通过介入改善留守儿童教育条件,为留守儿童教育提供良好学习环境,从而达到为留守儿童教育服务的目标。
前者是直接介入方式,后者是间接介入方式。
对留守儿童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介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支持体系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种是通过留守儿童教育需要的信息反馈和对支持体系的实施主体进行培训与指导,使支持体系不断增加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
2017年第4期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237期)
经济与管理研究
社会资本视阈下邻避冲突治理路径研究 张广文 摘 要: 经济新常态在社会秩序中呈现了社会稳定风险的多元化。近年来,在中国社 会建设的过程中,邻避项目引发的社会失稳、社会失序等事件屡有发生,规避抑或治理 邻避冲突是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入手,基于社会资 本理论解释邻避冲突的致因因素及其治理之道的可行性,在深入分析信任、社会网络及 居民参与等核心要素的基础上,探究邻避冲突生成机理及治理之道,以期为邻避项目社 会稳定风险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社会资本;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4—0050—06
重大工程项目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进程中 必要的经济发展手段。然而,自本世纪初,很多惠 及全体但项目周边居民反对的邻避项目,因屡有 群体性事件发生而被迫停止,充斥着社会稳定的 风险。如何减少、解决此类社会失稳现象,如何使 邻避项目为公众接受并运转?邻避冲突成为经济 新常态中社会稳定风险的常态表现。笔者从社会 风险的新常态、邻避冲突生成以及社会资本在冲 突解决中的价值角度,探究邻避冲突的治理之道。 一、社会新常态中的社会风险 新常态——邻避冲突 (一)邻避项目为何物? 50 2015年8月12日晚23:30左右,伴随着巨 响,伴随着浓烟和蘑菇云,天津塘沽爆炸……惨痛 的损失使人们对邻避项目的认识更加深刻,爆炸 源系危险化学品仓库——典型的邻避设施,该设 施的选址距离主要居民区不足千米,爆炸造成周 边居民伤亡、小区损坏严重、居民心理焦虑等诸多 现实影响。近十年来PX项目在中国的“污名 化”,加之社会网络的时空交融,使得邻避项目已 为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早在20世纪,西方学界定 义邻避(Not—In-My—Back.Yard,简称NIMBY),即 为社会民众的生活、经济收益提供有效支持的、具 有准公共物品特征的项目。其主要特征为:造福
社会资本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社区是一个由各种群体组成的微观社会单位,社区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
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包括互信、合作、互助、社会网络等,它对社区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社会资本对社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区内的经济活动,提升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一个互信、合作、互助的社区中,人们更愿意与他人合作开展经济活动,形成良好的经济关系网络。
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流动和分配。
例如,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可以形成集体经济,共同经营农田、养殖业等,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社会资本对社区的文化建设起到支撑作用。
社会资本在社区中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推动社区的文化建设。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传递文化价值观念和习俗。
社区居民通过社交网络、社群活动等形式,加深彼此的了解,并共同参与项目,如社区节日庆典、乡土文化展示等。
这些活动有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社会资本也可以促进社区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丰富社区的文化内涵。
三、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起到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有助于构建社区的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效能。
在一个拥有高度社会资本的社区中,居民之间紧密联系,关系网密切,形成了一种内部约束和外部协作的治理模式。
社区居民通过社区议事会、居民代表会等形式,参与社区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社会资本还可以促进社区内居民之间的监督和自我约束,维护社区的公共秩序。
例如,社区居民通过日常交往和互相了解,形成了相互监督的机制,对不法分子和不良行为形成共识,加强社区的安全防控。
四、社会资本对社区的社会支持和福利提供具有积极影响。
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社区内的互助和支持,提升居民的生活福利。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包括邻里互助、精神慰藉、经济援助等。
一个充满社会资本的社区,可以形成相对稳定和有序的社会关系网络,居民之间具备相互借助的意愿和行为。
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些关系不仅是我们个体的生活需要,也是我们在社会中实现自己价值的重要途径。
这就是社会关系的意义所在。
而这些关系所产生的价值则被称为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可以是亲密的家庭关系,也可以是与邻居、同事、朋友之间共同享有的信任关系。
无论是哪种关系,都需要我们进行良好的交流和互动来维系和加强。
首先,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
家庭是我们成长的起点,也是我们终身的港湾。
在家庭中,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
这种亲密的关系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还能够提供给我们相互帮助和支持的力量。
一个家庭是否和睦、安定,直接影响着我们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稳定。
其次,邻里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过着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
与此同时,人们与邻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然而,良好的邻里关系不仅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还能够提供相互帮助的机会和资源。
邻里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可以帮助解决一系列社区问题,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第三,社交关系对于个人的发展和成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与朋友建立真诚、互相尊重的友谊,我们可以得到心理的慰藉和支持,也可以分享彼此的快乐和酸甜苦辣。
朋友之间的互助和合作,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互相促进个人成长和进步。
与此同时,通过朋友的介绍和推荐,我们还能够开拓更广阔的人脉资源,为自己的人生增添更多机会和可能。
最后,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我们个体在社会中实现自己价值的重要支撑。
社会资本包括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积累。
通过与不同人群建立关系,并保持和增强这些关系的质量,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个体,在求职、创业、学习等方面都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成功潜力。
综上所述,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意义不可忽视。
在一个互联网高度发达、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人们与其他个体之间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成为成功的关键之一。
2023年社会工作者之初级社会综合能力全真模拟考试试卷B卷含答案单选题(共50题)1、社会工作者调动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发挥服务对象的潜在能力,促使服务对象发生有效改变。
这是社会工作者扮演的( )角色。
A.使能者B.联系人C.教育者D.倡导者【答案】 A2、在小组工作中,()使得小组组员彼此之间愿意和乐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A.相互尊重B.个别化C.接纳和肯定D.保密【答案】 C3、(2020年真题)根据《劳动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对怀孕()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
A.4B.5C.6D.74、建立关系的会谈是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初次接触建立相互信任的()。
A.互动关系B.合作关系C.个案辅导关系D.人际交往关系【答案】 B5、社会工作者的基本功是()。
A.社会工作者的素质B.社会工作者的学历C.专业助人方法D.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答案】 C6、(2021年真题)根据《民法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
应当钦定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像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A.15B.20C.30D.607、学校社会工作者计划为大四学生举办升学就业小组,协助他们为前途作出选择,社会工作者在设计小组活动时,除了要考虑学生的特征和能力、学校场地和设备外,首先应考虑()。
A.社会工作者的兴趣B.学校的目标C.机构的发展方向D.小组的活动目标【答案】 D8、社会工作者小赵发现新建的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日常管理漏洞较多,打算通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解决问题。
下列做法中,属于社会工作过程目标的是()。
A.调整老年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B.鼓励居民自主讨论中心管理规范C.增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安防设备D.让社区居委会派人轮流值班管理【答案】 B9、小组活动在小组工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设计小组活动时,社会工作者不需要掌握和考虑( )。
“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关于《“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
“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 撤街强社;社区;社会资本;自治;参与[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6)01-0026-06社区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域性场所,社区治理模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有步骤地开展社区建设和服务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2000年起全国正式掀起社区建设的新浪潮,与此同时关于社区治理的各项探索工作也一直没有间断。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这使得社区治理模式也同样面临创新挑战。
作为社区治理的探索模式之一,我国若干城市已经先后进行了撤街强社改革试点。
由于《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已于2009年6月废止,而目前新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法尚未正式颁布,从而为裁撤街道办事处这一创新举措提供了合法空间。
如今,某些地区的改革试点工作已卓有成效,如安徽铜陵、贵州贵阳等;北京、南京和佳木斯等城市也在一定范围内施行了探索实践。
这些创新策略以裁撤街道办事处、重塑社区服务机构配置格局为核心,力求通过改革促使社区应然的自治功能重新发挥,恢复社区原本被削弱的自治职能,提供给群众更多的社区参与机遇。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而言,“撤街强社”模式是一种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它能够通过有效的社区自治来培育社会资本,并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进一步扩展社区自治和社区参与的空间。
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如何可能?作者:马西恒来源:《检察风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2013年第03期【摘要】解决中国社区建设的行政化问题,关键是回归社区的本来意义,把社区建设的目标直接指向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使社区建设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从国家治理回归到居民的日常生活。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开展社区睦邻点建设的成功案例,提供了一种通过开发邻里社会资本和睦邻文化资源培育居民自组织,自下而上建构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新经验,有助于回答建构社会化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如何可能的问题。
据此,新一轮社区建设应注重从社区自然秩序和邻里生活交往的现实需求中寻求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按照政社分开原则,改变政府的行政干预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使政府权力淡出社区组织的具体过程,主要使用政策杠杆进行居民动员,并对居民组织加以规范、引导和扶持。
【关键词】社区行政化社区自组织生活共同体社会资本如果从1993年启动城市社区建设试点算起,中国的社区建设已经走过20年。
在这20多年中,社区建设一面建构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一面改革和创新基层治理体系,从改善居民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牵引着社会建设与进步。
但与此同时,中国社区建设的推进主要依靠党政力量的强力主导和大规模资源投入,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因而主要表现为一个政府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实现社会再组织的过程,社区行政化成为社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社区行政化既不符合社区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来意义,也背离了社区建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1],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的初衷。
社区行政化抑制了社区的社会化活力,自然令人担忧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嘉定镇街道的睦邻点建设从开发邻里社会资本,动员和培育居民草根组织做起,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地建设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新经验,可为探索社区建设的社会化路径提供多种启发。
一、路径转向:寻找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解决社区建设的行政化问题,关键是回归社区的本来意义。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摘要:面对我国经济建设脚步的日益增加,各个领域也迎来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社区质量工作要不断加强创新。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
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
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社区治理;共同体;多方参与;良性互动引言社区治理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对推动我国城市、整体治理向新的台阶迈进和新的深度发展无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随着社会治理智能化在各个领域中的不断深入,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过程中科学、合理地推动社区治理技术创新发展已逐步成为引领社会全面升级的驱动力。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及其所属的相关单位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信息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现阶段我国社区治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逐步步入新常态,社区治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
故有效地弄清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治理的全面智能化、信息化和便民性,对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分必要。
1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
与社区管理不同,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居民参与和群众自治,党的十八大也明确强调社区治理的核心内涵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然而,当前大多数社区的建设动力主要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居民参与和群众自治不足,导致许多社区深陷参与主体角色错位、行政化严重、配套资源供给不足等治理困境,制约了我国社区总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刘春荣提要:本文论证了国家介入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邻里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和存量可以通过对嵌入于居民区的组织联系而得到解释。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本文通过1996年以来上海的社区组织重建政策讨论了这些命题。研究发现,特定形式的国家介入乃是社会资本得以发展和增进的必要动力;居民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必须和国家介入的类型进一步联系起来分析。关键词:社会资本 国家介入 社区组织
一、导 言社会资本在一般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增进集体行动的能力,减少人际互动过程中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在具体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上虽然争讼不休,但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穿透性的分析工具。得益于科尔曼(JamesColema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及普特南(RobertPutnam)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学者们纷纷把这一概念运用于不同的研究中,比如民主治理的绩效、社区控制、经济增长乃至个体的职业流动。在许多政策取向的研究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也被认为是医治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的灵丹妙药。那么社会资本是如何出现和增生的?它是如何解释不同社区中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的?在现有的文献中,比较多的研究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自变量并检测其社会、政治、经济效应,较少将其作为因变量,由此去考察它的起源和演进问题。本文考查的问题是中国城市中邻里社会资本的聚集过程。为什么居民间的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在不同的社区中会有所不同?这种演变和差异性具有哪些独特的逻辑和模式?我
06们发现,已有的一些理论视角富有启发但却并不充分。通过对上海社区建设的研究,本文力图论证,在都市邻里社会中,居民间横向的信任关系和关系网络深受国家社区组织政策的影响。分析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之间的这种因果机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都市社会的变迁,而且可以就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议程。本文首先就社会资本的概念和起源进行讨论,并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提出新的推理和论点;接着分析了上海的社区组织政策,通过对L
区的经验观察,讨论国家推动的社区组织变革是如何引发邻里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的。文章最后回到关于社会资本起源的逻辑的讨论,进一步探讨个案的理论含义。
二、社会资本及其起源的理论社会科学家们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测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参见Newton,1997;Portes,1998;Jackman&Miller,1998)。
①但是,这种
争论或许存在着一个底线或共识,那就是承认人们在互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行动资源。如同科尔曼(Coleman,1988)和布迪厄(Bourdieu,1986)所指出的:“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于个体间关系之中
的行动资源,而这种资源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我们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建立在普特南的观点之上。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组织或社区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1993:167)。这个定义包含了结构的(structural)和认知的(cognitive)两种相互联系的向度:结构的社会资本包括客观上既定的角色、社会网络和制度、规章等;认知的社会资本则是指成员间主观上共享的规范、价值、信任、态度和信念等(Pax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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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争议的焦点在于分析的层次(赵延东、罗家德,2005),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社会资本分析的微观层次,也即嵌入自我观(theembeddedegoperspective);社会资本分析的中观层次,也即结构观(thestructuralperspective);社会资本分析的宏观层次,也即嵌入结构观(the
embeddedstructuralperspective)。这也是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所说的最狭义的社会资
本观(theminimalistview)、过渡的社会资本观(thetransitionalview)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theexpansionistview)(Ostrom,1999)。1999)。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促进了交往,也培育了互惠的规范,而认知层面的社会资本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这两个方面也是邻里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治理合作等方面来测知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这样一种功能主义的界定契合了科尔曼的问题意识,也即把社会资本看成是那些能够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用“邻里社会资本”来描述一种邻里居民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这种网络和信任有助于将居民个体融入社区,形成一种地方公共问题的治理力量,从而增进社区的集体福利。进而言之,邻里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居民间信任与规范的演进以及居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这种过程推进了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力。关于这些过程的解释逻辑,举其要端,有几种主要的理论观点,它包括历史—结构解释、社会关系网络解释,以及晚近的制度转向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资本和国家政策介入(policyinitiative)结合起来,提出关于中国都市社会中邻里社会资本生成的新命题。
(一)历史—结构解释
历史—结构解释或称“托克维尔模型”,其基本立场是在社会内部和历史上寻求社会资本的塑造力量,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市民社会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Putnam,1993,1995;福山,1998)。从这个角度看,表现为市民间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或所谓的“公民社区”(civiccommunity)乃是由历史上的自愿组织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社区
特征所决定的。根据普特南(Putnam,1993)的论述,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是经由人们间长期的“横向社团网络”的历史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包括商业的和公民的活动。福山(FrancisFukuyama)则注意到,社会资本经常是由科层化的权威资源产生的,它依靠规范和对权威的遵从;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大的文化体系如儒教等等都是如此。这些规范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社会化过程所包含的更多是习惯而不是理性因素。除了宗教以外,共享的历史经验也能够产生非正式规范并创造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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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7.2(Fukuyama,2000:13-14)。
在强调文化、历史经验在社会资本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个阵营的学者们还讨论了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可以更好地增进社会资本,
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引发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家庭和亲属关系(kinshipties)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基础(Putnam,
2000;Winter,2000)。温特(Winter,2000)强调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之
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一方面,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推动人们的自我认识和信任,从而催生了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那种具有狭隘家庭主义(familism)特征的家庭生活,总是把家庭和血亲联系凌驾于社会义务之上,市民社会中社会资本存量因此遭到稀释。类似地,普特南(Putnam,2000)也把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归咎于衍生家族(extended
families)的解体、社会原子化(atomisation)和核心家庭(nuclearfamilies)的
兴起。在普特南看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效应,这种效应还具体地体现为某种代际差异:在美国社会,那些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是最具有高度参与精神和社会资本的一代,而后的公民性(civicmindedness)则不然。那些二战之后60年代出生的人,对公共组织
尤其有一种幻灭感,并倾向于采取一种注重隐私的生活方式,之后的一代人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电视机的普及以及消极式娱乐(passive
entertainment)的盛行也是解释公共生活衰败的另一重要因素。
(二)社会网络解释
与社会历史解释注重传统文化和组织的力量有所不同,社会网络解释从个体层面研究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社会网络的特质,
是影响个人行为目标的达成及其功效的一种力量。换言之,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那么,社会关系网络何以催生社会信任?在布斯肯斯(Buskens,
1998)看来,如果行动者经常交流其他行动者的可信任性,那么,行动者会限制不信任方式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如果行动者经常了解到其他行动者的信任行为,那么信任将在行动者之间发展出来。正是通过这些机制,社会网络促进了社会信任的生成。受到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1973)“弱关系”理论的启发,伯特(Burt,1992)区分了结构洞(structuralholes)和网络封闭(networkclosure)这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由此来分析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所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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