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政法机关执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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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政法机关执法公信力作者:徐向业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4期摘要个案公正与否直接影响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杨佳案和许霆案都已经成为一个广为关注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大,反映了民众对程序正义、实体正义的强烈诉求,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吸取经验教训。
如何树立和强化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至少要处理好各机关的关系,理顺各机关内部的工作关系,努力提高政法执法人员的各方面素质。
关键词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法律效果执法公信力作者简介:徐向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8-156-02一、杨佳案:对程序正义的呼唤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大楼,用刀连捅10人,导致其中6名民警身亡。
该案一现,惊动全国上下。
2008年9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佳死刑,杨佳不服提出上诉;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布驳回杨佳上诉,维持原判,上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核准。
可以说杨佳故意杀人案已经基本上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其带来的热烈讨论还远没结束。
从案发时起,有关该案的每一个信息都是媒体追踪的热点,每一个被披露的事实都是坊间热议的话题,每一个诉讼环节都引起大众的广为关注。
这当中有法律工作者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也有普通民众善意的表达和正义的呼吁,当然,也免不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纰漏对政法机关进行不合理的抨击。
在此不讨论案件本身的问题,也不对此妄加评论,作者关注的是为何该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更准确的说,是该案的办理过程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质疑、批评和指责!这反映了民众的什么诉求?杨佳故意杀人,对此事实,大家几乎是无所质疑;杀人偿命,对如此恶劣的故意杀人行为,判处杨佳死刑,多数人应可接受;民众所不满的是在该案侦查、起诉、审判等过程中的不公正之处,比如质疑上海警方作为侦查主体的合理性、质疑为杨佳指定的辩护律师的公正性、质疑开庭不公开、质疑作为重要证人的杨佳母亲的去向、质疑杨佳精神病鉴定结果、质疑杨佳杀人的真正原因不公开等等。
其实,这些种种的质疑反映只是一个诉求:社会公众需要的是事实的真相,需要的是用正义的形式实现正义的内容。
追求程序上的正义、希望杨佳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这才是杨佳案备受关注、广为讨论的真正原因!二、许霆案:对实体正义的追求2006年4月21日,许霆在广州某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发现取1000元,银行卡才扣1元,于是许霆连取17.5万元后逃走,2007年5月22日,许霆被抓获,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许霆不服提出上诉,2008年2月2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3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许霆还是不服提出上诉,5月2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8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应该说,许霆案被广为关注是从其被判处无期徒刑开始的,这一判决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在社会舆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令该案由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迅速上升为引发社会各方关注和公众热议的公共事件。
因为盗取十几万元就被判处无期徒刑,远远超出了极大数人的心理承受底线,为许霆喊冤的人越来越多,在某网站专设的投票区上,认为许霆不该获重刑的占总投票人数的90%豍。
认为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实是量刑过重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
非但普通民众如此认为,关注该案的法律工作者也越来越多,纷纷从法律、法律等等方面提出种种严谨的分析,呼吁对许霆案要进行审慎、公正的审理。
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也就该案发表了个人看法,对记者表示“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看,一审判无期徒刑明显过重豎。
对许霆案,在此仍然不探讨案件本身的问题,想讨论的仍然是为何该案会引起如此大的的社会反响,更准确的说,是该案的判决结果尤其是原审结果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疑惑、不满和愤慨!这又反映了民众的什么诉求?对许霆案的议论,主要集中在许霆有罪否和该不该重判,虽然前者是质的诉求,后者是量的诉求,但是两者的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公众对实体正义的诉求,希望给许霆一个责当其罪的处罚。
三、正义的实现:政法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直接体现杨佳,一个连杀多名公安民警的重案犯,本应该是民众斥责的对象,如今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声援,这种近乎离奇的舆论转化,乍看不可思议,细辨之下,这样的言论却并非都是无理取闹,相当程度上是缘于司法程序上的一系列瑕疵和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真相不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法治进程的有序推进,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对公平正义的内容和实现形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对于如此一个已经公诸于众的案件,大众必然欲知事件的始末、必然希望法律程序的正常启动运作。
“作为民众,我们始终关注的焦点并非被告人的命运,而是在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司法过程中能否秉持最基本的程序公正豏。
这样的呼声正反映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
故此政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依足法律程序办理案件,否则,政法机关在如此重大影响的案件中出现的程序瑕疵,会被不断的放大,将会极大的影响公众舆论对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的认知。
杨佳案背后的舆论矛头似乎指向了政法机关,质疑声音不绝于耳,就是没有严格执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政法机关而言,此事件的负面影响暂难以消弭,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受到强烈的质疑。
这带给我们的思考空间还很大,需要从中吸取的教训还很多,客观、辩证的对待该案背后的舆论,认真、理性的总结该案的得失,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如果说杨佳案负面的影响较多,那么许霆案正面的东西要多一些。
客观地说,一审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是有法律根据的,从法律层面而言,做出这样的判决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合法的并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公正,这就是公众不能接受该判决的原因。
公众需要的更多是公平正义,在许霆案中追求的是实体的正义,即给以许霆的处罚应当跟他的行为相适应。
其实公众的这种要求和罪刑相适应的现代司法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在民意和法律之间是会有一定的平衡点的,如果执法能找到平衡点,就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就会顾此失彼。
正如广东省检察院郑红检察长指出的,办案应考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工作起来肯定会有偏差豐。
从法律效果看,杨佳案的结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其社会效果却不大好的,程序的不公也是正义的无法实现,执法的公信力同样受到损害。
而许霆案则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找到了较好的结合点,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许霆案重审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这是司法对民意的善意回应,这一改判非但没有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反而树立了司法的公正性。
正义要以能看得到的方式实现,所以每一个个案都要追求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树立政法机关的权威和执法公信力。
四、树立政法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几个条件提高政法机关执法公信力是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有几个基本的条件是要具备的。
1.创造良好的执法大环境,即处理好执政党、其他机关和政法机关的关系,保证政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
这一点多被提及,在此不赘。
其实有个关系的处理要求更加合理和谨慎,那就是政法机关几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已有诉讼法等有关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不好的极端:要么关系太僵,要么关系太密。
对于前者,影响执法固然好理解,但是后者带来执法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关系太密就会形同一家,架空了法律规定的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的制度设计,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出于关系维系的考虑,容易避开职责的行使,对于明显违反规定的做法也睁只眼闭只眼,更有甚者互相袒护,对于明知违法的做法也不予监督纠正。
这样的危害性其实是很大的,给老百姓“官官相卫“的感觉,极其严重地破坏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2.创造良好的执法小环境,即理顺政法各机关内部的工作机制,确保法定职权得以落实,确保具体的执法人员可以切实依法履行执法职责,内部的监督牵制是必需也是必然的,但是不能违法违规干预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落实好办案责任制,明确责任分工,才会有利于执法工作的展开。
3.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条件。
因为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是靠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来实现的,反过来说,每一个个案都会影响到执法公信力的实现与否。
当案件是公正的,是为公众所信赖的,就体现出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反之则不能体现执法机关的公信力。
关于个案公正和执法公信力的关系,可以借用培根的一句名言来说明:“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豑培养一支素质较高、人民信任的执法人员队伍,是树立和强化政法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必要条件。
具体来说,素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至少应包括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职业素质。
在政治素质方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能够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政法工作,同时要理解法律和道德、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明悉时代政治的需求。
此外还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的发展中保持高度的稳健而非激进的立场和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并以此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在法律业务素质方面,要精通法理,掌握基本概念和法律条文的精确含义,不断提高执法工作技能,注意积累工作经验。
注释:①/a/20071218/000548.htm.②/a/20080331/000844.htm.③傅达林.从杨佳案到周正龙案:司法公开才能消弭误解.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2日.④/a/20080312/000174.htm.⑤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