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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事件心得体会近年来，虐童事件屡屡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些事件涉及的孩子往往是无辜的、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虐童事件呢？在看待这些事件时，我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首先，我们需要重视虐童事件的严重性。
虐待儿童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侵犯，是一种极其卑劣、残忍的行为。
虐童事件不仅会伤害受害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更会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虐童事件从根本上侵犯了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因此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案件，给予严厉的惩罚，保护儿童的权益。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虐童事件背后的原因。
在治理虐童事件时，单纯靠打击或者切断源头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从根源上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些虐童事件发生，不仅是施虐者个人的问题，也与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压力等相关。
此时，我们应该积极关注儿童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从根源上解决虐童问题。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关注身边的孩子。
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我们都有责任注意到身边孩子的情况，帮助他们避免由于家庭、学校、社交环境等因素而导致的问题。
如果发现身边的孩子受到虐待或是有其他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例如报警、向儿童福利机构寻求援助。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虐童事件的影响。
虐童事件不仅对受害孩子造成了伤害，同时也会给家庭、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受害者家庭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和恢复。
而且，虐童事件会对社会带来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影响，破坏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些事件的影响，配合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共同打击虐童事件。
总之，虐童事件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重视其严重性，关注事件背后的原因，关注身边孩子的情况，及时采取行动，并关注虐童事件的社会影响，共同净化社会环境，保护孩子的权益。
虐童事件的心得体会虐童事件是我国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一种严重社会问题，它给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经过学习和了解虐童事件的相关知识，我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虐童事件的发生与社会病态有关。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虐童事件的发生与家庭、教育、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有关。
家庭环境的不和谐、亲子关系的紧张冲突、家长教育方式的缺失等都可能成为虐童事件发生的诱因。
另外，社会文化也会对虐童事件的发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不健康的亲子观念以及对儿童权益的忽视，都有可能导致虐童事件的发生。
因此，我们要全面调查虐童事件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整个社会环境。
其次，虐童事件的发生与缺乏监管和援助机制有关。
虐童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理都需要依靠相关部门的联动和专业人员的介入。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地区和单位在虐童事件的处理方面存在问题，监管和援助机制不够完善。
部分单位存在敷衍工作、不作为的现象，没有形成有效的处置机制，导致虐童事件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所以，我们要建立完善的监管和援助机制，加强相关部门的配合和协调工作，确保虐童事件的及时发现、报告和处理。
最后，虐童事件的防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虐童事件的发生是整个社会的病态，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防治。
家庭是儿童最直接的社会环境，家长要增强家庭教育意识，关心孩子的成长发展，放下个人的利益，将孩子的利益放在首位。
学校是儿童的第二家庭，教师要增强对儿童权益的保护意识，及时发现和报告虐童事件，给予必要的援助和教育；社会各界要积极倡导儿童权益意识，并设立儿童专线，为儿童提供帮助和支持。
只有全社会共同行动，才能够真正将虐童事件遏制在发生之初，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
总之，虐童事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对其等闲视之。
应该通过加强全社会的宣传教育，完善监管和援助机制，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来预防和减少虐童事件的发生。
第14 卷第4 期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4 No. 4 2014 年7 月Journal of Hebei United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Jul. 2014文章编号：2095-2708（2014）04-0011-05从国内外立法看虐待儿童防治措施马冉，李海尧，刘斯亮，马翀，乔玲芳（南开大学法学院虐童行为刑法规制课题组，天津300071）关键词：虐待；儿童；美国；日本；法律法规摘要：虐童现象作为现代社会贫乏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各国采取立法以及行政方式来防治虐童行为，其中日本和美国的措施较为突出。
我国前一段发生的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引起了我国对立法的反思，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初步的虐童防治规范，但是并不完善，存在很多缺陷。
我国应当以本国实践为基础，同时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立法措施，完善当前立法制度，形成一套全面、完善的反虐童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 5 文献标志码：A虐待儿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各国普遍发生。
这一现象不但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以及未来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价值观问题。
若依据施虐主体对儿童虐待行为分类，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等家庭成员虐待儿童，另一类则是对儿童有直接教育、抚养义务的人员，如医生、教师、教练、保姆等人的虐待儿童行为。
在我国，由于大多数的虐童行为发生在家庭内部，普遍采取私下调解的方式，在情况严重时，可上升至刑法的虐待罪进行惩罚。
以教师为主体的虐童行为同样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尚不具有统一的规制办法。
随着浙江温岭女教师虐童案件的出现，社会舆论日益高涨，这一现象才得到大众的普遍重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广义的儿童虐待是指“：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
”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方式及主观意志，又可将儿童伤害大致分为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和忽视四类。
虐童事件观后感（二）引言概述：虐童事件是社会中一个令人震惊和愤怒的话题。
它揭示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将无辜的孩子们置于虐待和痛苦之中。
这篇文档是对虐童事件的观后感的延续，旨在深入探讨虐童事件的根源和影响，并提出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和解决方法。
正文：在虐童事件观后感（一）中，我强调了社会责任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虐童事件的根源通常远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复杂。
因此，在本文中，我将进一步探讨虐童事件的五个重要方面，包括：文化观念、心理健康、法律保护、教育体系和社会支持。
1. 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对虐童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些文化中，对儿童权益和人权的认识相对较弱，虐待儿童被接受或忽视。
- 许多社会中，对男性的期望使得虐童事件中的父亲或男性抚养者更容易逃避责任。
- 文化中对权威的顺从也可能导致虐待儿童行为的持续，很少有人愿意揭露或报告这类事件。
2. 心理健康：- 虐待者通常有心理上的问题，如情绪障碍、压力性事件或自我控制欠佳。
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他们将自己的负面情绪转嫁到儿童身上。
- 虐待儿童往往导致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长期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
- 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是预防虐童事件的重要手段。
3. 法律保护：- 国家法律制度和其对虐童事件的法律保护有重大影响。
严厉的法律措施和有效的执法，可以降低虐童事件的发生率。
- 必须建立举报机制，以鼓励社会各界报告虐童行为，同时保护举报者的隐私和安全。
- 法律保护还需要注重对虐待儿童进行精神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支持。
4. 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对儿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教师提供更全面的儿童保护培训，可以提高他们对虐童事件的识别和报告能力。
- 培养学生的自尊、自信和社交能力，可以减少他们成为虐待者或受虐者的风险。
- 学校应当提供健康的教育环境，鼓励儿童积极参与和表达自己的情感。
5.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对受虐儿童的康复和重建非常重要。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提供心理辅导、庇护所和法律援助等资源。
香港儿童保护组织教我们的事广州碧桂园那个骨瘦如柴、饱受生父和继母虐待的童童终于随生母返回香港，万幸的是她所拥有的香港户籍让其能够在香港得到相关福利机构及政府部门的照顾，但事件背后折射的内地儿童保护机制之缺陷却不得不让人沉思，而在深圳，虐童事件也不时有发生，2005年在罗湖区发生的“小敏遭母亲毒打至重伤案”；2008年罗湖区清水河发生的“10岁女童遭虐待致死案”；以及2009年同样发生在罗湖区清水河的“朱莎丽遭父亲暴力”……这些血淋淋的事件，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也警示我们建立完善的儿童保护机制是当务之急。
而对岸的香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建立了专门儿童保护社会组织，也有对口的政府职能部门专门处理儿童虐待事件，相较于内地政府在虐待儿童事件上的缺位，香港对于儿童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处理手法显然值得深圳学习与借鉴。
虐童事件究竟谁来管？深圳：政府部门缺位，社会机构心有余力不足孩子遭到家庭暴力或虐待后，由谁来报告？向哪个部门报告？怎样安置受暴儿童？从美国、我国香港等地在处理虐童事件上的成功经验来看，“防治虐童”需要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构、社会团体等多方介入，但和香港相比，深圳在以上的几个环节都有很大的差距，“相对做得比较好的是深圳的社会机构。
”深圳市北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虽然深圳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儿童保护和救助的社会机构，但是已经有很多社工机构都已经开展了儿童保护的项目。
”在处理虐待儿童的问题上，警察无法深入到居民楼中观察，只有邻居才能发现虐待儿童的蛛丝马迹，需要社区组织进行监督举报。
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陈主任告诉记者，“和妇女相比，儿童在受到家庭暴力和虐待的时候很难主动寻求救助，所以主动介入显得尤为关键。
”在番禺虐童事件发生后，深圳的一些小区业主论坛也议论纷纷，部分业主认为要在社区成立一个小组，对虐待儿童的家庭进行介入干预，防止同类惨剧再度重演。
不过，他们也有顾虑。
“会不会有人前来求助，这都很难说。
香港惩戒教育：内容、机制与启示作者：胡雅婷马早明来源：《中国德育》2016年第18期教师不能只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忽视教育对象的情感和道德诉求。
我们有责任帮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善良的人格。
从近年教育的发展来看，赏识教育暴露出了许多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香港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教育思想的地区之一，教育体制也相对完善。
所以，我们不妨学习借鉴同是中华文化背景下中国香港地区的惩戒教育。
一、香港惩戒教育的内容“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二字不仅要将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更应当在学生犯错时引导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香港，教育相关部门往往将惩戒教育称为“训育”，即寓教育于训导。
所有训育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促使学生在行为上做出积极的改善，以及教导学生自律，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让学与教有效的进行。
[1]（一）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校规校纪在香港，惩戒教育是被认可的。
根据香港《学校管理手册》规定，每所学校都应该订立符合其教育管理的训育政策和程序，学校应制定政策及措施，以预防学生的不良行为，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学习环境。
如果学生在校期间涉及时间（迟到、缺席）、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傲慢、轻蔑）等方面的违纪，教育者可根据这些校规校纪进行合理公正的惩戒教育。
当面对一些赏识教育、激励教育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这些带有纪律性的惩戒教育方式可能更为有效。
此外，香港的学校要求教育者在实行惩戒教育时，其所惩戒的措施应与学生所犯过失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实施惩戒者不可以因为其他原因滥用惩戒的权利而伤害到学生。
（二）倡导家长参与惩戒教育香港教育局鼓励学校推行全方位模式来发展惩戒教育系统。
每学年学校须让家长在子女入学前或学期开始时认识校内的训育制度和措施。
当学生出现不良行为需要接受惩戒时，教师会先将学生所犯的错误通知家长，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综合校规校纪，最终决定采取怎样的训育措施。
例如，对于学生屡次不改的严重行为，学校需要做出校内停课的安排时会事先让家长及学生了解校内停课的意义和执行准则。
虐童事件反思心得体会虐童事件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社会问题，它对受害儿童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应该深刻地反思这些事件，汲取教训，采取积极的行动来保护儿童的权益。
首先，虐童事件反思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对儿童保护还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一方面，虐童事件时有发生表明家庭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环，然而许多家庭在应对孩子的问题时缺乏有效的方式和方法，甚至有时候出于自身的压力和不冷静而对孩子进行暴力对待。
另一方面，虐童事件的发生也暴露出幼儿园、学校等机构防范虐童的不足。
这些机构应该在招聘和培训教育工作者时加强对其心理素质和专业知识的要求，定期进行专业培训，以提高其处理虐童事件的能力。
其次，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社会对虐童事件的关注程度。
虽然每次发生虐童事件时舆论都会热议一番，媒体也会对虐童事件进行追踪报道，然而一些虐童事件的持续性以及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却很容易被忽视。
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表面的事态，更要深入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和解决途径。
除此之外，虐童事件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参与和监督。
政府部门需要制定更加完善和严格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儿童权益，同时加大对虐童事件的打击和惩罚力度。
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儿童保护事业中，为受虐儿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另一方面，虐童事件还反映出儿童权益意识的不足。
教育家、家长以及社会大众需要认识到保护儿童权益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来履行。
我们应该鼓励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主动了解儿童的需求，关注他们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尊重他们的个人独立性和权利，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温暖和健康的成长环境。
虐童事件的发生也提醒我们，儿童保护不只是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投身其中。
我们可以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向有关儿童保护的机构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或是通过参与相关的培训和宣传活动等方式，为儿童权益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结起来，虐童事件反思告诉我们，虽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儿童保护问题，但是我们也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
虐童事件观后心得体会范文虐童事件是当代社会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到儿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还牵涉到社会伦理、家庭责任以及法律的约束和保护等多个方面。
近年来，虐童事件时有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观后一系列虐童事件的报道和记录，我深感这些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是巨大的。
首先，虐童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家庭问题。
虐童往往发生在家庭之中，是家庭成员失职和家庭关系失调的产物。
对儿童的虐待行为往往由家庭中的人发起，几乎都存在家庭暴力、家庭纠纷或者婚姻矛盾等问题。
一方面，这些家庭存在着对子女教育不当、家庭环境恶劣等问题，对儿童缺乏爱护和关怀；另一方面，虐童行为也暴露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存在缺陷。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家庭问题，加强家庭教育和家庭关系的建设，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充满爱和关怀。
其次，虐童事件也反映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出现了扭曲。
在一些虐童事件中，加害者不仅对儿童施以暴力，甚至还将这些暴力行为当作一种“正当”的教育方式。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扭曲，暴力、虐待甚至变态行为在这种环境下被认同和接受。
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强调爱、关怀、尊重和责任的重要性，传递正确的道德观念给我们的下一代。
第三，虐童事件揭示了我们社会制度和法律保护机制的不完善。
在一些虐童事件中，警方、社会服务机构等相关部门存在疏漏和不作为的情况，导致虐童事件发生后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和追究。
同时，也存在法律制度的漏洞和不完善，无法对加害者给予足够的惩罚和制裁。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社会服务和法律保护机制的建设，提高各部门的敏感度和责任感，确保每一个虐童事件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
第四，虐童事件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到虐童防治的过程中。
虐童预防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我们应该加强儿童保护意识的培养，关注自己周围的家庭和儿童，发现和报告虐童行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香港儿童虐待防治的经验与启示——生态系统的视角周佳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内容摘要：中国的儿童虐待问题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基础和表现形式。
本文从本土文化的现实出发，重新界定了国内儿童虐待问题，在借鉴香港有关儿童虐待防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生态系统的视角，构建防治结合、多方合力的受虐儿童保护系统关键词：儿童虐待；防治；香港经验；生态系统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良好的成长环境对其一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道，虐待正成为威胁全世界儿童生存的五大问题之一。
虐待不仅造成儿童身体痛苦、损伤、残废，而且引起生长发育障碍、心理失衡、人格改变甚至精神失常，对其未来人生造成极大伤害，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也将造成很大影响和危害[1]。
在中国，受长幼有序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有着浓烈的权威色彩。
许多父母认为“不打不成器”、“棍棒之下出孝子”，将体罚、辱骂看作是一种“激将教育法”，不是儿童虐待。
所以对儿童虐待问题的界定和干预，首先应着眼于本土文化的现实，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儿童虐待的介入包括预防与治疗两方面。
本文在借鉴香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生态系统的视角，探索构建一条适于本土文化，多方合力的儿童虐待防治道路。
一、儿童虐待的界定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99年对儿童虐待作了如下描述：儿童虐待指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和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行经济性剥削。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定义过于宽泛，对虐待行为的认定缺乏操作化标准。
对儿童虐待的界定，应考虑各国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应当有自己本土化的标准。
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下，儿童虐待的表现方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各国在对儿童虐待的定义和分类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其概念的界定宽严不一[2]。
比如，韩国和越南不认为体罚导致的青紫是儿童虐待的证据。
70%的韩国人及50%的越南人赞成用教鞭击打儿童手部来惩罚在学校作弊的孩子，而高加索和西班牙人都把致使身体某部位的青紫看作是虐待的结果[3]。
所以要对中国儿童虐待问题做出合理的界定，有必要追溯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及社会政策。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礼”。
在传统的家庭教养中，以儒教中的“礼”为最高典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
家长制作为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授予了家长天然的权威。
子女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家长可以“鞭笞”子女，子女不得反抗，否则被认为不守孝道，会受到家法惩罚。
此外，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也使女童的地位极为低下，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还要留在家里干活、照顾弟妹，甚至还有遗弃、溺杀女婴的现象。
当然，时代发展至今，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家庭中子女数目减少了，独生子女家庭占大多数，多数家长都视子女为掌上明珠，都愿意倾其所有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优越的环境。
尽管如此，传统文化思想还是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在教养方式上，许多家长、老师都没有放弃体罚这一有效手段。
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界定儿童虐待及其操作性标准，在理论和实践环节上都存在着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
既要考虑公众的普遍接受程度，也要切实起到保护儿童的作用。
根据上面的这些考虑，本文尝试从施虐者的行为和受虐者的受害程度出发，对儿童虐待作如下界定：施虐者从肉体上或精神上迫害、折磨和摧残儿童，其虐待行为包括辱骂、殴打儿童，拒绝满足儿童基本生存需要等，从而致使儿童在身体上出现严重的创伤、残疾，机能失常甚至死亡；或在精神上出现严重的认知、心理障碍。
儿童虐待也应该包括导致儿童身心发展严重受损的不作为行为。
轻微、适度的体罚暂不列入儿童虐待的范畴。
这样，儿童虐待就可以根据暴力源分为家内儿童虐待和家外儿童虐待；根据施暴类型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冷暴力）及身体精神虐待兼具的性虐待。
从施虐者来看，可能是儿童的父母、亲戚、老师、同学、朋友或陌生人等。
二、香港儿童虐待防治经验香港在儿童虐待防治方面有近30年的历史。
1980年，香港第一家专业预防及阻止儿童虐待的社会组织——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正式成立。
1983年，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SWD）建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组（CPSU）。
1995年，香港警务处建立了儿童虐待政策组（CAPU）和调查组（CAIU）。
1996年，卫生署任命了专门的儿童虐待医务协调员（MCCA）。
时至今日，香港在儿童虐待防治方面的服务已从简单走向多元，从治疗为主转变为预防先行，其秉持的群策群力的理念、二位一体的介入模式和社区为本的策略，在香港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一）群策群力、多专业合作的理念在香港，儿童虐待防治被看作是一项需要动员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不同阶段需要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人员的介入。
在预防阶段，需要大众传媒开展社会宣传活动，需要社区工作者进行社区宣传，需要律师配合普法宣传或法律咨询，有时甚至要邀请专家、社会名流、明星配合宣传或募捐活动等。
而在受理儿童虐待案件时，社工、医生、临床心理学家、老师等人士，会出席多专业的个案讨论会议，讨论个案性质，共同拟定福利计划以帮助受虐儿童及家庭。
在为受虐儿童提供具体服务时，需要心理咨询师提供心理辅导或治疗，需要医生进行身体诊治，需要不同的社会工作者开展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
香港政府和相关机构所秉持的这种群策群力、依靠多专业合作的理念为创建和谐、关怀、无暴力的儿童成长生态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
实践证明通过动员儿童成长的生态系统中涉及的不同专业人士的合作，最能有效处理各种复杂的儿童虐待案件。
（二）二位一体的模式香港的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
二者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服务内容既相互交叉又各有侧重，是一种二位一体的共治模式。
从服务数量看，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其余五分之一则由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4]。
从服务性质看，社会组织多以项目制形式开展活动并及时因应社会发展需要来开拓新的服务计划，所以一般来讲服务的时间短、弹性大、受众面窄，如儿童安全大使计划、海豚计划、彩虹计划、零暴力容忍计划、儿童情系黄大仙计划等；而政府提供的服务是以提高大众福利为目的，一般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受众面广等特点，如香港社会福利署开展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综合家庭服务、家庭危机支援、支援虐儿及性暴力个案受害人服务等。
从服务内容看，社会组织主要在微观系统开展服务：如具体的预防受虐项目及倡导性活动、为不同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性的服务（个案、小组、社区工作）及外展或转介服务等；政府主要在宏观系统开展服务：如完善立法、制定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促进社会组织的协调发展等。
在儿童虐待防治问题上，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一般的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
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
社会组织以企业模式经营，并要面对来自其他同类组织的竞争。
双方的这种常规性合作要接受政府拨款给社会组织时所签订的社会服务协议约束[5]。
政府会不定期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听取服务对象意见，以保证服务质量。
当然政府并不是社会组织获取资助的唯一渠道，香港还有其他许多基金会对社会组织提供资助。
例如防止虐待儿童会在其公布的2008年财政报告中，该会仅有8.6%的资金来自政府（社会福利署）拨款，其余大部分资金来自香港公益金和香港宝马会慈善基金的捐助。
所以香港政府这种基于双向选择的购买服务方式不同于内地政府的主导型取向，使社会组织拥有较高的积极性、自主性。
香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这种二位一体模式，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有效配合和良性竞争对防治儿童虐待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社区为本的策略在香港，社区既是防治儿童虐待的平台，又是介入儿童虐待的方法。
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儿童虐待防治方面开展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社区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来调动社会资源，以便更好地为儿童争权。
以下仅以香港学生辅助会（社会组织）在天水围社区开展的家庭效能发展计划为例，来说明这种策略：2004年，香港学生辅助会联合城市大学在天水围社区开展的家庭需要研究显示，天水围社区出现的儿童虐待情况值得关注。
该会于2006年成立“家庭能量——家庭效能发展计划”，旨在透过小学及学前教育等社区网络，主动辨别社区内儿童虐待状况，并透过家庭教育和社区环境的改善，来提高家庭效能，促进和谐家庭，降低社区暴力风险。
针对天水围的社区服务多为“被动式”，少有“外展式”服务，且对家庭暴力敏感度不足的现状，学生辅助会的社工主动邀请所在片区内的学校老师配合对社区内的儿童进行“父母管教子女行为模式评估”。
社工将整套评估系统设计成一套游戏软件，每名儿童只需完成一个单机游戏即可。
这样的评估办法使儿童易于接受且拥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根据评估结果，社工会有针对性地在社区内开展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父母管教技巧训练、成年人及学生的情绪表达训练、减压训练、沟通技巧训练、教育讲座等。
服务类别包括“在校支援家庭服务”和“家庭能量资源中心”。
这种社区为本的策略透过社区参与，建立互信的社区文化，搭建起居民间的互助网络，进而创造出关怀、无暴力的社区环境。
三、比较与启示（一）内地儿童虐待防治现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对政府、单位的依附性越来越小，原本由政府、单位提供的社会服务锐减，而社会组织又尚未具备系统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
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造成内地的儿童虐待防治无论在服务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及香港地区。
实践方面，政府、社会的干预角色尚未确立，健全的防治机制尚未建立。
一方面，大众对儿童虐待的重视程度不足，社会干预力量薄弱；另一方面，针对儿童虐待防治的系统观尚未形成，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大多各自为政、分而治之，不能形成有效的儿童保护合力。
当前内地的儿童虐待方式呈现出隐蔽化、多样化、暴力化的趋势，暴力源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扩展至儿童成长的整个生态系统，这对儿童虐待的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我们的应对模式却相对滞后，配套服务尚不到位。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的儿童虐待防治服务不够深入。
民政部、教育部、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对儿童的福利服务多集中于助学帮困方面，对虐待防治问题重视程度不足。
其次，有关社会组织数量不足，且多处于发展初期，服务能力有限。
首家儿童虐待防治中心于2006年在西安成立，这还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唯一的专门防治儿童虐待的社会组织，但距离多方携手构建儿童虐待防治生态系统的目标存在不小的距离。
第三，在社区层面开展的儿童虐待防治行政色彩浓重，工作开展大多留于形式，并未起到广泛的实质作用。
社区参与不足，儿童的社区支持网络匮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