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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关于社会信任制度系统的研究——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源和对策姓名：杜平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技术经济及管理指导教师：王勇20060401摘要本文在批判和继承国内外有关信任研究的基础上，把信任定义为在环境和制度系统的约束下，信任者对被信任者拥有特定品质或执行特定行为的主观预期。
围绕“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这一核心观点，从制度的组成细胞——元规则及其执行方式为出发点，对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制度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西方传统信任制度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和对策。
元规则是制度系统的组成细胞，它指示或命令其成员在特定条件下执行一定行为或者是禁止执行一定行为。
其成员违反它将会遭受特定的惩罚。
根据惩罚方式，元规则有三种执行方式：自我执行方式，分散、自发执行方式和集中、强制执行方式。
元规则执行方式的不同是社会信任制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元规则执行方式的选择模型决定了社会信任制度系统在三种执行方式上的最优均衡分配。
同元规则执行方式选择模型相对应，社会信任制度系统由自我执行规则层，分散、自发执行规则层和集中、强制执行规则层构成，三个规则层从不同层次对其成员的信任行为进行筛选，最终维持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度。
社会信任制度系统是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层级结构，三个规则层必须相互协调一致、相互支持。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具有等级特征的“差序结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始终跳不出血缘和宗法观念，因而其元规则主要定位在“情理”上，“情理”主要体现了根源于血缘、宗族关系的道德伦理观念，元规则的执行方式主要依赖于自我执行和分散、自发执行。
家庭、家族、社区等内部成员信任度很高，但和外部成员的信任度很低，即中国传统社会信任半径较小，但在信任半径内信任的很高。
传统西方社会是社会成员平等的“团体结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早就超越了血缘和氏族的眼界进人了契约关系，其元规则定位在“法理”上。
郑永年：21世纪的政治秩序危机郑永年2014年02月11日∙|∙更多郑永年专栏美籍日裔作家福山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心观点很简单，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最终政体形式。
苏东共产主义解体让福山的观点不仅在西方声名大噪，被视为经典，也很快传播到那些仍然是非民主的社会。
但站在今天的世界，不知道作者会如何看待民主政体？诚然，那些还没有成为民主的社会，人们仍然努力争取民主，历史似乎依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前行。
不过今天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很难是“历史的终结”。
在非民主社会，民主化的确在摧毁着原来的各种政体，但民主化也同样在摧毁着原来建立起来的民主秩序。
民主可以摧毁原来的秩序，但很难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
在21世纪的世界，我们注定要面临一场深刻的政治秩序危机。
在泰国，政党之间的恶斗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不管谁成为反对党，都能动员到足够的政治力量，推翻现在的执政党政权。
反对党要求政治改革，以冠冕堂皇的口号动员甚至挟持社会力量，但执政后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
现在甚至发展到抵制选举的地步。
没有政府，谁来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党会说，人民。
但谁是人民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种利益不同的社会群体，但找不到政治人物口中的“人民”。
印度的例子更为典型。
从人口规模来说，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
英国殖民结束后，印度的民主运作得相当不错，尽管各种社会冲突一直存在。
但现在则出现新形式的街头运动。
日前，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示威者占领了市中心，瘫痪了交通，发起者便是新任行政首长基杰里沃夫（Arvind Kejriwal）。
因为直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内政部，拒绝将四名涉嫌失职的德里警察停职。
基杰里沃夫因此发动示威，试图迫中央政府就范，交出首都的警察权。
由当政者搞街头运动比较新鲜，但其支持者认为，印度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需要用非常的手段才能破旧立新。
在乌克兰，因为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了政治危机，反对派要求现政府下台，执政党当然不肯。
初一写人作文社会是否陷入信任危机_650字【一】社会陷入信任危机
近年来，社会信任危机的问题在我国愈发严重。
人们之间的信任渐渐减少，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
那么，社会到底是否陷入了信任危机呢？
社会的丑闻频发导致了信任的破裂。
新闻中经常报道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比如说假冒伪劣产品、食品安全问题、信任危机等等。
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让人们对于社会的信任度大打折扣，不再相信社会会为他们的安全和权益考虑。
这种信任的破裂，不仅让人们产生了不安和困惑的心理，更是造成了信任的严重危机。
社会舆论的扭曲导致了信任问题的恶化。
如今，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扩散的速度愈发迅猛。
这些信息轰炸也使得人们更加难以辨别真伪。
一些不实的消息、谣言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引发大量的恐慌和焦虑。
人们对于信息传递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不再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社会舆论的失实和扭曲，使得信任问题日益加剧。
社会道德的沦丧使得信任危机进一步加深。
一些人不守法纪、不讲信用，甚至违法乱纪。
诸如此类的行为使得人们对于他人的诚信产生怀疑，不敢轻易相信别人。
而如果没有信任的基础，社会的运转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社会道德的沦丧与信任危机是相辅相成的，彼此错综复杂。
社会进入了信任危机的阶段，人们之间的信任渐渐减少。
这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危机。
要解决信任危机，我们需要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舆论监督和道德教育等手段来提高人们之间的信任度。
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信任危机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危机也意味着转机当代中国的"信任危机"作者:范可2013-04-27在一个国家几乎无所不在的时期里，信任如何呈现？在现阶段的中国，它又与市场社会乃至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有何不同？权力的运作在多大的程度可以对一个社会的信任与人的诚信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当国家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时，就会出现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对国家的不信任与对国家的要求与期待是相辅相成的，而危机的"机"字代表着机遇或者机会。
所以说，危机也意味着转机。
信任的社会史维度在人类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以亲缘为纽带构成社会，权力操持在家长的手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信任不是个问题。
田野资料证明，人类曾经有一种群体内不分彼此的"我群意识"(we group consciousness)。
人类学家亚当斯(R．N．Adams)指出，这种个人与集体的一体感产生自日常或者周期性接触过程中的亲缘、地缘及其他事实，是一种共同的利益感、经济需要和友谊的一种联系，以及心理上对群体的依附。
与这种观念相伴随的必然是"血族复仇"的风俗。
可以想见，具有这样意识的群体成员之间不存在信任的问题，甚或没有信任的概念，外人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充满敌意的他者。
亚当斯在分析"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框架里讨论这种现象。
［1］他的分析让我们想到，信任与族群性(ethnicity)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换言之，只有遇到"他者"之时，才会有是否对其信任的问题。
所以，族群性，还原到本质上，就是对"他者"的信任问题。
但从信任的角度看问题，"他者"未必是文化或者族群意义上的"他者"。
在信任的语境里，"他者"意味着一个人"来历不明"或者"丧失信用"，等等。
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道德困境
郑永年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09(000)022
【摘要】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越来
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予年轻人希望。
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
【总页数】1页(P59)
【作者】郑永年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2-06
【相关文献】
1.软起动器面临的替代压力越来越大——陈建义谈中国软起动器行业发展趋势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明确指出:中国利率面临越来越大的
上调压力3.浅谈面临道德困境时财务人员应如何坚持职业道德4.公民道德和公民
道德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其选择5.中国人面临的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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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3-2103(2006)01-0015-04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信任危机”现象透视吴 南,段塔丽Ξ(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信任危机在我国政治、经济、价值领域及人际交往中的出现,是由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当前制度的不健全及人的生存压力等原因造成的,重建信任应健全制度体制及运行机制,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效力的因素以及敞开胸怀,相信别人。
关键词:信任危机;社会转型;信任重建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其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能比拟的。
在这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不少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信任危机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客观事实。
信任危机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的交往之中,而且也发生在不同团体与组织之间交往过程中,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改革,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一、当前我国信任危机的主要表现1.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我国的现代化属后发型现代化,中央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建国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国家强制和命令经济的作用下,中国产生了体制僵化和经济匮乏的弊端。
所以改革一开始就是从改变旧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开始的,打破旧体制,让生产力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改革的核心目标。
因此,中国的改革在现实中是循着“放权让利”的途径走的。
给地方、部门和企业以自主权,承认它们的权利和利益,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改革的必然选择。
但由于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及约束机制,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常常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以利益或人情代替原则和法律,徇私枉法、贪污受贿,使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而使人们对政府实施制度性承诺产生了怀疑。
2003年与2004年“两会”、“高检”报告的数字显示:1998-2002年被各级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为207103件、2003年为39562件,涉嫌人员中县处级以上1998-2002年为12830人、2003年为2728人。
【郑永年：全面小康就是中产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涵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意味着中国的中产阶层将随之扩大。
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层的社会，是相对较平稳的社会，也是内生动力较强的社会。
在中国当前提倡拉动内需的前提下，中产阶层的形成，有助于真正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中产社会？如何培育中国的中产阶层？《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在他看来，中国一直倡导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实现中产社会。
中产需要政府保护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资本主义可以催生一个中产阶层，但它却不能保护中产阶层。
郑永年认为，要培育中产阶层，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其提供社会政策的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提到，中国未来十多年战略机遇期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改革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如何理解？郑永年：中产社会也叫橄榄形社会。
这种社会形态更加稳定。
与此相比，民主都要退居其次。
因为民主是中产阶级的产物，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
从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来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欧美模式、东亚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
欧美模式主要由市场推动，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的原则。
他们的中产阶层产生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以后。
欧美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和为资本家以及政府服务的专业人才。
此外还包括从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转入中产阶级的人群。
欧洲向中产阶层社会的转型主要包括两方面，在政府层面主要任务是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后来是公共住房。
另一方面是工资的提高。
两者结合，使产业工人进入中产。
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资本主义可以催生一个中产阶层，但它却不能保护中产阶层。
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供社会政策的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培育中产阶层，政府需要做什么？郑永年：政府做的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工资（制度）。
如果没有工资（制度），即使最好的社会政策也不能造就中产阶层，最多只是提供一定的社会保护。
荐读郑永年：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深度长文，慢慢看）除了要看数千年的文化背景，要找到共产党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还要结合全球化的视角。
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
相比起政党和其他组织的角度，从民族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能够把握得更精确。
因为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而是成百上千年的。
说到中西之间的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
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
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
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是如何与西方产生联系的？如何与西方展开交流的？其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
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
他们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在这个概念里，中国是远东。
从文明区分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
西方把中国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
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大的变化。
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
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
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
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谈亚洲，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这也是第一次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化，这里面还包括了印度。
[转贴]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猫眼看人】-凯迪社区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文化纵横》2011年4月刊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
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
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
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
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
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
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
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
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
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比起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
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
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
也就是说，在缺失自主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群体自身也很难产生信任感。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
通俗说法是“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
不过，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的信任制度。
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
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
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此，传统中国存在的体制性“社会信任”问题也多产生于“家国体系”和“江湖社会”之间，也就是社会常说的“江湖骗子”问题。
所谓江湖骗子，大多也就是指江湖社会中人。
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守规则。
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
因此，解决近代社会的信任问题，要么是消灭非正式的体制，要么是把非正式体制整合到正式体制中来。
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
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
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
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
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
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
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
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
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
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
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
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
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
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
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现象就比较容易认识了。
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
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
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
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
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GDP大约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
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
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
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
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
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
无形之中，许多中产阶层依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减了，最后只想“用脚投票”，或者考虑移民，或者千方百计重回体制中去，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