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害教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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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刑法柏浪涛观点展示汇总目录1.夫妻间的救助义务 (2)2.辨认偶然防卫的标准 (2)3.正当防卫 (2)4.偶然避险 (3)5.打击错误(方法错误) (3)6.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的结合 (3)7.打击错误与偶然防卫的结合 (4)8.结果的推迟发生(事前故意) (4)9.结果的提前实现(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 (5)10.犯罪未遂的成立要件 (5)11.既遂认定 (6)12.易考情形(按照主流观点判断): (6)13.共同犯罪中的观点展示: (7)14.教唆、帮助他人自杀 (7)15.绑架罪中杀人未遂。
杀害被绑架人,但没能杀死。
(8)16.侵占罪中观点展示 (8)17.盗窃行为方式 (8)18.死者占有问题 (9)19.数额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中的地位 (9)20.盗窃行为方式 (10)21.抢劫罪中的观点展示 (11)22.诈骗罪的观点展示 (11)23.交通肇事罪中的观点展示 (13)24.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体系地位,存在观点展示。
(14)1.夫妻间的救助义务第一,妻子非自愿陷入险境,丈夫有救助义务。
例如,妻子身患重病、遇到歹徒等,丈夫有救助义务。
第二,妻子自己决定陷入险境,例如,妻子自残或自杀。
对此,丈夫有无救助义务?以前有定论,也即丈夫有救助义务。
目前变成观点展示:观点一(多数观点):有救助义务,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观点二:没有救助义务,因为妻子作为成年人,精神正常,没有被骗、被胁迫,自己主动陷入险境,属于被害人自陷风险,不应让丈夫承担刑法义务。
2.辨认偶然防卫的标准在制止不法侵害这一点上,没有做到主客观相一致,也即客观上制止了不法侵害,但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点。
对此,理论上存在观点展示。
目前没有一种观点成为多数说。
考试考查的是观点展示,选择哪种观点都可以。
防卫认识不要说(结果无价值论):一个行为是好行为(正当行为)还是坏行为(违法行为),取决于其制造的客观结果,客观上制造了好结果(客观上制止了不法侵害),行为就是好行为,是正当防卫。
第1篇一、引言共犯,即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涉及的法律规定在刑法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文将从刑法关于共犯的法律规定入手,对共犯的概念、特征、种类、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二、共犯的概念与特征1. 概念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在我国刑法中,共犯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按照一定的分工,共同构成一个犯罪的整体。
2. 特征(1)主体特征:共犯的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2)主观特征:共犯的主观方面必须是共同故意,即各共犯人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图,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
(3)客观特征:共犯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各共犯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共同构成一个犯罪的整体。
三、共犯的种类1. 谋议犯谋议犯是指共犯人在犯罪预备阶段,共同商议犯罪计划,但尚未实施犯罪行为。
2. 实行犯实行犯是指共犯人在犯罪实行阶段,共同实施犯罪行为。
3. 教唆犯教唆犯是指共犯人通过教唆、劝说、利诱等方法,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
4. 帮助犯帮助犯是指共犯人通过提供犯罪工具、提供犯罪场所、为犯罪提供便利条件等方式,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
四、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1. 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2. 主观条件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共同故意,即各共犯人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图,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
3. 客观条件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各共犯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共同构成一个犯罪的整体。
五、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1. 分则规定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2)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论伪证罪的共犯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1-248-01摘要实践中对无身份者指使、贿买、引诱、威胁、教唆者不再以伪证罪的共犯论处,而是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分别根据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或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定罪处罚。
关键词伪证罪共犯伪证罪是一个非常古老而普遍的罪名。
基于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都对之进行了法律规制。
根据《刑法》第305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和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行为。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帮助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为自己作伪证,能否构成伪证罪的共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唆、帮助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和记录人为自己作伪证的情况,理论上称亲手教唆、帮助伪证犯。
关于亲手教唆、帮助伪证犯能否构成伪证罪的共犯,刑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实践中做法也不同。
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持肯定的观点。
在日本,理论上有不成立伪证罪的教唆、帮助罪的见解和成立上述犯罪的见解之间的对立。
但肯定说是多数人的观点,其根据是:首先,虽然被告人就自己的刑事案件进行虚假陈述的时候不受处罚,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他人犯罪,是为国民的道义观念所不允许的。
其次,即便不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对自己的行为作伪证,但是可以期待其不让其他人作伪证。
再次,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只赋予了被告人可以拒绝实施对自己不利的供述的权利而没有赋予其可以做虚假陈述的权利。
最后,被告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是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上存在制度性约束,如果在制度上认可其证人资格的话,当然可以成为主体,根据上述观点,让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当然是不允许的。
日本判例中肯定构成教唆帮助犯也是基本的立场。
日本有一判例,基本案情是:被告人无照驾驶,曾两度被处罚。
管理人员违规行为及处理直接实施具体业务、管理中有违规行为的,按有关分则规定进行处理。
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管理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赋予核减绩效,通报批评、诫勉处理;情节较重的,赋予警告至记过,停职检查至调整职务(岗位)处理;情节严重的,赋予记大过至留用察看,责令辞职至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一)未按规定对政策、制度、规定、办法、意见、通知、批示、批复或者决定及时进行传达、组织学习和贯彻的;(二)不执行、改变或者变通上级或者组织决定的;(三)未按要求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并催促整改的;(四)未严格落实“五位一体"公司管理要求的;(五)制定的制度规定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风险隐患的;(六)对已发现的违规行为、事故或者案件、风险事件暴露的问题,未及时采取措施、组织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七)对已发现的重大问题或者风险隐患,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限报告或者未即将采取相应措施的;(八)未制定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或者事件发生后处置不当的;(九)未尽职履行审查、审核、审批等职责的;(十)未按规定履行案件防范和廉政建设相关规定的 ;(十一)未按规定履行重大事项报告的;(十二)指使、授意、教唆、胁迫下属办理违规业务或者行使违规行为的;(十三)其他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管理职责的。
管理人员未尽职责,其直接管理的部门、专业或者所辖机构普遍存在同质同类违规问题或者管理混乱的,赋予核减绩效,警告处理;情节较重的,赋予记过,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赋予记大过至撤职处理。
违反议事规则或者决策程序,个人或者少数人作出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大额资金使用的,赋予核减绩效,警告处理;情节较重的,赋予记过,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赋予记大过至撤职处理。
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方式、手段完成任务指标或者骗取奖励、荣誉等利益的,赋予核减绩效,警告处理;情节较重的,赋予记过,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赋予记大过至撤职处理。
在依法治行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赋予核减绩效,通报批评、诫勉处理;情节较重的,赋予警告至记过, 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赋予记大过至撤职处理。
中国古代讼师研究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行业——讼师,他们专门帮助诉讼的两造进行诉状的书写以及与官府进行相应的沟通,也就是现今意义上的律师。
一、讼师的产生及历史沿革1、讼师的起源及初步发展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周礼疏》对此解释曰:“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治狱之吏皆有威严;恐狱吏裹,故不使命夫命妇亲坐,若取辞之时,不是不坐,当使其亲属或子弟代坐也”。
“其亲属或子弟代坐”也就是指命夫命妇的亲属或子弟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活动中去,可以说西周时期出现了最早的诉讼代理活动。
讼师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其具体起源于何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可将其追溯至春秋时期的邓析。
《吕氏春秋·离谓》中关于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糯挎,民之献衣糯挎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的记载,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完整意义上的讼师。
虽然秦朝时期立法的目的在于“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万民知所避就”,但严刑峻法的存在使得百姓对法律议论或增减一字皆重罪处罚,但《秦简》中多次出现“爰书”字样,《汉书·张汤传》对“爰”的含义做出的解释是“爰,换也,以文代替口辞也”。
《秦简》中“爰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秦代允许代书人即讼师的存在。
据现有的汉代史料,暂无汉朝时期关于讼师的记载。
隋唐时期,法制健全,虽未明确出现讼师这一称谓,但却又相应的法规对其进行规范。
《唐律疏议·斗讼》第九条规定:“诸为人作辞碟者,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答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唐律疏议》对此条法律规定解释为:“为人雇请作辞碟者,加增告状者,答五十,若加增其状,得罪重于答五十者,减诬告一等,……。
上文为人作辞碟,虽复得物,不雇诬告,因有增加,得减诬告一等;此文即受雇诬告人罪者,谓彼此同谋,本共诬构,情归陷害,故与自诬告罪同。
2020司法考试刑法考点及习题: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一、共犯与身份【知识要点】(一)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构成共同犯罪。
例如一般主体教唆、协助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成立脱逃罪的共犯。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特殊身份仅就正犯(实行犯)来说;至于教唆犯与协助犯,则完全不需要特殊身份;一般主体教唆、协助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的,以共犯论处。
对上述情况理应按照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例如,一般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的实行犯,一般主体属于贪污罪的共犯。
注意: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犯罪时的定性问题,仍然以实行犯的犯罪性质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这种情形中的实行犯遵循如下思路:将具有低位身份的人视为无身份者,将具有高位身份的人视为有身份者,按照高位者的身份触犯的罪名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例如(2005年试卷二第18题)甲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某国有公司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乙为国家工作人员,是该公司财务部主管。
甲与乙匀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了本单位的财物100万元。
本案中甲成立职务侵占罪,乙是共犯,也定职务侵占罪。
(二)不真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因特定的个人要素致刑罚有轻重时,不具有这种要素的共犯人,仍科处通常刑罚。
例如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共同故意实施诬告陷害行为的,成立诬告陷罪的共犯,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要从重处罚,对甲不能适用该规定。
凡参与以特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与目的)为构成要件要素之犯罪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要素,仍是共犯。
二、共犯与理解错误【知识要点】(一)同一共犯形式内的错误1.共同正犯的错误共同正犯的错误,包括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与相异构成要件间的错误,都应采取法定符合说。
(1)甲、乙共谋杀害丙,在实行时,都认为对方是丙,实际上杀死的是丁。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文传学院学生违规违纪处理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根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21号)、《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分享有申诉权;对处分有异议者,可按照本办法第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三条学校对违纪学生坚持教育与处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本办法适用于在我院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和专科学生。
第二章处分的种类和运用第五条学生违纪处分分为下列五个种类:(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
第六条进行处分时,应当视学生学生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就第五条中一种给予处分。
第七条情节轻微不足以给予纪律处分时,应当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通报批评,督促其改正错误。
第八条留校察看期限为18个月。
(一)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在留校察看期间对所犯错误有深刻认识并有明显进步表现者,可按期解除留校察看;有立功表现者,可提前解除;坚持不改或者另有违纪行为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二)毕业班学生一般不给予留校察看处分;特殊情况必须给予留校察看者,可酌情减期。
第九条学生违纪行为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有违纪者赔偿经济损失并负担医疗费用。
第十条学生在校期间违反学校纪律,在其毕业就业以后学校才发现的,将其违纪情况向有关单位通报,不再给予处分。
第十一条学生违纪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一)违纪情节及后果较轻微的;(二)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的;(三)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挽回损失的;(四)受他人胁迫或诱骗而违纪的;(五)主动检举他人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查处问题的情况属实的。
第十二条学生违纪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从重处分或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学籍:(一)违反本办法;(二)违纪后恶意串通,故意提供虚假证据,妨碍调查取证的;两条或者两款(含两条、款)以上的;(三)对检举人、证人或其他有关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四)教唆、胁迫、诱骗、指使他人违纪的;(五)策划或组织群体违纪的;(六)违纪后无悔改表现或者无理纠缠的;(七)在校期间曾受过纪律处分的。
论犯罪既遂的标准及认定摘要:根据既遂的构成要件说,确认犯罪是否既遂,应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而不能以犯罪目的是否达到或者犯罪结果是否出现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因为它们不能贯彻到我国刑法的既遂与未遂之分的一切犯罪中。
关键词:犯罪既遂完成形态犯罪既遂的标准由于我国《刑法》仅规定了犯罪未遂,而没有规定犯罪既遂,因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如何界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概念。
理解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划分二者的界限,历来众说纷纭。
本人认为,这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各自概念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犯罪既遂和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亦被称为“犯罪的完成形态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正确的认定犯罪完成和未完成形态有助于正确界定罪与非罪、一罪与他罪的界限。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是犯罪客观危害的决定性因素,各种犯罪未完成形态在犯罪过程中表现出主观罪过以及客观危害的程度,是决定量刑轻重的重要依据。
研究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以及相关的犯罪发生、发展、变化和终结的各种情况,一方面有其相应的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理论研究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对刑法学理论研究来说,有关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故意犯罪的认识,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有益。
1一、犯罪既遂的标准(一)犯罪既遂的概念、特征犯罪既遂亦即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
关于犯罪既遂的解释或者犯罪既遂的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学说:1.结果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且造成了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的情况,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发生了犯罪结果;2.目的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犯罪行为并且达到了其犯罪目的的情况,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人是否达到了其犯罪目的;3.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情况,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就在于犯罪行为是否具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
构成要件说是中外刑法理论上较为通行的观点。
第五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一节概述一、概念和特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指故意或过失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人身直接有关的其他权利以及民主权利,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具备以下几点特征: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手段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行为。
既有作为,也有不作为。
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既有一般主体,如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也有特殊主体,如强奸罪、刑讯逼供罪等。
主观方面除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外,都只能由故意构成。
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种类侵犯生命、健康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侵犯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如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如非法拘禁罪、绑架罪、非法搜查罪侵犯名誉的犯罪,如侮辱罪、诽谤罪侵犯民主权利的犯罪,如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破坏选举罪妨害婚姻家庭权利的犯罪,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侵犯其他权利的犯罪,如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打击报复罪第二节本章重点罪名一、故意杀人罪(一)故意杀人罪的概念和特征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具备以下几点特征: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行为对象是“他人”。
出生的标准一般采取独立呼吸说。
死亡的标准传统上采取综合标准说,即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机能停止行为方式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杀人行为必须具有非法性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主体是一般主体,只需年满14周岁即可(二)故意杀人罪的认定1、根据刑法第238条、第247条、第248条、第289条、第292条规定,对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致人死亡的,虐待被监管人致人死亡的,聚众“打砸抢”致人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2、与自杀有关的案件的定性相约自杀,即二人以上相互约定自愿共同自杀的行为。
引起他人自杀的行为,即行为人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引起他人自杀身亡。
正当行为引起他人自杀的,不构成犯罪错误行为或轻微违法行为引起他人自杀的,不构成犯罪严重不法行为引起他人自杀的,若情节严重,可以相关犯罪论处犯罪行为引起他人自杀,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应按该犯罪定罪并可考虑从重处罚教唆或帮助自杀。
刑法辅导笔记:间接正犯间接正犯(间接实行犯)(利用非正犯的他人实行犯罪的情况):一般来说,间接正犯是指利用非正犯的他人实行犯罪的情况。
例如,行为人让自己不满13周岁的儿子杀害邻居不满3岁的儿童的,就属于间接正犯。
关于间接正犯的体系地位,在刑法理论上还没有定论。
有的学者将间接正犯作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甚至因果关系)问题进行讨论,旨在说明间接正犯行为本身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有的学者将间接正犯纳入共同犯罪中研究,旨在说明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教唆犯的区别。
本书认为,间接正犯并非都是单独犯罪,换言之,间接正犯也可能与他人构成共犯,此外,确实存在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别问题,故在此讨论间接正犯。
关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以前一般采用工具理论来说明。
即被利用者如同刀枪棍棒一样,只不过是利用者的工具;既然利用刀枪棍棒实行犯罪的是正犯,那么也应肯定将他人作为工具实施犯罪的是正犯。
但是,被利用者毕竟与单纯的工具存在区别,故如何判断被利用者的“工具性”(是根据事实判断、还是根据规范判断)仍然是不明确的问题。
不过,工具理论看到了直接行为者是根据幕后人的意思而实施行为的实质,进而主张将幕后人作为正犯。
于是,现在刑法理论上大多采取支配理论,即幕后人支配了直接行为者的行为,于是肯定幕后人的支配行为的正犯性。
不过,在何种情况下,认定幕后人支配了直接行为者,依然存在不明确之处。
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如下:考试大(1)利用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或者没有辨认控制能力的人的身体活动。
如利用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杀害他人。
由于被利用者缺乏规范意识,不能形成规范障碍(不能形成反对动机),只能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实施行为,故利用者属于间接正犯。
(2)利用他人不具有行为性的身体活动或者受强制的身体活动,即所谓利用“死亡的工具”或者基于“受拘束的命令”的身体活动。
如利用他人的反射性动作或者睡眠中的动作;使他人丧失自由意志进而利用其身体活动。
2017司法考试《刑法》基础巩固41 2017司考刑法基础:教唆犯。
一、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受处罚的根据:共犯的独立性说: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本身就是值得刑法处罚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就按照其教唆、帮助的行为及其故意的内容认定成立相应的犯罪。
(有主观归罪的嫌疑)共犯的从属性说: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犯,只有实行行为才能直接的侵犯法益。
只有被教唆者、被帮助者实施了值得处罚的实行行为或者是预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才构成犯罪。
(通说)结论:甲教唆乙犯罪,乙拒绝甲的教唆。
甲、乙无罪.甲教唆乙犯罪,乙听了教唆,但什么都没做。
甲、乙无罪。
甲教唆乙犯罪,乙实施了不值得处罚的预备行为。
甲、乙无罪。
甲教唆乙犯罪,乙实施了犯罪的实行行为。
(既遂;未遂、中止)甲构成教唆犯的既遂;未遂。
甲教唆乙盗窃,乙实施了抢劫。
甲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乙构成抢劫罪。
甲、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
甲教唆乙抢劫,乙只实施了盗窃。
甲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乙构成盗窃罪。
甲、乙成立盗窃罪的共犯。
甲教唆乙盗窃,乙实施了强奸。
甲无罪。
【经典考题】关于教唆犯,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09年试卷二第6题)A.甲唆使不满16周岁的乙强奸妇女丙,但乙只是抢夺了丙的财物一万元后即离开现场,甲应成立强奸罪、抢夺罪的教唆犯。
B.教唆犯不可能是实行犯,但可能是帮助犯C.教唆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成立吸食、注射毒品罪的教唆犯D.有的教唆犯是主犯,但所有的帮助犯都是从犯【答案】D二、教唆犯的成立条件:(1)教唆对象:达到刑事法定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否则,成立间接正犯。
(2)教唆行为:任何引起他人犯意的行为;作为。
(3)教唆故意:故意教唆他人实施可能侵犯法益的故意犯罪。
①过失教唆不成立犯罪。
②教唆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成立间接正犯。
③教唆他人实施根本不可能侵犯法益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未遂的教唆)如,甲将一把没有装上子弹的手枪交给乙,指示乙当场开枪杀害丙,乙接受教唆开枪射击,因没有子弹而未能致丙死亡。
[标签:标题]篇一:毒品案件分析六个问题困扰涉毒案件的依法办理李轩甫李选婕近年来,涉毒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涉毒犯罪的蔓延不但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造成严重威胁,同时还诱发抢劫、盗窃等多种犯罪。
2008年至今年5月,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涉毒案件85件91人,分别占案件受理总数的22.42%和16.67%,由此可见,该县的毒品犯罪活动猖獗,严厉打击已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实践中,办理涉毒案件中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须引起重视:一是重言词证据、轻其他证据,“口供情结”较重。
《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了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的供述依据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毒案件中,多数供述是在“一对一”情况下进行的,知情人少,易形成孤证,需要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
但实践中,由于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口供情结”浓重,存在对供述以外的证据忽视的情况,尤其是对一些当场“人赃俱获”的案件,其工作重点就放在了迫使犯罪嫌疑人交代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毒品包装物及上面可能存在的指纹、痕迹的提取以及对现场其他证据的固定。
这就容易在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能认定。
二是忽视收集印证言词证据的间接证据。
在毒品犯罪中,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的处罚,经常采用“少量、多次、流动”的交易手段从事毒品犯罪活动。
有的侦查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不稳定性,在发案之初,对犯罪嫌疑人供述中与涉毒案件事实相关的书证、物证,如电话通话清单、电话录音等其他客观性证据来固定言词证据,以有效对付可能出现翻供翻证的情况。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一旦翻供,指控的犯罪在认定上就存在困难,案件就有成为疑案的危险。
三是涉毒案件侦查阶段取证困难。
陷害教唆问题研究摘要:陷害教唆, 顾名思义就是教唆人出于陷害他人的目的,诱使他人犯罪, 然后将其抓获归案的行为。
陷害教唆作为一个概念在理论上争论比较多,陷害教唆问题在刑法上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理论界对于陷害教唆问题的研究还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本文将对陷害教唆问题分三大部分来阐述分析,第一部分对陷害教唆的概念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本文分析了陷害教唆犯罪中犯罪停止形态的各种情形。
第三部分本文对陷害教唆的可罚性进行辨析,认为陷害教唆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统一,陷害教唆行为应该受到惩罚。
关键词:陷害教唆;犯罪形态;可罚性一、陷害教唆概述陷害教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古已有之,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陷害教唆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在历史上和国外都有这样的立法例。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最早对陷害教唆行为进行规定的是《唐律》,《唐律·诈伪》规定:“诸诈教诱人使犯法( 犯者不知而犯之) , 及和令犯法( 谓共和所犯有罪) , 即捕若告, 或令人捕、告, 欲求购赏; 及有憎嫌, 欲令入罪; 皆与犯法者同坐”[1]说, 《唐律·诈伪》明确规定对于陷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依法负相同的刑事责任。
在国外,陷害教唆行为可追溯至17世纪,并与当时统治者的权益相牵连,当时的统治者采用陷害教唆的方法逮捕、捉拿反统治者,这时,实施陷害教唆行为不但不构成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而且大受统治者的嘉奖,但是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刑法文化的发展,陷害教唆行为这种“陷人入罪”的作法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在现代外国刑法中,对陷害教唆行为并没有作明确规定,只有极少数国家对陷害教唆行为进行规定,且内容也都不大相同。
1950 年希腊刑法第2 条第2 项规定:”以在未遂或预备状态逮捕犯人之目的, 故意使人实施不能完成之犯罪者, 按正犯之刑减至二分之一。
”美国模范刑法典在总则第5章分别于第5- 1 条(未遂罪) 和第5- 2条(教唆罪)规定, 追究包括陷害教唆行为在内的“不完整罪”的刑事责任, 此即:“教唆不知情者实行该当于犯罪成立要件之行为”, 以未遂罪论处;“教唆犯之定义, 以促进或助成实质犯罪之实行为目的, 对他人命令、鼓吹或要求为构成犯罪或其未遂或该当于此罪之共犯之特定行为为该罪之教唆犯”[2]在日本, 陷害教唆与未遂的教唆相关联, 但是, 特别是关于麻药犯罪, 根据麻药法第58 条, 作为犯罪调查上不得已而采用, 且合乎法定程序时, 则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陷害教唆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法语中将其称为“ agent provocateur”, 在德语中将其称为“ locksp izel”,在各个国家还未形成统一的称谓。
在我国,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陷害教唆的关注还很少,因此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称谓,有陷阱教唆、假象教唆、未遂教唆等之说。
对于陷害教唆的含义,学界也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如:(1)我国台湾学者张灏先生认为, 所谓未遂教唆者, 即教唆犯预见被教唆人依其教唆而实行时, 不可能发生犯罪之结果也。
例如诱使他人犯罪, 俟其着手实行之际, 即通知警察予以逮捕, 因此使被教唆人之行为, 在尚未达于既遂前, 即被阻止矣。
[3](2)我国大陆学者张明楷先生认为, 未遂的教唆就是陷阱教唆这类情况, 即教唆者教唆他人实施不可能既遂的犯罪行为。
具体是指, 教唆者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就认识到, 被教唆人产生犯罪决意后实行犯罪, 只能是未遂, 不可能达到既遂。
[4](3)马克昌老先生认为, 未遂的教唆指一开始就以使被教唆者陷于未遂的目的的教唆。
例如, 以让警察逮捕的目的, 教唆他人盗窃金库, 被教唆人开始实行盗窃时被逮捕。
[5]我认为,就陷害教唆的定义而言,应强调这样几层意见:(1)陷害教唆人的主观方面: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意思到自己是在教唆一个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犯罪行为,其意志因素方面,表现为希望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在主观方面,陷害教唆区别于一般教唆的最关键之处就在于陷害教唆人的犯罪动机。
一般教唆犯的犯罪动机是为了实现所教唆的犯罪,而陷害教唆的得犯罪动机就在于是被教唆人受到刑事追究。
(2)陷害教唆的客观方面:陷害教唆者采用请求、要求、唆使、暗示、鼓励、煽动、刺激、强迫、纠缠、引诱等方式使没有犯意的人产生犯意,使犯意不坚定者坚定其犯意而实施所教唆的犯罪,之后陷害教唆人向有关机关报告,使被教唆人归案入罪,受到刑事追究。
在客观方面,陷害教唆区别于一般教唆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陷害教唆者使被教唆者“陷人入罪”的手段,陷害教唆者以上诉方式诱使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只是在被教唆者实施犯罪之际,亲自或令人充当“见义勇为”揭发、抓捕被教唆者,致使被教唆者入罪。
据此,我认为,陷害教唆从主观上是陷害教唆者有陷害他人的意图,即在于将其抓获归案、让其受到刑事追究。
客观上是实施了陷害他人的行为,陷害教唆应定义为:行为人出于陷人入罪的动机而唆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在被唆使人实施犯罪行为之时或之后通知警方或相关部门将其抓获的行为。
二、陷害教唆犯的各种犯罪形态犯罪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出现结局所呈现的状态。
以结局状态是否完成犯罪为标准将犯罪形态区分为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和未完成形态(包括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犯罪预备)。
对于陷害教唆犯的犯罪形态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被教唆人拒绝陷害教唆。
这时, 被教唆人当然不构成犯罪。
陷害教唆人则构成陷害教唆犯, 对此,理论上称之为非共犯的教唆犯或独立教唆犯或特殊教唆犯等。
根据刑法第29 条第2 款的规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对于教唆犯,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是, 对于这种陷害教唆犯与犯罪停止形态之间是何关系, 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6]一是预备说。
认为从教唆犯罪的特征上看, 教唆犯对被教唆人的教唆行为与为了犯罪而寻找共同犯罪人没有本质区别, 而寻找共同犯罪人正是犯罪预备的一种表现形式。
也有人以共犯从属性说为立场, 认为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下, 犯罪尚未着手, 只能是处于犯罪预备阶段。
还有人从刑法规定的处罚原则上来分析,认为这不是对教唆未遂犯规定的处罚原则, 而是对于教唆预备犯规定的原则。
二是既遂说。
认为教唆犯的教唆行为仅止于教唆, 一经教唆完毕, 其犯罪即已终了, 不论被教唆的人是否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 均构成犯罪既遂。
三是未遂说。
认为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下, 教唆犯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应视为未遂, 并称之为教唆犯的未遂。
(2)被教唆人接受陷害教唆, 处于犯罪预备阶段, 由于陷害教唆人的告发而被抓获时, 陷害教唆人成立共同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犯, 而被教唆人则成立共同犯罪的预备犯。
这是一种共犯的教唆犯的情况, 即在这种情况下, 陷害教唆犯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
该共同犯罪停止于犯罪预备阶段, 其中, 被教唆人之所以未达至犯罪的着手, 是由于出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 即被抓获,因而依法构成共同犯罪的预备犯;而对陷害教唆人来说, 则是出于其意志以内的原因, 即主动告发, 尽管其动机非常卑劣, 但依法应成立共同犯罪的中止犯。
(3)被教唆人接受陷害教唆, 已经着手实行被教唆的犯罪被抓捕时,陷害教唆人成立共同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犯, 被教唆人成立未遂犯。
像第二种情况一样, 这也是一种共犯的教唆犯的情况,陷害教唆犯与被教唆犯构成共同犯罪。
此即, 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 这种类型的教唆犯, 在犯罪上对于被教唆人(实行犯) 具有从属性, 即犯罪的从属性。
但具体到陷害教唆中, 这便表现为陷害教唆犯在共同犯罪的阶段上或停止形态上从属于被教唆人实施被教唆的犯罪所处的阶段或停止形态。
同时陷害教唆犯在处罚上则具有独立性, 即依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 而不是依照被教唆人(实行犯) 的刑罚来进行处罚。
换言之,由于在上述的陷害教唆中, 共同犯罪停顿于实行阶段的原因对于陷害教唆人与被教唆人(实行犯) 来说是不一样的, 因此, 这种陷害教唆犯在犯罪的从属性上实际表现为对于被教唆人(实行犯) 在共同犯罪的实行阶段上的从属性, 即成立共同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犯。
其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大于处于预备阶段的中止犯, 并因此得以与后者相区别。
(4)被教唆人接受陷害教唆并完成了所教唆的犯罪即犯罪既遂时才被抓捕, 这时, 被教唆人当然成立犯罪既遂,陷害教唆人也应成立犯罪既遂。
这还是一种共犯的教唆犯的情况。
在这类案件中, 陷害教唆人虽然有主动告发的行为, 但由于犯罪已经既遂时才被抓捕,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则只能成立犯罪既遂。
这种所谓的陷害教唆犯与其他不具有陷害动机的教唆犯, 依法在定罪量刑的原则上不应存在区别。
三、陷害教唆的可罚性辨析(一)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陷害教唆可罚性的学说争议1、可罚说。
可罚说之所以肯定陷害教唆行为的可罚性,一般是从基于客观主义立场的犯罪共同说与共犯从属性说出发。
认为既然实行犯作未遂犯处罚, 那么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即应从属于实行犯予以处罚。
当然, 如果被教唆者未依教唆而产生犯罪决意, 或者虽接受教唆但未实施行为, 此时被教唆者不构成犯罪, 故教唆者依从属性而不成立犯罪。
德国学者迈耶耶、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团滕重光等均持肯定说。
如团滕重光认为, 未遂的教唆, 例如, 警察事先以逮捕的目的教唆他人犯罪,经他人开始实行后逮捕他人的情形, 从共犯从属性说出发,由于教唆行为不是基本构成要件行为, 因此, 教唆的意思也不是有关基本构成要件的故意, 只要有使被教唆人产生实行犯罪的决意的意思就够了, 使他人以未遂告终的教唆, 并不缺乏这种意思, 故应认定为教唆, 具有可罚性。
2、不可罚说。
不可罚说是行为共同说和共犯独立性说来看的,认为教唆人的故意具有一定的犯罪本身的故意,教唆人对其教唆之罪导致的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结果要有一定的认识。
教唆他人实行不可能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表明缺乏教唆犯的故意,因而不成立教唆犯。
教唆者能够阻止被教唆者行为的结果,就表明教唆者没有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危险性,所以不可罚。
德国学者麦兹格指出:“教唆犯之责任,一般场合在其有故意,若教唆者所企图者非行为之结果,例如仅挑拨被教唆人实施行为,以便加以逮捕,抑或防止结果之发生,仍不得谓有教唆故意”。
[7](二)我对陷害教唆可罚性的看法在对以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之后,我认为陷害教唆是具有可罚性的。
(1) 陷害教唆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也反映了行为人严重的人身危险性, 应该予以犯罪化。
在客观上的危害性表现在, 陷害教唆行为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先制造刑事犯罪分子, 后又报告有关机关去抓获, 从而已经使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了法益。
其在主观上的恶性表现在, 陷害教唆行为人出于卑劣的动机, 明知自己的陷害教唆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而具有犯罪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