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技巧、理想、标准及其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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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纽马克是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
纽马克在分析和总结各家各派的翻译思想的基础上,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的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也是其翻译理论中最主要、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他的代表作包括《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1981) 、《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翻译论》(About Translation, 1991)和《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1993)。
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纽马克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当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或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他将文本分为抒发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审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应酬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
20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关联翻译法”,这标志着他的翻译理论渐趋系统。
下面本文将就纽马克的主要译论观点进行初步解读,以求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做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将相关翻译标准应用到英汉、汉英翻译中去。
一.语言功能与文本类型纽马克认为,翻译活动即是对文本的翻译,研究翻译不能离开文本。
在修正布勒(Buhler)、雅各布森(Jakobson)功能模式的语言理论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纽马克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本功能及其分类。
现在虽然还没有整本的研究翻译原则的专书,可是论到翻译的短篇论⽂倒也不少,从这些论⽂⾥我们可以找出各种的主张,有的以“信、达、雅”为标准,有的以 “形似、意似、神似”为标准,有的主张直译,有的主张意译,有的以为“译者须完全根据中⽂⼼理”,有的以为“不妨采⽤欧化句法”。
各种主张,很不⼀致。
其中有些说法并不是根本主张的差别,只定义和解释的不同罢了。
例如直译和意译,除各种⾛极端的呆译和曲译外,并不是绝对⽭盾的。
可是我们见了许多主张和说法,反倒觉得⽆所适从。
因此,我们就⼤胆地拟出⼏条原则供同志们作个参考。
其实,我们不过把翻译界各⼈的主张收集起来(仅仅到1941年为⽌,以后的材料可参看⼈民出版社的《翻译通报》),经过⼀番讨论,把我们认为不⼤妥当的说法批判⼀下列为⼀组,把我们认为⽐较合理的说法另⽴⼀组,总称为翻译的原则。
⼀、消极⽅⾯ (⼀)不分裂翻译的标准 从严⼏道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号以来,好多研究翻译的⼈以为翻译有三个标准。
照严先⽣的说法,“信”是“达旨”,就是说明愿⽂:“达”是“前后引衬,以显其意”:“雅”是“尔雅”,据他⽼⼈家的说法,⽤汉以前的字法句法。
有些⼈认为这种说法太旧了,就另外提出三个标准来,就是:“忠实”、“通顺”和 “美”。
但⼜怕⽼派⼈反对,于是再下个注释说,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美就是雅。
这么说来,名词是更通俗了,意义完全是⼀样的。
陈西滢⼜提出翻译的“三似论”,就是:“形似、意似、神似”。
“形似”的翻译就是“直译”,“意似”的翻译就是“要超过形似的直译”,“神似”的翻译“独能抓住原⽂的神韵”。
不论是“信、达、雅”,不论是“忠实、通顺、美”,不论是“形似、意似、神似”,说法虽有不同,把翻译的标准分裂为三,可是⼀样的,为什么把翻译的标准分做三个呢?也许是因为现代的⼈承袭了严⼏道的说法,⽽严先⽣的话⼜是从孔⽼夫⼦那⼉引申出来的。
严先⽣提出“信达雅”三个字,据他⾃⼰说,是有所本的。
他说“易⽈,‘修辞⽴诚’。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2010-2011-1 翻译理论复习1.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在诸多翻译理论家当中,乔治.斯坦纳是西方对翻译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的著名作家。
他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中提出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的四个步骤: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
首先,译者需要相信原文是有意义的,即为“信赖”,在理解和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到来自原文的敌意和强烈的抵抗,难以接进原文的意义。
所以,译者的主观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原文中去,“侵入”的目的是“吸收”,在“吸收”过程中难免要散失译语本色。
因此,“补偿”就显得必不可少。
事实上,译语本色的散失会表现在上述各个阶段,因此,“补偿”也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
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原文的内涵,达到翻译的理想境界,翻译才能起到交流的作用。
2.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佐哈尔是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研究文学批评的教授, 从70 年代开始, 他在文学研究中提出多元系统方法( polysystem approach) 。
在研究和描述希伯莱语文学翻译史的过程中, 他深受俄国后期形式主义特别是图尼扬诺夫( Jurji Tynjanov)的文学进化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大量借用图尼扬诺夫的概念和观点, 如系统、文学准则、区分文学系统的等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作为衡量历史文学重要性手段的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 n) 、文学演化( literary mutation) 和进化( literary evolution)等。
1978 年, 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 Papers in Historical Po et ics) 问世, 收录了他在1970~1977年间所写的系列论文, 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 polysy stem) 这个术语。
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
中国翻译简史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人员最早在周代称作“象胥”或“舌人”。
《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语说焉,以和亲之。
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言辞传之。
”我国第一篇诗歌翻译据说是《越人歌》(《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据楚大夫庄辛说,当年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日,有个越人“拥楫而歌”,但歌是用越语唱的,鄂君子皙不懂越语,只好请人翻译,原来歌词表达了对身为令尹的楚王同母弟鄂君子皙的仰慕之情。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僧侣四出传教。
早在公元65年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
中国佛经翻译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思想至今仍是译界宝贵的财富。
支谦,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故姓支。
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法句经序》。
据陈富康考证该序作者实为支谦无疑。
序中云:诸佛典皆在天竺,天主言语,与汉异音。
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佛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
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
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
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意出音,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
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明圣人意,深邃无极。
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中国翻译理论史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关于理论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传统观点,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
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申报基础理论项目一定要回答“该项目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
现代观点: 理论“虚用”说。
“理论实用”论使得许多有前途的基础理论研究搁浅。
翻译界同行拿不出与国外同行挑战的实力的理论来,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论实用论禁锢,他们认为是理论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目前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理论总是出不来。
中的翻译理论从总体上看是注重“实用”的,是解决翻译具体问题的,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相比,在体系上相对较弱。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理论当然应该受到鼓励,但对理论的要求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
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理论在一开始并不表现出实用性,后来才引起大规模的应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问世时人们看不到它的实用价值,在部分理论得到应用后,甚至在新的理论出现后(霍金),其余部分的实用价值还未显现,但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成熟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是用契机。
我们不能因等不到这种契机就指责这种理论无用。
许多翻译工作者不愿阅读翻译理论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理论不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只有当有外在要求时才勉强看一些理论,比如职称要求。
翻译工作者要有理论意识。
人们主动认识规律的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又有些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实用契机。
这种空头理论具有不显形的性质,但能使我们学会思考,是我们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
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理论也是理论。
对理论的首要要求应是该理论能不能逻辑的认识和解释对象。
能不能在别的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
“用”有“实用”也可有“虚用”。
翻译理论既鼓励“实用”也鼓励“虚用”,实用理论的威力自不待言,虚用理论可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放飞我们的心智,使其抵达极限之极限。
关于翻译理论翻译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
斯坦纳把翻译的过程分为四个步骤:1)信赖(trust);2)侵入(aggression);3)吸收(incorporation); 4)补偿(restitution)首先是信赖,在着手翻译之前,译者不知不觉地经历了这一步骤。
他之所以拿一篇原文来进行翻译,是因为他相信原文有价值,有意思,因而确有东西可供人们了解交流,值得翻译。
一切理解活动,必须从信赖开始。
信赖可换言为选择,译者总是要选择有意义的原文,否则就会放弃。
译者对原文的意义和韵味的取舍各有千秋,因翻译的目的差异而不同。
如果译者是在两种相距很远的语言或文化之间进行翻译,那么信赖可能很真挚,有时却又靠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以什么为前提来断定原文里有相当充实的内容值得翻译出来呢?实际上不同语言的接触都已经产生或者有充分的资料证明一定会产生可供交流的意义,尽管这意义可能是不完全的,也不一定是非常明确的。
理论研究同样证明,人与人之间的相同之处毕竟比不同之处大得多。
所有的人都有认识事物和做出反应的基本能力,着基本能力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翻译的。
在西方翻译史上,宗教和科技翻译者大都倾向于照字面去理解原文的意思,古代和文艺复兴以及十九世纪的文学翻译者基本上习惯于紧扣原文,而中世纪和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某些现代文学翻译者则往往不太忠实于原文。
这实际上表明了译者的信赖度和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取舍标准。
斯坦纳的第二个步骤是侵入原文,就想抓俘虏一样,译者打破语言的外壳深入到原文的内部,将核心的思想抽取出来。
在语际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认识理解和阐释等于是必须进行的进攻,原文的精神是他夺取的目标。
如果说第一个步骤是价值判断与衡量,第二个步骤则是用比喻的方法强调交流需要理解,理解就是翻译。
译文还没有出来,译者就得努力攻入原作内部,深入浅出,纵横捭阖,克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障碍,把原作的意义和韵味剥离出来。
第三个步骤是吸收,也就是说前一个步骤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原文的意思和形式必须移植归化到译语之中,用译语完整地体现原作的所有信息。
简评林语堂的翻译理论林语堂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今天我们主要谈一谈林语堂提出的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
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指技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在我看来,林语堂对译者提出的这三条标准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深中要害。
他比那些空洞的翻译理论具体且实用的多。
一个优秀的译者要精通原文,也要精通自己国家的语言,因为你把原文理解的再好,可是你无法用本国语言精准的表达出来,让读者也能够明白原文的精髓;如果你是本国的语言大家,但你不通原文,翻译也会失去原文的原有意思,变成译者自己的随意创作了。
第三条是认为翻译要有技术,要对翻译标准有见解。
他认为翻译除了上述三条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
林语堂继承了前人的翻译理论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忠实: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通顺:须以句为本位、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美:他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翻译的,但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林语堂认为的忠实是要忠实于原文,但他也告诉我们翻译没有绝对的忠实只有相对的忠实,这样的好处把译者从绝对忠实原文中解放出来,有利于翻译的发展。
林语堂的第二条标准是通顺,林语堂认为通顺是译者对本国读者的责任。
可见林语堂认为翻译是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译者的翻译应该服务于大众。
第三条是美的标准。
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
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
《英汉翻译教程》第一章总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张培基等1983)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谓通言语之官)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彦所作的《义疏》里提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这条注疏,关于翻译的定义,足以给人不少启发。
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彼此沟通,互相了解的目的。
(罗新璋1984)一、关于翻译何谓翻译?关于翻译的定义很多。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根据《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翻译”这个中性术语是指将一种语言(“原语”)里的词句的意思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目的语”)的意思所做的一切,不论其手段是说话、写字还是做手势。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奈达论翻译》,1984)有人把翻译看作是一门科学(science),因为它有自身的规律可循;有人看作是一门艺术(art),因为它是译者对原文再创造的过程;也有人看作是一门手艺(craft),因为原语的信息需要用地道恰当的目的语再现。
在自动化数据处理中,翻译又被定义为:“将计算机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字符从一种表示转换成另一种表示。
”(《现代科学技术词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是,在经济和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
翻译是国际间理解的钥匙,据说西欧的文明归功于翻译者(据L·G·凯里1979)。
季羡林教授也说,翻译是永葆中华文明青春的万应灵药。
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先生说,从中国来讲,没有翻译工作,就没有中国***和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中国成功的对外开放和四个现代化;从世界范围来讲,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和平,就没有各种国际交往,就没有一个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的未来。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简介.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简介一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的。
翻译理论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翻译。
在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是尤金?奈达(EugeneA.Nida的对等理论。
1964年奈达提出了翻译过程三阶段的模式:分析、转换和重组。
他还详尽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与形式对等相对立的“动态对等”概念,指出:“动态对等是指译文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信息的反映基本相同。
”虽然在80年代奈达又修正了“动态对等”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概念,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兼顾,但是奈达在解释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是风格上的对等。
可见,尽管奈达主张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并把这种翻译方法叫做社会语言学方法,却依然是把翻译圈定在语言层次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认识到翻译的本质不仅是纯语言方面的转换,而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然而,20世纪60-70年代的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欧洲翻译理论界并没有充分重视上述问题的解决。
随着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发展,语言学派也逐渐意识到其内在的弱点。
出于对这种纯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不满,70年代西方已经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打破了以前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更多地关注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
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了翻译更多的涵义。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汉斯?费米尔(HansVermeer、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a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提出的翻译理论。
论翻译的技巧、理想、标准及其形成过程作者:佚名时间:2007-11-25 12:48:00——兼析作为《论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先验哲学观提要:怎样才能提升翻译研究的理论水平?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是不是必须诉诸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本文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作者认为,作为王宾教授所谓“不可译性”之理论前提的康德哲学“经验vs先验”的基本观点,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
只有从我自己购建并逐渐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出发,把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历时性维度与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翻译标准”及其形成过程,从而使之发挥适当的作用,达到逐步提高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目的。
关键词:康德先验哲学框架,理想,标准,技巧,历时性和共时性,社会个体生成论无论就日益普遍的日常国际文化交往而言,还是就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的引进和输出而论,翻译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
因此,有关翻译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有关“译得好”还是“译得差”、“可译”或者“不可译”的问题,不仅是翻译研究者不断着力加以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时刻困扰具体翻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从什么理论立场出发,才能比较适当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从而使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呢?王宾教授的论文《论不可译性》[1](以下简称“王文”)是一篇非常重要、学术含金量非常高的文章,这一方面表现在它以基础理论探讨和具体个案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结合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这种在国内翻译界由来已久的争论,进行了系统严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得出了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它在进行这种分析和论证时所依据的,是一个被国内外许多重要学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理论框架,亦即康德的先验哲学及其基本框架,并因此而把这种争论所涉及的、对于翻译研究来说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的、由经验和先验构成的学理性悖论揭示了出来。
我认为,相比较而言,这后一个方面理论意义更大,因为它虽然不是王文的结论、而是其基本前提,但直接触及到人们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所必然涉及的根本关节点,也把其关键性难题非常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显然,只有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才有可能不再停留于细枝末节,而是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前一方面而言,可以说,只要承认王文坚持的“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2],并逐步按照其研究思路、结合其所使用的具体例证进行思考和探讨,我们就很难不同意其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尽管可能对这个结论不满。
就后一方面而言,虽然在王文之中,这个悖论是以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的概括形式存在的,但同时也通过其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详见下文)、最终以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具体表现了出来,因而实际上构成了其基本研究过程和具体结论所依据的理论根基。
因此,如果不同意其认定存在“不可译性”的结论,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对这个悖论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尽管在这里只能是非常概括的)研究和探讨。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悖论呢?在我看来,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个悖论用不怎么“玄虚”的表达方法表示出来,即用由“翻译的实际经验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3],来表示王文所依据的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
我认为,通过分别审视王文基于这种悖论所预设的两个基本问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为什么可以这样表达康德的悖论,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在王文那里作为“不可译性”之基础、作为“先验标准”而存在的“翻译标准”,从而得出我们的结论。
一、如何看待由王文的两个问题表现出来的悖论王文明确指出,“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相关”;其目的是要“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界限”,因为“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的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
”[4]而这样做的具体步骤就是“区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然可以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
”[5]可见,就基本出发点而言,王文完全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为依据的。
具体说来,它通过论述下面两个基本问题来展开其有关“不可译性”的系统论述,即“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和“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王文指出,“第一个问题……是经验性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
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
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
”[6]在此基础上,王文对翻译行为所涉及的“临在性”(immanent, 似可译为“内在的”)条件进行了区分,即区分了四种“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的结构;写作和阅读成规(它们具有多价性: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翻译过程所处的社会上下文(social context,似可译为“社会脉络”);以及原文作者(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化情境;它认为第一种是“语言的必要条件”,其他三种都是“非语言的必要条件”[7]。
可以说,它此后进行的所有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由于王文从康德认定存在“自在之物”的先验哲学基本框架出发,强调翻译理论要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所以,这种观点中确实存在由经验和先验构成的学理性悖论。
如果认为“不可译性”的说法不成立,我们就必须从哲学高度对这个说法所依据的这种先验哲学框架,特别是对康德所提出的“经验vs先验”悖论,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和扬弃,以便得出我们所谓“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显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比较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通过撰写一篇篇幅有限的论文来完成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不仅仅以“从观念到观念”的方式局限于康德先验哲学或者西方哲学,而是把目光转向这里必须加以探讨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实际问题,那么,本文所谓的“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其实就是王文所谓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之中的具体体现——至少可以说,就王文对“不可译性”的论证而言,情况确实是如此。
为什么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它的第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就此而言,虽然王文强调指出它仅仅涉及经验层次,但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其实,这里所谓“尽善尽美”,已经把经验性翻译过程的主体和进行翻译研究的主体(即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具有的理想特征,比较清楚地表示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短语所表明的,显然是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所追求达到的某种理想境界。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境界不仅直接来源于具体的、完全处于经验层次之上的翻译过程,也直接取向这样的翻译过程及其结果,其目的实际上就是推动这样的翻译过程及其结果不断得到完善。
此外,熟悉西方哲学、特别是熟悉康德哲学的学者在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就“理想”特征而言,这个短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与康德先验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之一,即所谓个体意识究竟为什么具有普遍必然性,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尽善尽美”基本上可以说是“使个体意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当然,“尽善尽美”的涵义并不与“普遍必然性”的涵义完全相同,但这对于这里的论述来说并不重要。
因此,即使在这里不引用康德先验哲学,我们也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文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理想”,并不是与实际经验性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截然分开和毫不相干的,而是完全来源于并服务于这样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过程,只不过实际上以“翻译理想”或者“翻译标准”的“非先验”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已。
当然,仅仅这样说尚不足以得出“根本不可能‘为人们的翻译能力设限划界’”的结论,因为王文还提出了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一切翻译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与第一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王文的基本立论根据,也由于决定了其论述的基本思路,而使之进一步得出了肯定“不可译性”的结论。
不过,即使在这里同样不涉及康德哲学,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与第一个问题具有最基本的相同点,亦即“理想”特征——也就是说,它所表明的是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者都希望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或者说,研究者都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确定,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
几乎不用进行系统详尽的语义学分析就可以看到,这里所谓“希望”、“一劳永逸”、“从根本上”、“一切”等短语,都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个问题所蕴含的“理想”[8]特征,只不过在这里,这种特征是以更加严格的理论形式(也可以说,以“先验”形式)表现出来的。
不过,由于这种更加严格的理论表达形式,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难点也更富有根本性意义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究竟针对谁来说,“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翻译者,事实上都有一个从“生手”到“熟手”、从“熟手”到“高手”,甚至从“高手”到“圣手”的生成过程(即使就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作品的翻译而言,这种过程也同样存在),对于“生手”来说“不可能”的翻译,对于“高手”来说完全可能是“牛刀杀鸡”;而就翻译研究者来说,情况也似乎没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在翻译者的不同层次和水平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使“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充分必要条件,只存在翻译者水平不断提高的动态性生成过程。
因此,这种不针对任何具体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问题,无论其是不是“先验”问题,显然实际上都只有“理想”意义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第二、究竟针对哪一类被翻译文本而言,“一切翻译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我们知道,被翻译文本一般说来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非常严格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比较灵活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以及以抒情和艺术技巧为基本特征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
由于其各自的独特性,这三类作品的翻译结果所要求的翻译水平不同、所能够达到的准确度也不同——“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作品”基本上以“客观准确”为标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品”则具有了比较多的、主观灵活的“人文”意味,而“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则以“主观的意境传神”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