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_一份旁听报告_张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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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一份旁听报告张敦福
摘要:本文以2007-2008学年哈佛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华琛教授开设的课程、凯博文教授所做的学术报告为核心,结合相关论著,展示了哈佛在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进展的片段。核心内容是华琛的饮食文化与全球化研究,凯博文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缤纷多彩的研究项目和研讨活动、多样化的课程,催生了一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关键词:哈佛大学饮食文化医学人类学中国研究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包括考古学、生物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三部分,后者叫“so-cialanthropologywing”。Peabody楼,有哈佛的骄傲,彼此连通在一起的考古学与人种学博物馆(PeabodyMuseumofArcheologyandAnthology)和哈佛自然史博物馆(HarvardMuseumofNaturalHisotory),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两个部也在这里。一楼另一入口则是上下共三层(含地下室),囊括人种学、考古学在内的TozzerLibrary,后者被称为“国家人类学图书馆”(A‘National’LibraryforAnthropology)。15层高的白色大厦詹姆斯楼(WilliamJamesHall,简称WJH,以美国实用心理学大师姓名命名)接纳了社会人类学部。这两座建筑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Cen-terforChineseStudies)、东亚研究中心(AsiaCenter)和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Library)、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简称HYI)仅几步之遥。哈佛人类学家确有几位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新风尚、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大家,最著名的是华琛(JamesL.Watson,又译为屈顺天、沃森、华生)和凯博文(ArthurKleinman)。他们与哈佛其他人类学家一道,培养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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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食文化与全球化研究:无意插柳柳成荫从阎云翔的书中知道,这位得意门生称呼JamesL.Watson为导师和朋友,直呼其名Woody。“Woody总是热情、主动并且耐心地助人。自从1989年起,和Woody在一起工作,使我享受到了一种未曾见闻于中国学术界的亦师亦友的关系。”2。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anthro1880:ChineseCultureandSociety)课上,无论谈到中国日本的家产继承制度的差异,还是中国婚姻模式从一夫多妻、纳妾制到一夫一妻制的变迁,华琛总是精力充沛、声如洪钟。课上有很好看的电影短片和幻灯片,让你不由去推断这是个擅长演讲的教授,无怪他因在本科教学中的杰出服务奖而获得哈佛学院教授。他在全球化与文化(Anthro.2680:GlobalizationandCulture,FASseminar)研讨课上,以自己在香港新界多年的田野工作资料为基础,谈论离散的族群是如何形成的(Diasporaformation)。这一研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流动的现代性、变动的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另外一门课程,本科生的研讨课“全球食品体系”(Anthropology1625:GlobalFoodSystems,UndergraduateResearchSeminar),蔗糖、大米、大豆、玉米、猪肉、牛肉、巧克力、咖啡、食盐等,都各自作为一次上课研读和讨论的主题。上课教室在WJH401,离他的办公室很近。他带我们读西敏司(SidneyMintz,又译西德尼·敏兹)的经典著作《甜蜜与权力:论糖在现代历史里的角色》(SweetnessandPower),介绍作者对“糖生产和消费方式演变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重述曾作为欧洲贵族奢侈品的糖,是如何变成欧洲无产阶级的日常饮食品的。如同其他课程一样,这个课程明确学生经常出席,写研究论文,此外,另一独特的要求是做课堂报告(classpresentation)。比如,两个女生合作把Fussell《玉米的故事》(theStoryofCorn)介绍给大家,并做简要评论,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为了准备课堂报告,她们跑遍波士顿各大超市、食品店购买了以玉米为原料的各类食品放在大圆桌上,让大家围坐上课时分享。别的同学则以其他食品作报告。我错过了“盐”的环节,很疑惑那次课堂上有什么好吃的。我参加了社会人类学部主任TheodoreBestor报告“最后的金枪鱼(lasttuna)”,教授并没有准备金枪鱼罐头之类的吃食。研讨课如此趣味盎然,显然学生长进很大,参加者
258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也难忘这独特的经历。限于兴趣,我对华琛的了解是他主导的饮食文化与全球化研究。那本《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GoldenArchesEast:McDonald’sinEastAsia)是部脍炙人口的著作,通过个案研究展示了麦当劳在东亚五个城市落脚、发展的情境:阎云翔写北京,华琛写香港,台北、汉城和日本则分别由DavidY.H.Wu、SangmeeBak、EmikoOhnuki-Tierney担当。这些文章因编者华琛富有洞见的开胃导论和西敏司的后记而整合为有机的一体。通过旁听他的课程,到他办公室约谈,阅读他的文章著作,我才发现华琛的研究涉及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众多领域: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制,食物的文化政治,晚清和现代中国的死亡仪式,移民与中国的家族,革命后中国的阶级和社会分层,全球化与离散的族群,殖民主义与香港的乡村生活等等。麦当劳与全球化的研究,是他无意中的收获,经过了一些周折。在他的“全球食品体系”、“全球化与文化”课程上,他曾对当初的经历侃侃而谈:他自60年代末在香港新界新田村调查当地的文氏家族,后来备受瞩目的麦当劳研究并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研究对象做了这样的选择———是他在香港新田村做调查的老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们替他选了这个题目。在他和夫人华若璧(RubieWatson,人类学家,目前是Peabody博物馆的当家人)回访的某一天,当地的老朋友忽然热心地说要请他们夫妇去一家很不同的饭馆吃饭,说村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在那里就餐。华琛发现这家很不同的饭馆竟然是美国老家很大众化的、完全不适合招待客人的麦当劳。他有些疑惑地跟太太嘀咕怎么是这个地方,而华若璧则示意他“闭嘴”。华琛餐后反思:为什么香港的这些孩子们对麦当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会带他们去麦当劳?按照传统,人类学家应该去研究那些制度化的传统文化,比如祖先崇拜、仪式、象征符号等等,麦当劳这样的内容显然不是一个适宜的人类学的题目。但这些疑问一直盘旋在他脑际。于是,他开始对麦当劳感兴趣,逐渐转变了看法,并观察和询问当地的孩子们在那里就餐的状况和感受。如他在导论中所说:“在田野工作中,人们怎么生活,人类学家就怎么生活;人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们去哪里,你就去哪里。”3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金矿,一个解读和理解跨越民族—国家文化和全球化潮流的研究领域,并组织自己的研究生在亚洲主要城市分头开展研究工作。这样的研究不仅能从文化的意义上解析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是怎样受
259民俗研究2009.4到西方巨无霸的冲击的,从饮食和生理上预测中国孩子是否患肥胖症,而且为企业管理、跨国经营、市场开发、商业运作、营销策划等领域所青睐。他签名并送我的台北繁体中文译本(他对此译本出版并不知情,后来才发现了这本书)名字叫《饮食全球化》,为早安财经讲堂第24讲,封面不仅有比尔盖茨在香港吃麦当劳的经历,还有统一公司董事长、王品集团董事长的推荐,版权页的关键词则是“1.麦当劳公司(McDonald’sCorporation)管理2.饮食业-管理3.饮食-文化-东亚”4。华琛本人也常给学生讲,找工作时跟雇主谈各地的饮食和世上的美味有助于求职成功。而其研究的文化意义被列为第三。事实上,麦当劳研究业已构成人类学知识体系和分析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中,玛格丽特·米德构成了从美洲人的饮食习惯看到了食物研究的重要性,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尝试在食物语言建立普遍的意义系统,玛丽·道格拉斯解读了膳食社会符号,哈里斯则反对符号与结构的解释,从经济和生态的实用视角解析食物禁忌,萨林斯则分析了关于内部与外部、人类与野蛮的食物隐喻,这些研究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议题,成为食物与文化研究的经典。而华琛领导的麦当劳研究,如同ArjunAppadurai对印度菜谱书的研究一样,成为该体系中与全球化和当下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验主义民族志。在“全球化与文化”课程上,谈起他2000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中国的巨无霸冲击”,华琛言谈间毫无夸耀的口气。但他笃定地告诉学生们,在这份一流水准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人类学家,除了西敏司和他外,还没有第三人。这篇论文显然是他饮食文化与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只不过他的视野从香港转向了大陆。或许阎云翔对北京麦当劳的研究让他意犹未尽,或许他们在合作研究这个美国化快餐食品过程中把新的灵感和发现修成正果。文中提到,在北京街道两边,随处可见麦当劳、肯德基、哈根达斯、可口可乐等外来速食店。在香港,华琛对香港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学生们对麦当劳如此熟悉,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它来自美国。而阎云翔预见,同样的情况将在十年二十年后的北京、上海发生。西式快餐的全球化甚至带来政治冲突。当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中国学生联合抵抗运动,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首当其冲。好像这些大牌跨国公司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或突击先遣队。在华琛看来,麦当劳对中国的冲击和扩张,是几个重要社会文化变迁的联结点:其一,1992年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开放不久之后人们对外国尤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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