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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按时代先后排列如下：）1.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发现；2.云南元谋人的发现；3.陕西蓝田人的发现；4.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金牛山人的发现；5.广东曲江马坝人的发现；6.河北阳原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7.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8.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调查与发掘；9.湖南道县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10.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1.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2.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3.湖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遗址的发掘；14.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5.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6.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7.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8.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20.重庆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21.湖北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22.河南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23.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24.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25.上海青浦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26.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27.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28.湖北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29.甘肃临洮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30.青海乐都柳湾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31.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32.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33.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34.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35.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36.台湾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37.甘肃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遗址的发掘；38.河南偃师二里头村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39.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40.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41.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的发掘；42.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43.河南郑州商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44.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方国遗址的勘探与发掘；45.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46.江西清江吴城商时期青铜文化遗址的发掘；47.江西新干商时期大型墓葬的发掘；48.四川广汉三星堆商时期祭祀器物坑的发掘；49.陕西周原西周遗址的勘探与发掘；50.陕西丰镐西周都城遗址与墓地的勘探与发掘；51.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与贵族墓地的勘探与发掘；52.山西曲沃西周晋国贵族墓地的发掘；53.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上阳城与虢国墓地的勘探与发掘；54.山西侯马东周晋国故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55.河南新郑东周郑韩故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56.河北易县战国时期燕下都遗址的勘探与发掘；57.湖北随县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的发掘；58.湖北江陵东周时期楚都纪南城周围东周墓群的发掘；59.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王墓的发掘；60.湖北铜绿山西周至汉代矿冶遗址的发掘；61.陕西咸阳秦咸阳城及秦宫殿遗址的勘探与发掘；62.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的勘探与发掘；63.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与龙岗秦墓的发掘；64.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65.陕西西汉帝陵的调查及陵园的勘探与发掘；66.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67.江苏徐州地区汉代楚王陵的发掘；68.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69.广东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的发掘；70.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发掘；71.河南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72.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及贵族墓地的发掘；73.内蒙古居延汉代遗址与简牍的发现与发掘；74.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75.新疆楼兰汉晋楼兰古国都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76.新疆民丰尼雅汉晋时期遗址的勘探与发掘；77.河北临漳曹魏、北朝邺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78.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的发现；79.江苏南京地区东晋、南朝模印拼嵌砖画大墓及大族家族墓地的发掘；80.甘肃敦煌石窟的调查与发掘；81.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调查与发掘；82.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与发掘；83.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室及贵族墓葬的调查与发掘；84.山东青州龙兴寺古代窖藏佛教造像的发现；85.陕西西安隋大兴唐长安城址的调查与发掘；86.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87.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发掘；88.陕西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发掘；89.陕西扶风唐代法门寺塔基的清理；90.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公元4～8世纪墓群的发掘及文书的发现；91.黑龙江宁安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勘探与发掘；92.江苏南京五代南唐二陵的发掘；93.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94.河南禹县白沙宋墓的发掘；95.宁夏银川西夏王陵的勘探与发掘；96.浙江南宋龙泉窑遗址的勘探与发掘；97.陕西铜川唐至明代耀州窖遗址的发掘；98.西藏古格王国都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99.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探与发掘；100.北京明定陵的发掘。
原创】新密：溱洧之间，华夏之源(2010-08-03 09:30:52)转载分类：人文风俗标签：微卫星视觉摄影旅游旅行休闲影像风景文化历史新密市密县新密市原称密县，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称呼，据说县名来自《诗经-而雅》中的：“山如堂者密”一句。
1994年4日5日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密县，建立新密市。
近日去河南省新密市出差，学生尚文法夫妇驱车带我们一路参观了分布在该市的郐国故城、古城寨城址、郑国故城、溱洧交流处、新寨遗址、郑庄公墓等地，表明新密市境内存有一个庞大的古都群体，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多年来一直受到考古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2004年12月，李宗寅出版了《华夏探源——溱洧史迹考》一书，该书以多角度、全方位、大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溱洧地区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阐述了以新密溱洧交流为中心的溱洧地区，正是古代中国、华夏、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古城寨古城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周围。
城址为东西长方形，面积176500平方米，城墙内外有护城河，城内中心位置发现有大型宫殿基址和廊庑式建筑，城址规模宏大，城高沟深，气势宏伟，文化层丰富，保存完好，是在仰韶遗址基础上建筑的龙山时期的古代城址。
有转接认为，古城寨城址就是黄帝轩辕丘。
郑庄公陵墓。
郑国第三代国君郑庄公，生于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01年薨，在位43年。
他励精图治，平息内乱，开创了郑国的鼎盛时期，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因此，以他的声望，后人把他所葬的高地称为郑伯岭，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准确地说来，今天郑伯岭这一带的行政名称是位于新密市东南35公里的曲梁乡王岗村，郑庄公的墓就在王岗村东不远的田地里。
在人类历史的狭谷，总有一些先行者，他们披荆崭棘，敢于创造，敢于创新，他们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尤其是在智慧未启的洪荒时代，史前人类的创造更是可贵。
李家沟，历史教科书上将写进这个闪亮的地名。
以李家沟为代表的“新密人”与其创造的伟大的“溱洧文明”也将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2重大考古发现郑州地处中原腹地，西依嵩山，北临黄河，东面黄淮大平原，四季分明，水源丰沛，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图2-1）。
旧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绵延不断；新石器时代，形成了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大河村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其中仰韶大河村文化中晚期出现文明因素综合载体，河南龙山时期文明社会逐渐走深走实，为夏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夏商时期，郑州成为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区域，王城岗遗址、古城寨遗址、新砦遗址、花地嘴遗址、东赵遗址、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望京楼遗址、白寨商城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在秦汉及明清的帝国时期，郑州虽不是都城，但仍为畿内要区或经济文化重地，发挥着积极的枢纽作用。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这片中原大地上的文明不断传承和积累，留下了灿若星辰的文化遗迹，造就了郑州辉煌的历史文化。
经过文物普查，现在郑州有不可移动文物8000多处，其中史前及夏商周时期城址40余处，有4项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14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图2-1 郑州市重要古遗址分布图8图2.1.1-1 织机洞遗址远景图2.1.1-2 美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帕蒂一行到织机洞遗址考察910图2.1.1-5 织机洞遗址刮削器图2.1.1-4 织机洞遗址尖状器图2.1.1-3 织机洞遗址发掘地层2.1.2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的樱桃沟景区内，贾鲁河东岸的黄土台地上。
2011—201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
该遗址最主要的发现是多个文化层的连续堆积，代表10多个古人类活动时期；发现保存完好的古人类居住面，有多个火塘成组分布，火塘周围是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骨骼残片。
第2和第6亚层，均是当时人类的居住区遗存：第2亚层中部是一个含大量炭屑与黑色灰烬的火塘，其周围是动物骨骼残片与石制品；第6亚层的堆积更厚，在平面上可见4处火塘呈半环形分布，火塘周围也明显分布有丰富的动物骨骼残片与石制品。
21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
下面店铺为大家整理了21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用。
21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1、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简介：宁夏鸽子山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我国同类型地貌单元大量的文化遗物都是地表采集，很少发现有精确年代的遗址，因而对该地区文化演化特征的判定一直缺少明确的时空框架。
鸽子山遗址2014-2016年发掘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5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在鸽子山遗址发现了原地埋藏的磨盘，磨棒和典型的两面器与尖状器，明确了这类具有重要文化特征的遗物的时代属性;初步浮选与残留物获得了一些植物遗存，这对于研究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期古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乃至该地区的农业起源都有重要意义;出土了数件直径不超过2毫米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迄今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革新了我们对万年前人类认知水平和复杂技术能力的认识;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及疑似建筑遗迹为研究人类生存模式、生计能力和对气候适应行为以及居址空间利用提供了重要材料，其中发现的疑似建筑遗迹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同类型遗迹，可能是古人类滨水而居搭建“风篱”的遗存;遗址其中一个文化层处于一个极冷事件——新仙女木期，对于研究人类在这一特殊地理单元对环境极端事件的适应和文化特征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21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2、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简介：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原平坝县)。
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联合对遗址进行发掘。
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
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为进一步推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中国考古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之一。
自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中国考古学的十大重要发现。
1. 夏都遗址：夏都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
该遗址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有一个名为“夏”的王朝，夏王朝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三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2. 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文物，以及最著名的青铜面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巅峰之作。
3. 殷墟：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是商代时期的都城遗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 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陵之一。
秦始皇陵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帝国，陪葬了数千个兵马俑和大量珍贵文物，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帝国的建设和葬礼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5.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壁画和雕塑，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湛技巧和宗教信仰的深厚内涵。
6. 龙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临沂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化遗址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时期城市化进程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7. 楚墓：楚墓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楚国墓葬之一。
楚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和陶器，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木简”，对于研究楚文化和古代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8. 云南滇池古城：云南滇池古城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
滇池古城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南方地区古代文明的独特之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十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1、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2、河南郑州东赵遗址3、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4、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5、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6、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7、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8、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9、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10、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20131、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2、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3、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4、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5、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6、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7、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8、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9、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10、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20121、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2、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3、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4、陕西神木石峁遗址5、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6、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7、河北内丘邢窑遗址8、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9、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10、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11、河南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2、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3、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4、内蒙古通辽哈民史前聚落遗址5、四川宜宾石柱地遗址6、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7、辽宁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8、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9、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10、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20101、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2、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3、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一、旧石器时代有：芮城西侯度、芮城匼河、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2011专）、朔州峙峪、沁水下川（2011学）、陵川塔水河岩厦遗址（26000-19000）、吉县柿子滩（2012学）、蒲县薛关遗址（13550±150）、襄汾大崮堆山史前石器制造场遗址（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等。
匼河文化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遗址位于山西芮城匼河村。
1957年发现，1960 ～1980年多次发掘，出土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
石制品有砍斫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球状器等，研究者认为它们在风格上同北京人的石器不同，而与丁村遗址的石器属于相同的技术传统。
动物化石包含一些古老的种类，如三趾马和一种古老的剑齿象。
有的研究者据此主张匼河文化也许比北京人文化稍早；也有学者从地貌学角度分析，认为该文化的年代较晚。
在华北大石器文化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
吉县柿子滩遗址（2001）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址距今2---1万年。
位于山西省吉县县城以西的清水河沿岸，东西分布约10公里，面积约6万平方米。
1980年发现并试掘，2001年至今进行了连续发掘，共发现25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
发掘出成组的人类用火遗迹，修整石器的工作区等诸多人类活动的信息。
出土了上万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制作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还发现了石崖上残存的赭红色岩画。
石制品大部分以石英岩为原料，器形有削状器、尖状器、锥钻、石锯、琢背石片等。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以典型细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是研究中国华北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珍贵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夏县西阴村、翼城枣园、襄汾陶寺（2012专）、芮城清凉寺；另有灵石逍遥遗址（仰韶-二里头）、垣曲古城东关、翼城北橄、垣曲宁家坡陶窑遗址、垣曲下马遗址、临汾高堆遗址、临汾下靳墓地、太原光社，义井遗址、长治小神遗址、太谷白燕遗址等。
翼城枣园枣园遗址位于翼城县东部，地形为丘陵地带，遗址区西、南分别临近浍河上游的史伯河（滑家河）和浇底河，主要遗存分布在两条小河的交汇处东北的一条黄土梁上。
陶寺考古知多少作者：幼吾来源：《中华瑰宝》2023年第10期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是一个耗费数代人几十年心血的历程。
考古工作者一铲一铲将埋藏在陶寺地下的文化遗迹一点一点挖掘了出来。
2005年春节，山西某地两座尚未被发掘的古墓被盗。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两座被盗的古墓并非处于无人之地，而是位于一片正被发掘的考古区。
一群盗墓贼从一篇杂志文章中知晓了该地考古的相关消息，趁春节期间警备松懈之机，偷掘了这片考古区。
所幸“盗墓事件”发生后不久，考古人员立即对被盗的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将损失降到了最低。
这两座被盗的古墓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正是后来被推测为尧都的陶寺遗址的一部分。
从1978年开始发掘至今，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进行了40多年，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发现陶寺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虽然始于1978年，但早在1958年就已被发现。
它的发现与丁村遗址有关。
丁村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丁村，与陶寺村相距不远。
1953年，人们于丁村的沙地里发现古人类化石，震惊海内外。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继北京周口店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个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丁村遗址开始为世人所知。
1958年，适逢我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丁村遗址周边区域成为当地考古工作者调查的重点区域。
当时，就职于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在丁村遗址负责化石修复和模型制作工作的丁来普来到陶寺村进行摸排调查，在南沟与赵王沟之间的一片区域里发现了大量从未见过的灰陶片。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但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发现灰陶片。
因此，丁来普虽然意识到陶寺村灰陶片的独特之處，但对于其年代难下判断，只是做了登记。
这是陶寺遗址首次进入考古界的视野。
此后，受条件所限，陶寺遗址一直未被发掘，但考古界始终没有忘记它。
1958—1977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陶寺遗址进行了4次勘察，发现陶寺地下文化遗址面积巨大，达上百万平方米，推测其年代可能为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前）。
器上洋溢着的土著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有些器物上，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大大激发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商人对东方的经略，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模式?与取代它的周人经略齐、鲁时有何异同?甚而，重镇大辛庄及其周围，究竟哪些遗存属于“夷化”了的商人，哪些又属于高度“商化”了的夷人?外来者与土著如何相处?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
就太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
(许宏点评)迄今已两次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面积达15000余平方米，发掘西周时期竖穴土坑墓585座、车马坑24座。
大型墓随葬青铜器较多，部分青铜器如鼎式簋、三足盂、鸟形盉、青铜灯等器形非常罕见；在数十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最长的铭文110余字；在多数铭文中提到“霸伯”“霸中”，还提到“芮公”“井叔”“倗伯”“格伯”等等，为研究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霸”与“格”为同字异构，这为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霸和格国族的传世器物找到了归属地。
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
其人群应为媿性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
专家点评：揭示不见文献记载的霸国大河口墓地的发现，是继曲村墓地、横水墓地之后，西周考古学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
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大河口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
由于保存完好，可以为周代埋埋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多方面份额信息和重要材料，而其丰富的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大河口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
关于“霸伯”，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发现可补史缺。
此外，大河口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与近年发掘之绛县横水西周墓葬相同而与天马—曲村西周墓葬有别。
三处墓地风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彼此相邻，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
（刘绪点评）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揭露，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赵化成点评)6、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发掘领队：李裕群简介：吐峪沟石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佛教石窟。
据发掘与调查，吐峪沟两侧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地面佛寺遗址，是集洞窟与地面寺院于一体的大型石窟寺院遗址群。
新发现两座绘有壁画的早期中心柱窟(约5世纪前后)、附汉文榜题的早期壁画和一处僧房窟后壁满壁墨书的回鹘文，还发现了由沟底通向沟东、沟西北部两区石窟的道路系统，以及多处洞窟改建、维修、封闭等迹象。
这对解决石窟开创和使用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现的壁画题材新颖，前所未见。
出土的近万件多种语言文书残片（包括佛教写经、世俗文书等)，还有绢画、木器、雕塑等，对于重新认识土鲁番的历史文化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专家点评：影响吐鲁番历史的佛教遗址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
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好，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
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十分丰富的寺院遗迹，出土遗物的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些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及塑绘技法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崇峰点评)7、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掘领队：张蕴简介：北宋吕氏家族墓园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五里头村，系北宋文坛名士及金石学家吕大临与其兄弟大忠、大防、大钧等家族成员墓莹，也是迄今已发掘的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园。
墓园由墓园北沟、墓葬群、家庙遗址、神道组成，29座墓葬在墓园北部，以墓园中轴线为准，纵向排列关系，为“长子长孙”系列，同辈人的横向排列关系仍以中轴线上长房为中心，突出体现年长者尚左的观念意识。
家庙置于墓园南部入口内，神道位居墓园中轴线上，全长500米，将墓葬群与家庙连为一体。
600余件(组)随葬品，均为墓主生前用具或物品，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精致富足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
其中瓷器较多，以耀州窑瓷为主，兼有定窑、建窑、景德镇湖田窑产品；极具地域特点的骊山石制品中，豹斑石平底钵为吕氏收藏之唐代古物。
出土砖、石墓志铭二十四方、合，可了解北宋蓝田吕氏之起源及家族延续脉络。
专家点评：一个北宋士家的丧葬规划经过4年的持续发掘，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和神道、兆沟，揭示出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为北宋士大夫家族墓地的布局、风水堪舆和丧葬观念等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提资料。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
从司马光《书仪》、程颐《葬论》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和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
吕氏家族墓地的发掘从多个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获，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与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
（秦大树点评）8、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柴焕波简介：永顺老司城是历史上永顺宣慰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土司城址。
考古工作集中在城址本体、土司墓葬群的发掘和周边遗址的调查，弄清了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宗教区、墓葬区、苑墅区的分布情况。
宫殿区在城区北部，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
主体建筑处在正门大西门的中轴线上，区内保留有台阶、墙基、保坎、墙体、散水、排水沟等建筑遗迹。
衙署区在宫殿区南侧。
老司城宫殿区城墙及主要建筑为明代，城址废弃于雍正太年(1728年)的改土归流。
在明代修建宫殿城墙以前，老司城已经有很长的居住过程，地方史志上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修建老司城的记载，很可能是信史。
紫金山墓地是明代永顺土司的家族墓地，现已探明有土司及眷属墓葬三十余座，包括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
墓地还出土大量的土司墓志铭。
专家点评：不仅仅是土司制度的见证一种制度得以延续数百年，就必然会有其积极的因素。
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可以走出些“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境遇，宏观上能够把溪州土司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相连，微观上得以深入到当地社会的诸多细节。
老司城建立在一个地势陡峭的山地，依山傍水，因地制宜。
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比较清楚，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施等建筑遗迹丰富。
城内出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许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杭侃点评)9、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发掘单位：南京市博物馆发掘领队：祁海宁简介：大报恩寺遗址位于南京市城南，遗址得名于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
明代大报恩寺规模巨大，总体上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为寺院的主体。
对遗址北区的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界首次对佛教寺庙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揭露，较充分地揭示了大报恩寺的原有风貌。
在遗址最高处发掘了始建于北宋的长干寺塔基与地宫。
地宫深达6．74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深的佛塔地宫。
地宫中出土了以佛顶骨舍利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遗物。
其中佛顶骨舍利为北宋著名印度高僧施护所献。
它的发现，使我国成为佛教三大舍利一一佛顶骨舍利、佛指骨舍利(陕西法门寺)和佛牙舍利(北京灵光寺)的汇聚之地。
在塔基外围，发现了明代修建琉璃塔时搭建的“鹰架”遗存，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类似遗迹。
专家点评：首次发掘的明代皇家寺院这是我国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为研究明代皇家寺院的规制、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碑文记载由印度高僧施护携带来华）、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轰动。
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官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发掘还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李裕群点评)10、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发掘单位：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发掘领队：崔勇简介：2007年5月，南澳县云澳镇渔民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了一条满载青花瓷器的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瓷器，2007年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水下考古工作队对“南澳I号”进行调查和试掘，绘制出沉船海床面的平面、纵横剖面图。
2010年的发掘显示，沉船现存有十六道隔舱板，十五个舱位；现存船体长约27米，最宽的隔舱长度7．5米。
出水各类文物1万余件。
“南澳I号”是目前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调查和试掘的第一条明代沉船，也是保存最好的明代商贸沉船。
为研究明代中晚期海上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南澳I号”是目前我国最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其水下发掘和保护难题的解决方案成功运用于发掘过程中，为中国水下考古树立了一个标志性和规范性水下考古项目。
专家点评：我国唯一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这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深度开展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