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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究晋商、徽商的衰亡摘要：曾经一度辉煌的晋商、徽商会在近代迅速衰败与其制度变迁的发展息息相关。
本文从制度角度对晋商和徽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环境变化进行一个实证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非正式制度的变化过于缓慢而不能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制度失效。
关键词：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晋商、徽商久富盛名，一开始就以其独特的商业制度而在众多的竞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而这么辉煌的晋商、徽商会在近代衰败下去，也与其制度变迁的发展息息相关。
本文旨在从制度变迁层面探讨，晋商、徽商衰败的制度原因。
一、晋商、徽商的成功分析（一）吸纳儒家思想，行商过程注重诚信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出名。
其非正式制度的框架包括社会习俗、伦理规范和价值观等传统意识形态内容。
这些意识形态内容都不断在人们的态度、行为中体现出来。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民间的“崇商重利”商业传统作为晋商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对晋商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
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
（二）官商结合，依附官府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强大基础由于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晋商一直与政府紧密结合，追求共同经济利益，如明朝，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清朝，充当皇商拥有特权，为清政府汇兑军协饷等，官商结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有效性。
然而徽商在与官府结合的同时，又坚守诚信的经商理念，形成其独特的商业文化。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徽商在初期的发展中都尊崇儒家的伦理规范，也都依附官府作为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
这在初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晋商、徽商衰败原因分析晋商、徽商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形成并发展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民间商业模型，但又受到封建生产所有制自身特点的禁锢，由此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为核心具有双重特征的晋商、徽商非正式制度。
晋商与徽商的兴盛很大程度受益于这一非正式制度。
从晋商文化看晋商的衰败内容摘要：山西曾拥有繁荣的商业，却未能走上良性的商业发展道路。
本文从晋商文化的角度分析晋商衰败的原因，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是如何塑造晋商的意识形态、商业人格和商行制度的。
关键词：晋商晋商文化衰败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是晋商在经商立业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晋商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
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创造出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
那么，山西为何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究其原因，除了商业经营本身的高风险和其他外在因素之外，本文试图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
缺乏竞争的文化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与外来文化碰撞，以山西黄土文化为基础，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
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
“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
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晋商发家史一、起源与初创阶段1.1 初期阶段晋商，又称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集团之一。
其起源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宋朝时期。
当时，晋商作为传统的商贾阶层，从事着与农业和手工业相关的贸易活动。
晋商之所以能够在商业领域发展壮大，与其拥有丰富的商业文化、可靠的商业网络以及高度凝聚力的集体意识密不可分。
1.2 发展阶段晋商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早在宋朝末年，晋商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
在明清时期，晋商将其商业活动拓展到了全国范围，并逐渐形成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商业帝国。
晋商在明清时期主要从事煤炭、盐业、钢铁等资源性行业的经营，通过垄断和管理手段获取巨额利润，并通过商业贷款和信用拓展了商业版图。
二、商业经营模式晋商的商业经营模式包含了许多独特的特点。
2.1 家族企业晋商以家族企业为主要经营形式。
家族企业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管理层，通过严格的家族纪律和传承原则，确保企业的稳定运营。
家族企业经营的特点使得晋商能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影响力。
2.2 商业联盟晋商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联盟，通过合作与互助，扩大产业规模和影响力。
商业联盟不仅有助于晋商之间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担，还可以提高整个集体的竞争力。
2.3 资金运作与信用机制晋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灵活多样的信用机制，能够积极参与商业贷款和金融活动。
通过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晋商在商业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为其未来的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晋商的贡献与影响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贡献与影响不可忽视。
3.1 经济贡献晋商以其强大的商业帝国为基础，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煤炭、盐业和钢铁等行业的发展。
晋商通过自身的经营和管理手段，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3.2 社会影响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统治力量的商业集团之一，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
他们通过投资教育、修建公共设施等方式，改善了山西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
明清晋商的兴起及其衰亡明清晋商的兴起及其衰亡一、什么是商帮？明清有哪些影响较大的商帮？“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
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
作为一个“商帮”，应该是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第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按照这些条件，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山西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的徽商，与晋商同时兴起、亦被称为晋商小兄弟的陕商，临清、济宁、聊城、烟台这一带的鲁商，以龙游县为中心(包括常山、衢县和江山五县)的龙游商，西洞庭山(现在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浙江为中心的浙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
这十大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尽管时间并不相同。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崛起在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二、晋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明清晋商兴起于明初，其兴起原因主要是：第一、明政府为北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明初开中制是明代统治者为了军事目的而创设的一种招商代销制度。
由于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着盐的生产和盐的专卖权，可以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召商。
应召商人则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换取盐引（贩盐专利执照），然后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行盐地区销售，这套制度就称作“开中”。
M 丨经营管理J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代，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盛极一时，以雄才善贾饮誉海内外，创造了显赫的业绩。
当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日趋成熟的秩序，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现代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晋商长达5个世纪的商业活动有很多成功和值得借鉴的经营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的原则上，鉴别地把握晋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的精华之处，这对我们现代企业建设提供了很多现实性的启示。
一、晋商的成功之道1、善于把握商机是晋商崛起的首要条件晋商的兴起，始于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
所谓的开中制，与长城有关，长城是古代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驻守长城的经费每年要花费白银千万两以上。
山西行省本着为国排忧解难的原则，上奏了名为“开中法”的奏议，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草运往边防，奖励这些商人贩运、出售盐的凭证，也就是盐引，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领盐，通过售盐赚取利润。
军粮改为民运，为晋商的发财创造了历史机遇，晋商借势而起，不断发展，最终成为能与徽商抗衡的大商帮。
对我们现代企业而言，商情变化多端，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机遇，现代企业家不仅要培养长远的战略目光，更要重视和把握市场变化，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强抓先手，快人一步，掌握经营的主动权，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份额中占有一席之地。
2、晋商精神是晋商成功的内在动力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天寒地瘠，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成长的山西人，能从大漠风沙、崇山峻岭之间走出一条沟通四海财富的商业之路，与其开拓进取、勤劳刻苦的创业精神，帮靠互助、共同壮大的群体精神和义利并重、以义制利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
首先论其开拓进取、勤劳刻苦的创业精神。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大都白手起家，往来于“茶马之路”，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沙漠之北，千山万水，穿越沙漠瀚海，条件的艰苦难以想象。
晋商没落“两面观”：从晋商历史中品出当代价值作者：任慧媛来源：《中外管理》2018年第10期历史总是沿着我们不希望的路径发展，晋商的好景终究是过去了，后期走向没落的那段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与回味。
晋商为什么没落了？提到最多的无外乎内外两个原因。
传统的内部封建统治的压迫掠夺和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国际国内形势给晋商带来了巨大冲击；“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偏好盖房置地，使资本流向土地，无意创新；思想保守，墨守陈规，没有及时转型为现代产业贸易，同时错失票号改组银行的多次机会，与时代发展的脚步不合拍，等等，说法不一而足。
一切都事出有因，各种分析都并非全面与绝对，这其中我们不妨用几处辩证的观点来审视这段荣辱兴衰。
是思想保守还是商人产权缺乏保护？晋商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创新史，无论是抓住明政府开中制的机遇而崛起，北上蒙古、俄罗斯，东渡日本开拓新市场以及创立票号、开中国现代金融业之先河，还是令今人叹服的各种经营制度与组织创新，都无不体现了晋商的创新与冒险精神。
所以，晋商思想保守导致四次错失票号改革机遇之说，其实与晋商崛起与发展中的创新、冒险精神是不相吻合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后期晋商们不愿意创新而且是整体都不愿意创新了呢？对于晋商而言，企业家创新利润一直受到各方攫取，这其中既有外国列强的霸占，匪盗的掠夺，也有封建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明争暗取。
当一方或者各方的攫取大大超过了企业家的“可容忍”限度，那么企业家就会“关闭”自身的大门，相应的创新也必然随之消失。
同时，晋商不得不寻求产权保护的某些替代方式，尽量减少产权被攫取的可能，比如偏好买田置地、建设奢侈大院甚至窖藏金银等变现性较差的资产。
显然，土地比黄金更难被攫取。
而对于深谙经营之道的晋商来说，当然知道土地等变现性较差的资产形式，收益肯定是低于商业经营，但是当时形势所迫，实属无奈。
这不仅使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商业扩展的资本“沉淀”下来甚至“浪费”掉，而且严重打击了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扼杀了晋商的发展动力。
晋商的衰落作者：张云棠来源：《活力》2014年第17期[关键词]晋商；衰落；分析晋商的衰落大体上始于1905年开始的慈禧“新政”，急剧衰落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
曾经创造了“贸易天下”、“汇通天下”和“富甲天下”辉煌的晋商，为什么会在清末民初急剧衰落？这个问题至今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汲取晋商的经验与教训，把握商业与商人发展规律，促进我国现代产业与企业家的健康、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天演论”的晋商衰落原因一般分析探究晋商衰落原因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凭直感，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
笔者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应当是分析揭示晋商衰落原因的理论依据。
“物竞天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其本意是：生物是相互竞争的，能够适应自然及其变化者就被选择存留下来。
二、晋商丧失“物竞”能力的深层原因分析（一）晋商极度辉煌后产生了守成求稳思想“自甲午、庚子两役之后，为票庄极盛时代。
”（韩业芳，2008）极度的辉煌使晋商“执当时中国金融界牛耳”，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享有“富甲天下”的美誉。
但是，这也使得当时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变得利令智昏、盲目乐观、刚愎自用，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恐惧抗拒，以致慈禧实施“新政”和辛亥革命成功后，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然留恋刚刚过去的辉煌及其经验，固守“包养（质押）员工家属”、“债务全额赔付”等传统做法，拒绝进行组织和制度改革，终被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淘汰。
（二）长期恪守相与文化后形成了思想僵化由于晋商兴起之初以长途贩运为主，为了提高在外地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晋商采取老乡成群结伙外出经营，在外地同乡商户自觉结成商会，同乡商户相互礼让、相互帮助等办法；为了控制派外员工对商号总号和东家的忠诚，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晋商采取只任用同乡，包养和质押派外员工家属等办法。
这些都促成了具有高度认同的相与文化。
论晋商大家族的兴衰摘要晋商，顾名思义，晋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简称为“晋”。
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
“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关键词：晋商票号兴衰在上了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金融这门课后，颇有感触，那么本文就研究一下晋商各家族大院的兴衰，本文从太谷曹家，祁县乔家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来简单的了解那个时期晋商的发展历史。
了解山西的晋商文化，可以选择参观山西的诸多的晋商大院，如太谷曹家三多堂，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那么本文简单的论述一下山西的几个有名的大院的家族兴衰史。
要了解晋商的大院的兴衰史，就要先简单的了解一下晋商的兴起原因，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1.明政府为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推行开中制（明代统治者为了军事目的而创建的一种招商代销制度），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2.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要冲，具有有利的地理条件。
3.明代山西盐铁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4.晋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
首先，本文就太谷的曹家三多堂的兴衰史做出分析：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
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
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
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
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后来又在沈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
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开始了向外业务的扩大。
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封建王朝下的经商是一种不怎么稳定的职业，并且官压商。
国家遭遇危难时，大多数的战争经费还是由经商的人来凑齐，或是被国家征调。
至于物流方面，与总体的国情有关，交通的不发达造成了各地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因而货物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快速有效的到达。
就明清而言，交通的不便利是阻碍商品运输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清末，火车的流行也未能带来一定的变化。
主要还是思想的根深蒂固造成，认为洋人的东西是不保险的，所以对于火车没有进行有效的利用。
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第一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衰落原因探析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
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其富甚于新安。
”[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
[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
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
《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
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
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
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
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
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
山西的“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
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
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
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
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
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4]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
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
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
[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
[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
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
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
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
[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
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
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
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
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
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
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
[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
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
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
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
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
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
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
[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
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
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
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
[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
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
[15]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