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第二节

1 《现代社会学理论》 第二讲 功能主义 第一节 何谓功能主义 一、系统（system）  对一种研究对象的构成性质和存在状态的本体论假设。  一种具有普遍渗透性的实体，高于所有的个体，并与其对立，系统先于部分而存在，并不为后者所改变；  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稳定的、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每个部分不可能单独地发生变化，如果某一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会产生连锁反应。  这种关系决定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决定了系统不能化约为其部分。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结构和形式，必须从它们同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关系角度出发来说明。  帕森斯认为“系统”有两个基本的特性：（1）系统与环境相对而存在，有一定的边界，这个边界既是相互区分的标志，又是信息

2 交换的通道。  （2）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组织、自我调控（self-regulating）的能力，以适应环境之变化，在环境面前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性。 二、从系统到功能  系统的上述特征引出一个问题：系统是如何维持的？莫顿认为，系统肯定有某种或某些机能来调整系统状态，使其适应环境之变化。这个“机能”就是“功能”。  功能的概念牵涉到观察者的观点，而不必然涉及参与者（当事者）的观点。社会功能系指可见及之客观后果（observable objective consequences）而不是主观的意向（subjective dispositions）。（Merton,R.）  对于帕森斯而言，“功能”是一个理论的概念，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想象宇宙的视角，一个分析的工具。“功能系指对于决定生命体系运作的诸般条件加以理论上的构作。这些条件是有关此系统稳定或不稳定，存在或者灭亡。及其寿命等等。”“‘功能’概念因此牵涉到某一类生命系统的一般特征，及其与一种或多种环境间的关系等较大的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功能概念最为关切的是：在生命体系中，某种在经验上可资辨认的结构与过程，其存在与特性有些什么后果。当然，还包括所指涉之结构与过程产生的条件，以及发展或持续的可能性等等的考虑。”

1  第二讲 法的演进

第一节 法的产生

一、法律产生的原因

（一）法律产生的经济原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经济，社会分裂为阶级，从而根本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原始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法律产生的阶级与政治原因及其他因素

在三次社会大分工所造成的深刻变化面前，氏族制度的解体成为必然。私有制的确立摧毁了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原始社会的管理机关——氏族和部落议事会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原始的氏族制度最终被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由职业官吏所组成的，以有组织的暴力为基础的特殊公共权力所代替。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机构。

另外，法的产生，除了经济、阶级根源外，也还有其他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例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也比以往原始社会愈以复杂和增多。为了处理这些事务，原始社会中的极为简单的习惯已不再适应，因而就需要一种新的行为规则，即法律，等等。

（三）法与原始社会氏族习惯的区别

法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规范体系，与原始的社会习惯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主要区别是：

首先，两者体现的意志不同。

其次，两者产生的方式不同。

第三，两者实施的方式不同。

第四，两者适用的范围不同。

第五，两者的根本目的不同。

二、法律产生的过程

法的产生也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规律。

第一，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从个别调整逐步发展成为规范性调整，即不是对特定人、特定事的调整，而是对一般人、一般事的调整。这从下面的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例子可以得到说明。

事例1

古代西亚楔形文字法的主要法典—“苏美尔法典”第一条：推撞自由民之女，致堕其身内之物者，应赔偿银十舍客勒。„„第九条：倘牛伤害栏中之牛，则应以牛还牛。

从事例1苏美尔法典的条文可知，法律萌芽之初，对行为的调整是针对个别行为进行的。在法律调整的实践中，随着偶尔的个别行为演变为比较常见的行为，进而在个别调整基础上形成人们共同遵行的行为规则，调整着大量同类的社会关系，个别调整便发展为规范性调整。规范性调整为某一类社会关系提供了行为模式，它相对地使人们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左右，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1 第二讲 不等式的恒成立与存在性问题

[本讲综述]

不等式恒成立与存在性问题是历年来高考的热点，特别是以导数为背景的题型更是在高考中频频出现，这类问题涉及的知识面广、综合性强、能力要求高. 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等价转化为求函数的最值问题，通过转化使恒成立与存在性问题得到简化.

第一节 单变量不等式的恒成立与存在性问题

[知识导航]

一、单变量型不等式的恒成立问题

1. 在不等式恒成立条件下求参数范围的核心方法

在不等式恒成立条件下求参数的取值范围，一般原理是利用转化思想将其转化为函数的最值问题或值域问题加以求解. 在转化途径上，可采用“分离参数法”或“不分离参数法”直接移项构造辅助 函数的形式.

由函数最值的求法及极值的定义可知，函数在区间上的最大（最小）值点若不是区间端点就是极大（极小）值点.

对于是否分离自变量与参变量，取决于最值点在区间端点还是在极大（极小）值点.

（1）直接移项法

若区间端点代入到不等式中，不等式的左右两边相等，一般不分离，即转化为直接求函数的最值（例如当0x时，01)(2axxexfx恒成立，求a的取值范围.将0x代入到函数中，得到0)0(f，不等式左右两边相等，因此不分离自变量与参变量，直接转化为0)(minxf）.

（2）分离参数法

若区间端点代入到不等式中，不等式的左右两边不相等（或区间端点代入到不等式中导2 致函数无意义），则需要分离自变量与参变量，因此此种情形下，转化后的函数最值在极大（极小）值点处取得，而不是区间端点. 分离自变量与参变量的作用在于有效避免对参数的讨论.

2. 恒成立问题与函数最值的相互转化

（1）若函数)(xf在区间D上存在最小值min)(xf和最大值max)(xf，则

axfaxfmin)()(

axfaxfmax)()(

axfaxfmin)()(

axfaxfmax)()(

（2）若函数)(xf在区间D上不存在最大（最小）值，且值域为),(nm，则

1 第二讲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理基础

第二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心理基础的形成及表现形态

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理基础同样如此，自然有着她自己成长所需要的独特的诸多背景因素，有着她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基因。同样也具有她“特立独行”的表现形态。

一、独特心理根基的形成

似乎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所以出现无讼这一追求，是中国人独特的心理原型在起作用，这种原型起作用是自发性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原型的瞬间再现就是理性模式重新还原为感性。”无讼的理想和厌讼的心理与其说源自利益的考量，不如说更多地是来自于中国人文化原型在中国人心理中的突然“显灵”，使中国人重新回归为“真正的中国人”，进行一种感性的思维。无讼与厌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们有着相同的中华文明的血统，并且很难说二者谁产生在前，谁产生在后，它们就象一对传统文化的“孪生兄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正是人们往往不对二者进行区分原因之一。另外，无讼与厌讼也是中国“礼治”文化区别于西方的“法治”文化的十分显著的标志。二者的产生和长成有着基本相同的“经历”。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给了厌讼和无讼产生以独特的土壤。古代中国人由天道—自然—和谐的信仰出发，创造出一整套与众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处理纷繁的人际关系时，他们把宇宙的和谐奉为楷模，力图创造一个合乎自然的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人道和天道并非全无干系，它们相通乃至相合，天道就在人心之中，并且是人际全部道德的最后依据。而无讼正是社会和国家和谐的表现，并且这种文化的集体取向使得民众2 具有很强的自律性，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生活，很少发生纠纷；而在发生纠纷时，又极具忍耐力，强调“息事宁人”，使纠纷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在中国这个“乡土社会”里，人们依靠的是“礼”而非“法”来主动或被动地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其次，它们的产生有着相似的现实根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其辽阔的疆域是历代统治者要维护其统治所必须面对的自然挑战。“事实上，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行政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受到限制。因为除了势力强大的氏族本身之外，行政还遭遇到村落组织的自治体之对抗……‘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在此前提下，中华帝国的法律于司法的实际运作就是在官方和民间各有所司、既合作又有对抗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如柯恩(Cohen)所举例说明的：第一，一审法院都被设在各县城和各郡，远离大多数民众的村落，出庭的费用和住宿费很高，因此，没有金钱和时间就不可能进行诉讼。第二，民众对法官有不信任感。凭良心、有良心的法官凤毛麟角，法官大多数堕落、残酷无情、怠慢、武断，并容易为个人感情所左右。第三，上述不称职的法官在办案过程中都离不开书记员、听差、秘书的辅佐，但是这些人因贪酒色，腐败堕落、无能而傲慢，而臭名昭著。第四，民众在法院往往遭到侮辱性的白眼。私事被暴露，受小吏的欺侮。……不用说胜诉者和败诉者之间，甚至连他们的后代之间，也会长时间关系冷漠。这些从现实上，排除了当纠纷发生时人们首选诉讼的模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当纠纷发生时，人们会尽量避免将事情通过“官府”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要求，长期而稳定的农业经济，以及自古如是的广阔统治疆域等因素（政治因素在下面另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共同合力形成了无讼和厌讼的传统，使中国形成了迥然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思3 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其历经千年的发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终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的独特政治文化，而“礼既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自足以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臻于治平。”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中国的传统是“好古”的，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尧舜之世，正是无讼社会的一个典范。而无讼的政治思想在纠纷解决机制上的反映就是：无讼。孔子曾以：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其无讼（《论语·颜渊》）作为他的施政纲领，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兴亡一人之狱矣。”这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