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回忆过去？———余华《活着》中的时间建构与记忆讲述◎孙心怡 刘 艳内容提要 余华代表作《活着》具有独特的时间建构与记忆讲述特征。
小说将自然的时间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呈现了人物生命历程的绵延流淌，及其在“活着”与“死亡”之间摇曳的姿态与一根头发负起千钧的坚韧力量。
一方面，在讲述之中，福贵对牛的命名与呼喊在共时性层面赋予讲述以历时性意义，遵从时间的自然规律，体现出伯格森的“绵延”意味；小说故事层与话语层的“两个福贵”，体现出海登·怀特的“言辞结构”以及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对“小历史”的重视，在“生活”与“幸存”之间消解了“生”与“死”之间的决然对立，也使得叙事本身拥有了中国气韵的生命力，从“说”的角度体现了记忆的疗愈作用。
另一方面，在讲述之外，处于“忘年之交”对话关系的采风者和福贵之间，存在着两层聚焦的叙事关系，结合英加登的“不定点”理论，展现时间整合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生命的理解的深刻力量；通过对阳光、黑夜、大地的相关讲述，展现“向死而生”的生命态度。
同时，小说也引发了对“记忆讲述”方式及“过去”之意义的更深层追问。
关键词 余华 《活着》 时间建构 记忆讲述 叙述眼光〔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１２－００６７－１２ 研究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史，会遇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中不约而同出现“三头牛”，分别出现在贾平凹的《废都》（１９９３）、陈忠实的《白鹿原》（１９９３）以及余华的《活着》（１９９２）当中。
《废都》中庄之蝶的牛具有深刻的思想，甚至通晓人类社会的生存命运；《白鹿原》中的牛，与具有象征意味的“鹿”相对应，暗含着某种神性的启示。
与前两者不同，余华笔下的牛是以一种偏离了余华原本的先锋姿态来呈现的。
牛仿佛能通人性，听懂人话，但是牛不再拥有近乎神性的意志与力量，牛也不再承担见证一整个村庄、一整段人生浮沉的使命。
视界观 OBSERVATION SCOPE VIEW52艺术创作中真实与现实——主题性美术创作艺术性的思考劳政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摘 要：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以图像写实是普遍要求，写实在21世纪已经不再单纯是对现实的模仿，变得宽泛和开放。
本文从20世纪主题性美术创作艺术真实内涵流变谈起，论及近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现实”进行辨析，指出艺术真实是借用图像写实对现实进行诗意再现。
关键词：主题性美术创作；真实；新闻价值；对策研究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主题性美术创作一直以来都担负着再现历史与时代现实的使命，通过当代人文思想反映和再现历史与现实，关注民族大义、平民个体与自然的表现形式。
在经历了现代派艺术对主题性美术创作本体价值的追问后，如何在今天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和反思历史与现实，如何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多元化艺术形式并存今天，与时俱进的理解主题性美术的艺术性，如何艺术的再现历史和现实，使艺术家主体情感与集体情感产生共鸣，成为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中艺术家所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主题性美术创作对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影响深远，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节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梳理，有助于我们对其艺术性深入理解。
新中国成立以前（1931年-1949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民族、党派、政权的共同任务，号召全民抗战，激发抗战热情成为了特定时期下绘画作品共同的核心主题和意旨，这个时期也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最初确定主体地位的时期。
这个时期不仅诞生了号召全民抗战的《七七号角》《怒吼吧中国》等，又有反映压迫的《放下你的鞭子》以及反映民生的《流民图》[1]。
版画作为小画种更是在大时代担当起抗战宣传、战争描绘和讴歌解放区新生活的重任，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宜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
如今，我们反观此时期的作品，由于画家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和创作环境，大多数作品都很难在技术上让人叹服，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艺术性。
116我们所常说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当时的新中国美术面临两个重大课题：一是如何以宏大叙事与崇高性审美风格来表达中国共产党乃至近代以来进步力量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而奋斗的历史；二是如何通过描绘工农业成就来构建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形象。
为适应这两大课题的要求，新中国美术不仅在题材、主题历史与时代的艺术坐标□ 陈 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40年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创造了追求崇高和英雄主义的叙事风格，正因为其崇高性与历史感，我们称之为“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新中国最早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开始于1950年。
这年1月，南京率先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
同年5月，中央美院也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
其中著名的作品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胡一川的《开镣》等。
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
195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创作，此后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历史画和雕塑作品，如吴作人的《过雪山》、李宗津的《飞夺泸定桥》、罗工柳的《地道战》、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王朝闻的《刘胡兰》等。
第二次集中画家力量进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在6年之后的1957年。
其中，高虹的《毛主席在陕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冯法祀的《刘胡兰》都是美术界所熟知的作品。
除了1951年和1957年的两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外，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和1961年还由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全国的画家进行了两次重大题材创作，出现了如石鲁的《转战陕北》、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潘鹤的《艰苦岁月》、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这样的经典作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涌动新的思潮，也对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
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创作手法、风格形态乃至主题选择上都出现了新的动向，而且也形成多元、丰富、繁荣的局面。
